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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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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周恩来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

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

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先生新书《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收到何方先生寄来的这本新书有些日子了,收入其中的一些文章曾在《炎黄春秋》等杂志上看到过,集中在一起还是不同。除了研究张闻天和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之外,他对李一氓、李慎之、宦乡、陈乐民等老友的回忆文章,也都提供了他独特的视角。

他同时寄来的还有他的旧书《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作为国际问题专家,这位曾在外交部追随张闻天工作多年的老革命,他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以及他提出的理论,据说已被官方说接受。其实,何方先生最重要的著作还是眼下只能在香港出版的那两本书,一是他的《党史笔记》,一是他的口述回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正是这两本书的出版,“年逾八旬的何方先生一下子走进公共空间”【丁东先生语】,成为“两头真”一代中受人关注的长者之一。

那两本书,我都曾写过一点感想,在《凤凰周刊》等杂志上发过:

何方颠覆了“中共党史编撰学”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够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是“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 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著,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