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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作为反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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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

滕彪:作为反抗的记忆
为《不虚此行》写的序言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人员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异议人士。

这些还是对劳教的一般印象。法律人也许多知道一些历史、理论、政策方面的背景。就像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的了解一样,往往满足于外在的印象或流行的说法,我们没有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细节、情节、真实的情感和人的命运中去,像战争、灾难、革命、牢狱、屠杀、酷刑这类话题,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这些血腥、悲惨和邪恶的内部。

好的文学作品直面这一切。尤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对我们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我们身边的事情未曾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关于劳教的亲历和见证,它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只是有关劳教的,它包括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的更广阔的领域。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维权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劳教。她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的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这种作见证的渴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得以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反酷刑公约,但酷刑仍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同样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类至今仍在实施的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早已跌破文明底线。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为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是对自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大群人的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些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本书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对身体的日常”规训”、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由北京市劳教局规定的管理制度和调遣处制定的”规范标准”,根本就是为了折磨人、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

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拖鞋、牙刷等物品要在床底下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女劳教人员要面朝警察低头弯腰90度、男劳教人员要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就训话:”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为了达到”教育改造” 的目的,而是为了把人训练成非人。这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随时随地会有人被责令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停止购买食品、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一次野靖环被训斥”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副大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那个随时工作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被安排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

“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的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卢静一直哭着说。

我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

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卢静被整怕了,她变了,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受害者成为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被关押者监管、殴打、虐待同类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正式工作人员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对被关押者如此,对管理人员也如此。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不仅仅在象征的意义上;劳教所也是政治体制的缩影,劳教所残留了很多极权制度的毒素,像当下中国社会一样。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这从本书中,从真正的见证文学作品中,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这点改变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在抗争时,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她又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而被迫放弃。同时,她尽力发掘其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

作者评论调遣处的女警察:”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的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给有关劳教干部写信:”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学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

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言说,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百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是为序。

2009年11月于深圳

(野靖环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