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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抱大腿外交,英国外交转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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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在线总编、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曾飚。

英国外交转向,笔者称之为抱大腿外交。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英国遭遇高额赤字,恢复乏力局面下,努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对象。

11月初,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国之行,并没有在中国引起特别大的反响,在英国却极受关注,尤其是10月份,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中国人权议题重新提起,把卡梅伦访华放在了“利”与“义”的选择中。

但是,英国强调的是,这次访华,派出了50名高官和贸易代表。相对应的,中国也更多将其视为一场豪华贸易代表团,而不是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盟友,即使如此,此次豪华贸易代表团来访,达成的最大的合同,也只不过是劳斯莱斯向中国出售价值18亿美元的发动机,就在卡梅伦抵华三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突访法国,送去的近160亿美元空中客车的订单。

在访华之后,卡梅伦又出席了G20峰会,与2008年伦敦峰会相比,当时首相布朗有地利优势,呼吁全球救市,是英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少见的领袖风范展示。然而卡梅伦仅仅是首尔的过客,英国本土政经界,对他访华的期待,也远远大过在G20的表现。

这次卡梅伦访华,更多的像是在传达善意,而非达成实质成果。须知从1998年布莱尔第一次访华,至今已经12年了,还有多少善意需要重复?英国某些保守的政商届人士,已经在问,中国对未来英国价值何在?早在9月份,素以分析和报道中国财经新闻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就对中英之间的经贸发展,做了一个悲观的分析。也许英国在向中国这个大客户靠拢时候,需要思考一下,自己能够给它带来什么,以何种方式与之对话。

英国的对华价值

2009年初,英国政府发布了《中英合作框架》,和一些政府文件一样,受到过媒体短暂的欢呼。随着工党政府下台,保守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推翻了前任政府多项政策,但是对中英关系发展基本上延续了新工党的政策。但是,自民党作为第三大党,今年幸运入阁,本身智囊机构在外交上眼光仅限于欧洲和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思考不多。

主导联合政府外交的是保守党。传统的保守党外交思维中,中国,甚至东亚都不在其视野之内,英国外交所要考虑的,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最后的是英联邦。自从香港回归之后,英国对中国了解的大门,实际上是封上了一户窗子,本身香港移民本身的构成,并不足以向英国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1999年之后,英国开始向中国有意识地输出自己的高等教育,大量中国留学生到来,使得他们意识到一个新兴的经济国家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然而,在期待经济成果同时,关于卡梅伦是否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是否公开提到刘晓波的名字,都成为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以笔者对月初英国媒体分析,真正有分量的分析,是来自英国前商务大臣和新工党元老曼德尔森。曼德尔森也许是英国目前在处理中英贸易问题上最有经验的政客,在2004-2008年间,他当任欧盟贸易专员,2007年,与当时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就中国纺织品出口有过直接交锋。

曼德尔森在《泰晤士报》分析,轻描淡写地避开了人权话题,而是给英国打气,强调英国虽然在贸易上相对弱势,但是英国在欧盟中的特殊地位,一个若即若离的重要成员,至少在两个方面,中国需要英国支持,一个是让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外一个是说服欧盟对解除中国武器禁运和高科技出口。曼德尔森的分析,相当切中要害,这也是今天英国自认为,在对华交往中自己最有身价的地方。

人权外交的衰退

卡梅伦访华,如果不谈人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华叩头行为。或许被认为英国外交一种含蓄低调的风度,这种在权衡利弊之后的拿捏,英国人做得很有分寸。

第三种可能是人权外交,目前在欧洲进入了一个低谷阶段。人权作为成为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第一是各个国家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之后,签约国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提出评估和改善建议。英国外交部每年发布的《人权白皮书》,都会做类似工作。在2009年的《人权白皮书》中,中国人权状况就收到了特别的关注。同样,中国作为《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和建议。

第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外交在欧洲受到重视。“拥有伦理实力的欧洲”(ethical power Europe, EPE)提升了人权议题在外交中作用。在这股思潮认为,欧盟在国际社会中是具有行善的能力和实力,将国际社会推向“全球性共善(global common good)”。

90年代后期正是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在外交上大力鼓吹“新干涉主义”,在科索沃战争中,将这个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股思想与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相互呼应,布莱尔当年在国际外交上展现了英国外交光辉的一面。即使9•11的小布什政府,布莱尔也同样把“新干涉主义”嫁接到反恐战争中去。2003年,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也显示了这种道德优越感。

在这两个时期,英国的外交充满了浓厚的理想色彩,换来了与美国在80年代里根-撒切尔在国际舞台互相唱和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光环消退,反恐战争身陷泥沼,极端伊斯兰组织无法根除,在英国,也在西欧内部,政治家和民众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宽松的“多元文化”是否过于理想化,他们要为一个“拥有伦理实力的欧洲”支付多大的成本。

反思之下,西欧政坛的右转是一种调整,从法国,到意大利,到荷兰,到瑞士,保守主义政客逐渐受到欢迎。在英国,虽然没有出现欧洲一些国家赤裸裸的右翼势力,但是英国人很明智,也很务实地对移民和相关福利政策进行全盘的反思。这正是当前主导政府的保守党正在做的是事情。

如果仔细聆听,此次卡梅伦访华,在人权和中国发展问题上表述,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内容,所传递的信息更多是承认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了自己成绩。假如这也算在卡梅伦访华在谈人权,肯定不是原先所期待的那种“伦理实力”在发言,而是经济动力。

英国外交转向

回到英国之后,卡梅伦发表演讲,宣布英国依然是世界舞台上的关键玩家。这是英国人的外交观,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在面对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英国外交必须面临一个转向。事实上,关于英国的外交转向,在卡梅伦上台前就已经在英国智库系统展开讨论。英国皇家外交学会,在今年7月份发布了系列外交政策研究报告。

这系列分析结果,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向新兴的经济体靠拢,拓展外交议题,包括能源、贫困、气候等等。作为一个中立的外交智库,英国皇家外交学会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少了党派色彩,更多代表英国民众的意见。他们与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的调查,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英国民众和学界对于英国外交的看法。根据这项调查,英国民众目前目前最看重的是中国、土耳其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最愿意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英国外交转向,笔者称之为抱大腿外交。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英国遭遇高额赤字,恢复乏力局面下,努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对象。

在另外一方面,英国极力避免公开表示对美英关系失意,失去了过去“特殊关系”的地位。但是自从布莱尔之后,这个趋势很明显。上任首相布朗与奥巴马并没有达成良好的私人关系,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副首相克莱格先后访美,与希拉里也是泛泛之交,克莱格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亲欧反美派。在对待欧盟问题,英国传统的“疑欧”立场,是保守党外交的一个特征。就在今年8月份,卡梅伦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与德国唱对台戏。

即使是在英国政界,配合外交转向,需要人力和知识储备。在英国议会中,跨党派的中国事务小组扮演了一个政策小组的角色。2009年,应邀访问西藏的代表团成员,就是在这个小组中。根据笔者了解,他们对于中国并无专门的知识,很多意见表达,主要通过接触的中国友人或者秘书助手的整理,因此凭心而论,他们的意见观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英国政府角色,实在值得怀疑。

在此次卡梅伦访华之中,英国媒体在中国人权领域的高度关注,却没有产生实质性对话。而对更为关键的环境、绿色能源技术的议题,少有人提及,有点令人遗憾,也许恰恰反映了中英外交热情很高,底子很薄的尴尬。

原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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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Zeng 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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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