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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刘晓波获诺奖震撼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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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与六四事件、零八宪章,在内里一脉相承,自此中国民间社会有了可以和体制对话的代表性人物。许多人在得知刘晓波获奖消息后痛哭失声,更多人在酒吧饭馆聚餐庆祝。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传出鞭炮声,中央美院学生魏强挂起横幅,告诉人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在监狱里。

四点五十,四点五十五,四点五十九……身边的记者拼命在刷新手机Twitter的页面,刷得太多,手机屏都开始模糊。

五点!几乎是同步弹出的快讯:「刘晓波,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

北京的出租车里,电台节目刚刚还在讨论的诺贝尔奖节目,突兀地变成了流行音乐。彷佛戏剧一般,车窗外经过的,正是天安门广场。

二十一年前,军队的机枪直指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即使是今天的总理也没有能够阻止惨剧的发生,年轻温热的鲜血,为共和国历史,留下耻辱而刺目的一笔。直到今天,这一笔也没有写完。

二十一年后,那个曾在广场见证死亡,自己屡屡遭遇制度暴力,却坚持为普通人的权利高声吶喊,发起《零八宪章》,并坚持「我们没有敌人」的中国公民,赢得了与曼德拉、特雷莎修女、图图大主教同样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五点,这是一个足以写进历史的时刻;而史书里的这一页,奇异得又彷佛像是一部小说,甚至一个预言。

许多人在网络视频、在电话里听到那个名字,痛哭失声。他们之中,有学者,有企业家,有自由职业者,也有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刘晓波一样,经历过广场上幻灭的青春期,从此隐入人群,沉默不语。

许多人举杯痛饮,他们给这场「庆祝」或者「谴责」(外交部语)第一个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的活动,起了一个网络时代的名字,叫「饭醉」。这里面,很多人是年轻的八零后。Twitter或者微博是他们的信息基地,他们大多从网络上看到的纪录片《天安门》、或者这之后的《零八宪章》认识刘晓波,对他不完全了解,但是相信他是个好人,认同他为了自由、民主、宪政的努力。

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传出「不明真相」的鞭炮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楼小规模庆祝了校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中央美术学院学生魏强挂起横幅,告诉人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在监狱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收到若干大学生、年轻朋友发来的短信,他们说,「悲喜交集」。

还有许多人,从这时开始异常忙碌。

玉渊潭南路九号院,一道警戒线,数十名远远近近的警察及保安,隔开了已经沸腾的百余名境外记者。录像、摄像、长焦、短焦,各种镜头在警戒线前密密铺开,挪威、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候在这里的全世界各大新闻媒体记者拿起话筒,将镜头对准那栋无法接近的十七号楼,做起现场联机。

这是刘晓波的家。他的妻子刘霞在十七号楼里,被三名国保陪着,寸步不离。

来往路人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停下询问。于是你看到总有一个人在和另一个人解释,谁是刘晓波,他做了什么,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在现场围观的一名年轻人告诉记者,他给五个人解释了刘晓波是谁,并教他们「翻墙」上网查看新闻。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的警察,忙着扑灭地坛东门附近的一场「饭醉」活动。年轻学者许志永、网友吴淦、王荔蕻等人系着黄丝带,在地坛东门旁的小公园举起牌子「庆祝刘晓波获诺奖」,并用随身携带的小音箱播放了五分钟《国际歌》,向来往路人解释刘晓波是谁——此种行为,被警方称为「扰乱公众秩序」。至少二十名警察冲进了一个小饭馆,带走了这十来名刚在街头「扰乱」完毕的群众。多数人在警局里度过了一天一夜后被释放,吴淦、赵常青、王荔蕻三人,则被处以行政拘留。刚获释的网友之一对亚洲周刊表示,他不认为自己违反了任何规定,但派出所的警察也显得很不耐烦,「他们懒得追究我所写的家庭住址是不是真实,懒得追究我的真实身份,甚至一个警察还问我:刘晓波到底是谁?哪个大学的?」

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另一场「挪威饭局」被黄埔公安分局扑灭,媒体人石扉客、学者王晓渔和另一名媒体记者在等人吃饭的时候被带走,六小时后释放。

门户网站彻夜删贴

中关村的几层写字楼,到夜半三点还灯火通明。新浪、搜狐、网易几大门户网站,下午三点接到网管办的指令,三点十分从主页上撤去了整个「诺贝尔奖」的新闻专题;和平奖结果颁布后数小时,几大门户的微博部门接到通知,严格删除有关刘晓波获得诺奖的一切信息。

内部人士向亚洲周刊描述了几十人挑灯夜战微博的盛况:「我们网站的整个审核部门几乎都出动了,至少五十人,从晚上开始逐条审核、删帖,有些人忙到半夜三四点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七八点继续回来删。」他说,消息刚发出到晚间高峰时期,估计有三成以上的微博在传递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几大门户网站加起来估计有十数万条。

