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施卫江:温家宝作秀与中国伦理精神

p101018101

p101018102

我们的“总设计师”,当然也不会遗漏掉演出的把戏,“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为此抢尽了风头,大学生们纷纷打出“小平,您好!”标语。可是那个年头有几个人去怀疑:“总设计师”与“儿子”在政治学角色上的相互矛盾!二者怎能并存?尽管语义上都只取其象征,但却也预示着往后日趋剧烈的内在对抗,以至于炮制出“总设计”图纸竟然为:动用坦克机枪去对付“父母亲”的和平请愿!

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凡是纸面上,口头上的都须是响亮诱人的,但需与社会现实脱离远远,这才是符合中国人的本性,这正是当今温家宝所擅长的,这正是表明了中国之路还处于“初级阶段”。

近期,总理温家宝每每亮相于聚焦镜头下,辄借机高调大唱,空炮频放,依然收尽赞誉之声,余音绕梁,却道明了国粹民风。

最近一次是在9月23日的纽约联大,温家宝在回答CNN记者专访时候,有如下答话:

⊙温将政治理念总结成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过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正义,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温:“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温又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相比之下,这些讲话要比前一段时期的讲话来得具体实际些,但是作秀表演的本质并无二致,都是诱向食客的“空心汤圆”,徒有垂涎的外观,但总是不乏欣赏者,感恩怀德的大有人在。8月视察深圳以纪念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第五次对政治改革表态,“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引起海内外人士热议,至于宣誓式语录“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赢得了中国媒体的交口赞誉,唯有自由派人士余杰,以牛虻般的螯刺警示世人:“中国影帝”是也。

回顾中国的政治舞台史,作秀表演不算新鲜,只是当今温家宝的作秀蕴涵普世价值,具有时代精神,目标显得具体明确些罢了。时间越是久远的,就越是空虚泛泛,大而无当,但煽情却越能起波澜。

相对于小人物的表决心表衷心倾诉衷肠,最典型的莫如《雷锋日记》那般,中国的各级领导首长则嗜好在台面上大大表演,高唱动人的调子。他们不问效用如何,只顾作秀煽情,以表白态度之诚恳、意志之坚定。谎言千遍当成真,当作秀成为自然、偶然成为必然的时候,人异化成面具。“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恰是表明了中国国粹之深厚,言不尽意,大言稀声。我们对此的有效认识方法之一是:使得“形式概念和原因概念构成了我们认识世界之轴的两极”。(恩·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59页。)

譬如,温的前任朱镕基,刚就职总理岗位时候,亦是亢奋异常,厥词大放:“上刀山、下火海”,“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嚷嚷,豪言壮语气盖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赞美之舆荡全国,掌声雷鸣震云霄!“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今天,人们寻觅效绩,不禁要追问:朱在反贪清廉上,在国有资产股份化上,在安置下岗工人问题上,在推进民主制度化上,到底有什么成效建树呢?进而,在自己家族的廉洁上,是否够得上清白无涉的呢?

1998年夏天长江水系大闹洪水时候,江泽民主席不愧熟谙驭民之术,真的遇上了难逢良机,该是登台亮相的时光了,快出手去表演一番吧!于是世人在电视新闻上都看见了,江主席那声嘶力竭的吼叫,挥舞手势用足劲,更辅之士兵们大队人马跳入江水,赤身肉搏洪水滔天,波涛汹涌的壮观场面,极具美学视觉冲击力,既昭示“爱国爱民之情”,又显露“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一箭双雕。

我们的“总设计师”,当然也不会遗漏掉演出的把戏,“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为此抢尽了风头,大学生们纷纷打出“小平,您好!”标语。可是那个年头有几个人去怀疑:“总设计师”与“儿子”在政治学角色上的相互矛盾!二者怎能并存?尽管语义上都只取其象征,但却也预示着往后日趋剧烈的内在对抗,以至于炮制出“总设计”图纸竟然为:动用坦克机枪去对付“父母亲”的和平请愿!

至于说起“红太阳”,那绝对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喽。在卡里斯玛魅力大放异彩的时光,在下唯有仰视之也务须心甘情愿,感激皆涕零,只要有了大救星爹亲娘亲尽可抛弃。人们普遍相信,既然“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如此响亮,普天之下莫非沐浴在一片恩情之中。可是人们想过吗:人,如果连最基本的亲情都丢弃完了,还会留存有真诚服务他人的情感?惜乎,这标语僵而不死,至今还未寿终,尽管夕阳西下久远矣。

反观西方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政客们,为了笼络选民,在作竞选或施政演讲时候,总是以预期任务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来作担保。譬如,声称在任职期内,尽力做到就业率、医疗保障覆盖要上升到具体多少的硬性指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等要下降到具体多少的硬性指标,以赢得选民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出言谨慎,不大会以大言不惭来哗众取宠。

除了庙堂政坛上大讲“道义”之外,在民间的经济生产商贸活动中,中国的企业里在看待职工的工作表现上,总是讲究“态度端正”、“腔调如何”、以及有否“流大汗﹑出大力”之举,“功劳未有,苦劳不少”似乎就过得去了;而西方企业评估员工是依其业绩,注重实效考核。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运用现象学原理推导其行为学理论,指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刘小枫:《舍勒选集》)

成为惯常的行为是由信念支撑的动机来推动的。国人嗜好于表决心、热衷于信誓旦旦,习惯于赤胆忠诚,执著于表演主观情态,这类习俗行为既然呈现出心理之定势,即为我们民族滴意欲深处的价值秩序,展现的正是中国人这个群体所具有特色的国民无意识。反映在伦理学上,关涉到【动机与效果】这对辨证范畴中,持有前者“动机论”立场,可以说是我们的道德国粹;而在西方,尤其发展至现代西方的主流伦理学中,效果导向(Results-oriented)是基调,在此显示出中西伦理格调的重要分野。

