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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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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总之,对于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要综合考察,然后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西班牙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引发了我许多感想。我深切感到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极富现实意义。

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成立“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虽然有各派力量的纷争,但是,在主张共和制的温和左派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右派之间,分歧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解决。可是,后来,在两个国际集团即法西斯集团和苏联第三国际的操纵下,西班牙社会向两极分化。这样,在左的极端分子和右的极端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间力量被排除掉,以致不管哪一派取得胜利,都会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事实是极右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对左派人士的血腥镇压和将近40年的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然而,如果是极左派取得成功,又如何呢?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即使左派取得胜利,后果不一定比弗朗哥的专制统治更好。奥威尔是作为一位英国左派人士满怀热情投入西班牙内战的,可是,由于他参加的 “国际纵队”“列宁营”被莫斯科派来的肃反机构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控制的组织,他陷入了左派内部残酷血腥的派别斗争之中,险些被整死。奥威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写出了入木三分地揭露极权主义的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对于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苦难以后,左右双方的一些领导人都觉悟到过去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极端的做法。在1975年弗朗哥死后,在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与经济振兴。

打破“两暴怪圈”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我认为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