忙不过来的删帖者停掉了大部分站内微博搜索,让机器直接屏蔽「刘晓波」、「六四」等一级敏感词,设定「诺贝尔」等二级敏感词,二级敏感词出现后弹出提示给网站后台,审核人员逐条看过后由人手逐一删除不合规定的内容。监管部门还要求各大微博提供消息散布源头的「黑名单」,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这,就要看各网站负责人的良心了。敷衍过去,也是很容易的。」

中国十三亿人,有多少人知道刘晓波?如一名普通白领所说:「我昨天知道这个消息,心里感受刚刚起来,就被扑面而来的鸡零狗碎和身边人的漠不关心给按倒了。」但和平奖,仍让这难以计数的沉默知情者感觉到了值得。

故事秘而不宣,暗流却已经四处涌动。

此时最安静的,恐怕是距离京城五百公里之外的辽宁省锦州监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刘晓波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这位刚刚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囚徒刘晓波,目前正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才能出狱。

十月八日这一晚,外面世界的喧嚣或者冷漠,都与刘晓波无关。他在锦州监狱十个月,总共与妻子见过五面,每次只有一个小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获奖。

十月十日,刘霞在国保人员的全程监视下,第六次见到了刘晓波。

刘晓波妻子被软禁

当天晚上九点,刘霞通过Twitter发出消息,告诉网友自己被软禁,但已经见到晓波,晓波十月九日晚上从狱警处得知自己获奖。刘霞的好友王金波在 twitter上确认,上述内容是刘霞所发,他又补充:「霞姐说警方对她说不能见媒体、不能见朋友。晓波对霞姐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晓波哭了。」

晓波哭了。妻子知道,他不是喜极而泣,而是为亡灵而哭。

了解刘晓波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于他的意义。一九八九年之前,他是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被称为文坛「黑马」,是与李泽厚对话的张狂才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刘晓波提前结束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返回北京,希望用理性劝阻广场上的学生,避免可能发生的惨剧。只是理想的蛊惑力超过了绝对理性,在广场的《国际歌》声中,他决定以绝食支持学生运动。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这「天安门四君子」发起「六二绝食」,并在《绝食宣言》中首次提出:「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两天之后,军队和坦克进城。尽管「四君子」在最后时刻挺身与军队谈判,竭力劝退并安全带走广场上的上千名学生。但年轻的鲜血,已经在天安门四周喷涌而出,永远无法擦干。

这一刻是刘晓波个人生命的转折点。周舵回忆,一九九一年,晓波刚从牢里出来不久,朋友带他外出,车行经过天安门,他完全不敢面对,背向广场嚎啕大哭。周舵说:「这是晓波的个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甚至可以用性格复杂来形容。他的心里永远在天人交战,永远在自省、在忏悔,像圣徒那样,不跟自己妥协。」

宁愿坐牢不愿去国求存

他的身份从此变成「六四幸存者」,背负上亡灵的十字架,以殉道者的勇气缓缓前行。此后的道路,格外孤独。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他因为参与六四事件,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他因「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处劳动教养三年,此外,他时常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八九之后便从没有过完整的自由,直到这一次十一年的刑期。他的名字是这个国家的一级敏感词,朋友曾建议他像鲁迅一样,换许多笔名,继续在中国撰文写作,他拒绝,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刘晓波只愿有一天,在祖国堂堂正正地发出声音。他拒绝离开中国,也拒绝隐身。

十月八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代表刘晓波感谢关注他的朋友。她慎重地说,这奖项不仅是荣誉,也是更大的责任。「刘晓波们的道路还漫长,大家一起努力,尽可能实现所有为中国民主自由努力的愿望吧!」

刘晓波曾写:「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奥斯维辛,不是一个名词。」

而改写了他一生的「六四」,无论对个体,还是对共和国,更不是一个名词。

二十一年前没有写完的一笔,终将落下,何时落下?

和平斗争被认为是妥协

周舵认为,和平奖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零零八年零八宪章,在内里一脉相承。他说:「六四之前,很少有这种声音出来:反对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灌输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黑白二分的观念,要和平转型。我们在广场上提出来,所以不少人说,绝食宣言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但直到现在,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还会有人说你是在向敌人妥协。」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刘晓波在终审判决的法庭上递交《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他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这样一种新的政治观念,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周舵认为,和平奖的诉求实际上能赢得大部分人心,「共产党没办法用过去那一套『反华势力』的理由去骗人了。和平奖非常温和,也给共产党留下足够余地,和足够的自我改进的机会」。