所谓动机论,就是主张应该根据人们行为时的主观动机来判断行为和行为者是否合乎道德,而不能以效果来论君子。与此相反,效果论主张根据人们行为的外在特征或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来确定行为的道德价值。

无疑,道义论是中国伦理的主流传统,在中国古今各类文献中,立足于道义立场的动机论成为行为评价的主要或极大依据。孔圣人非常确信理性自觉的坚挺:“我欲仁,斯仁至矣”,为此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中国式语言的混沌语义用法,“正名”强调了行事须以正当性为动机理由,为万事开头的先决条件。孟子继任了孔子的仁义观,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大儒董仲舒列出著名的义利公式:“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北宋的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朱熹将董仲舒道义观称为“大法”,进一步推论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红朝左倾疯狂时期,动机论发展至极端,“以阶级斗争为纲”,维此便“纲举目张”,“政治挂帅”君临一切,以“觉悟,态度,干劲”的标准来评先进、选劳模、提骨干,“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等。

道义论,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伦理的体系,与前现代的社会形态的诸多特征相吻合的。其体系,在群体与个体、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义务与权利、必然与自由、绝对与相对、利他与利己、理性与感性、共相与殊相、统一与分裂等等辩证关系上,通常立足或偏重于前者的观点,与前者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和协和性。尽管20世纪七十年代,由罗尔斯、诺齐克二位大师重提正义——道义论,挑战西方传统的规范功利主义,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在于个人权利上,更加深入有力地捍卫了西方最核心的个人主义。

由于人的双重性质:灵与肉、死与生、理性与感性、超越与尘世、神性与兽性、合作与竞争等等,这些反映在伦理学上,大体就形成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持。

一般言之,在政治、伦理、社会、法学等人文学科上,西方人的价值观核心是个人主义,与东方的群体、集体、社会、国家、整体主义相对持。而从群体到个体的价值观倾向性,反映在欧亚板块地理上,大致上展示出一个较为粗糙的梯度函数的等级曲线,从东到西,群体主义VS.个人主义的呈现强弱对比关系,越是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越是强盛,反之,越是西方的,则个人主义越是强盛,当今个人主义价值观最为强盛之地,当然要数超越欧亚大陆板块的美利坚合众国了。这是空间坐标所展示的图像。

另外,反映在时间坐标上,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并非永久定型,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随着社会发展状况的改变而有所转变的。一般言之,越是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则往往越是群体主义情愫浓厚,反之,个人主义往往张扬豁达。因此人类历史越是往前推溯,就会发现,群体主义越为主导价值观,反之,越是现代性的,则个人主义越是成为主旋律。但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的发展历史并不简单地与经济发展同步并行,马克思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学说是机械刻板的唯物论,并不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全部面貌。

人类进步的通则,按照斯宾塞的公式: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黑格尔论述道:是那种以利益为基础而联结起来的市民社会,使得其中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摆脱了配偶血缘等的自然纽带成份,从而走向了那种属于更高一阶层的精神的联系。即是从Gemeinschaft走向Gesellschaft的历程。卢梭说过,“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对人的依赖,就是力量不足的表证。”(卢梭:《爱弥儿》)在尼采看来,民族主义、集体主义,都是部落式的群氓心态,唯有独抱孤怀的个体才是价值连城的“超人”。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社会进步就是不断“分殊化”的历程。

可是东方民族如汉族者,就是太执著于人际关系的亲近因素而抱团合群粘贴一快,自古以来各种表述名目实在繁多: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不分、心物不二、万物归一、民胞物与、兼爱尚同、家国同构、公私合营、官商不清、党政不分、政企不明、打成一片、适应环境、搞三同、相结合、划等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公无私、保持一致、祖国统一、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注意:意义的重心在后边)、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在思想意识上,是属于脐带未断、稚气未脱的幼年心智,近似于混沌未开化的太初形态。

当社会发展进入到市场(商品)经济阶段,社会生产力势必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市场经济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之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的均一化的合力需求大大降低,因而,维系其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我为人人”、“无私奉献”,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发展起权利——功利伦理。

开创功利主义的边沁早就悟出了动机论的局限:人的动机具有含糊性,很不容易确定,所以评介道德,不如以后验的效果论来得客观准确公正而有实效。我以为,这点正是西方人的天性,敢于直面人生,能洞察人性深处的弱点。

社会越发展,人们的交往活动就越多重而复杂,人的心智发育就越是趋于成熟而呈现多个层次和侧面的复合体,于是有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本我、自我、超我”。现代人大多是擅长于伪装的,人类学家普列斯纳指出:一种存在物之所以能够作出伪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内心”,对于它们来说,谎言和奸诈都成了工具。可是能否揭穿人心的伪装,能否将伪装文化揭示出来,能否健全自己的心灵,使保持纯真的人生,那就需要学习知识、训练智慧、陶冶人生了。

人的行为动机是为欲念意向的目的所驱动的,人的目的是个多重复合的系统,有当下目的,近期目的,也有长远目的,有内在目的,也有外在目的。因此,动机也是如此,可以从“本我、自我、超我”的每个层面发出,而从本我出发的动机往往是不可告示于人的,但它往往会借代以自我或超我而展示。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之。

所以,中国人尽管有着“合一”癖好,一贯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但是价值不等同于事实,实际上却偏要相持以待:正因太匮乏,所以才主张。当今中国人知道了讲真话之难,但还是不自知自我的人格分裂太甚。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凡是纸面上,口头上的都须是响亮诱人的,但需与社会现实脱离远远,这才是符合中国人的本性,这正是当今温家宝所擅长的,这正是表明了中国之路还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评论

Trackbacks

没有 Track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