「当然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改革」,周舵说:「这个体制已经疲态毕露,领导人的自选动作越来越多,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局面。诺奖一定会把这种各派系僵持的局面更深地搅动起来。但什么派会占上风,很难说。」

中国民间缺乏共识

让他担心的是,民间缺乏共识,更缺乏实现共识的路径。「和平转型需要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有良性互动,但这一点我不太乐观。」

同为「八九一代」,六四时曾是警察,后来因支持学生而坐牢,出狱后经商、写书、做大量底层调研的学者、作家野夫则更乐观一些。

野夫与刘晓波相识十余年,在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说刘晓波「亵渎」了和平奖的时候,他觉得搞笑:「极权社会的执政者和人民是战争状态。我们的对内维稳经费接近对外军费,这还不算『准战争状态』?晓波所做的努力是结束这种状态,要求和平转型,不是六四那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和谐。」

野夫说:「和平奖这件事,如果从未来回头看,我认为会有深远的意义。」他同意周舵所说的「民间缺乏共识」的状况:「我们的民间社会没有真正发育,在铁腕的控制手段下,民间社会的一点点发育都会受到最严酷的打击,比如现在,要改革,中央要和民间对话,和谁对话?我们的民间没有领袖,在印度有甘地,在缅甸有昂山素姬,在南非有曼德拉,在捷克有哈维尔,我们没有。而要改良,从技术上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对话者。」

和平奖造就了这样的机会。野夫说:「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和平奖,对话者会是谁?恐怕自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现在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应该说,这个奖是共产党颁的,这个对话者是共产党选出来的,如果不是那十一年刑期,不是最严酷的手段,不会导致这个结果。和平奖的威望,让刘晓波成为极少异议的对话者,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此时此刻,必然酝酿深远影响。」

从搅局者到对话者,让野夫对这种转变有信心的,是时代大潮的变化。

有人说,刘晓波获奖,会激发起体制内保守的力量,改革会倒退。

野夫不同意,他认为时代已经不同了。「你看我们的执政党,现在在用地下党的方式管理这个国家。比如封杀你一本书,他不敢发文件,还不让透露出去。刘晓波的事情,悄悄在网站�I帖,都不敢说。通过秘密手段来管理国家,执政党把自己搞得像地下党。他自己知道心虚啊。中国已经不是廿一年前,中国融入世界不可能再退出来,军队开枪杀人的事情,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刘晓波入狱前的文章中,也写:「甚至每天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的生活,反而对中国的前途抱有乐观的信心,因为我从和那些警察们打交道的经验切实感到,这个非人的政权是心虚的,连它的专政工具说起话来都无法理直气壮。」

刘晓波的好友、学者莫之许感受到同样的涌动。「我们多年来一直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是一个利益压倒道义的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有道义的底线,有不被出让的正义。」他相信,和平奖势必会形成一个激励效应,「就像滚雪球」。

和平奖这个雪球,会酝酿出更大的变化吗?

野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摘录一首宋朝的禅诗:「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他管它叫「谶诗」。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后,已经颇有「万波随」的态势。

十月十一日,李锐、胡绩伟等一批中共元老,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公开信避开了诺贝尔奖事件,但直接呼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美国CNN电视台采访时谈及的政治改革,痛斥从国家领导到普通公民都没有言论自由的现状,要求制定新闻出版法,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要求宣传部顺应潮流,改变职能,兑现宪法中承诺的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

公开信发表之后,十月十三日,南京《现代快报》和湖南《潇湘晨报》均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温家宝总理在CNN接受访问谈政治改革的内容,更邀中央党校教授剖析政改难点,矛头直指权贵资本,被视为中国媒体对公开信的热烈响应。

「你想象一下,今天的中国,如果重现一九八九年的和平改良,结果会怎样?无论是国际环境、民间准备,还是共产党自身的变革,都太不一样了。广场上真正的对话者出现,历史也许就会扭转。」野夫说,但他同时也认为:「革命者不是最好的领导者,治国精英在体制内,所以最后的变化,还是会发生在体制内。这是历史的规律,民间扮演的角色是启蒙。孙中山可以革命,但统治者还是袁世凯。」

诺贝尔和平奖引发的各种暗涌仍在继续。

锦州监狱里的刘晓波,已然和曼德拉、哈维尔、特雷莎一起进入历史。

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就在文章中写下:「我再也没有退路,要么跳过悬崖,要么粉身碎骨。想自由,就必须身临绝境。」

他践行着自由的理念,同时更加提醒自己「自由」的真涵义——「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如果有一天,大陆知识界在经历过种种磨难而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之后,就以封杀对手的言论来实施报复,打压那些曾经整肃过自己的人,那么我们争取到的不过是言论独裁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以封杀对封杀、以剥夺对剥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永无出头之日。」

史书里的这一页,将是改变,抑或轮回,密码正在这里。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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