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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刘晓波吹响走向共和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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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改革派温和路线与和解力量的胜利,召唤中国公民社会及执政党放弃敌人意识,回归宪法,走向共和。「我没有敌人」,也吹响中国走向政治改革的号角。

这一天,全球目光聚焦中国。十月八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身陷囹圄的中国公民刘晓波。这是二战后首次将和平奖颁给仍在坐牢的人(昂山素姬是软禁)。

历史上,在狱中获颁和平奖的,有一九三五年的奥西茨基,他是一位揭露纳粹德国的媒体人。当时挪威舆论普遍反对,认为奥西茨基是攻击自己国家的罪犯,而「长久的和平,只有通过人民和国家共同遵守现有法律才能达成」。但正是这种舆论纵容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肆虐欧洲,导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这次刘晓波获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国外媒体提问时,指刘晓波是「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认为给「罪犯」颁奖「完全违背」该奖宗旨,是对和平奖的「亵渎」。看来,北京实在不了解诺奖的历史演进和独立评判机制,跟国际也跟历史脱节,因而留下笑柄。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表达了对中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期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中国违反了一些它自己签署的国际协议,并违反它自己制定的政治权益。」当然,这种期待很可能像八九以来大多数国际社会的「帮忙」一样,被解读为「和平演变」、「干涉内政」乃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可能好心办坏事,客观效果上反而激起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弹。但这次,也许不太一样。

因为,诺贝尔和平奖除了把巨大荣誉给予刘晓波,更以国际道义鼓舞了像陈光诚、高智晟、胡佳、谭作人、冯正虎这样的「刘晓波们」。这些一直在民间以草根维权的实际行动,推动社会进步的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他们长期被打压,太需要被打气了——他们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中国人向来有浓厚的诺贝尔情结,刘晓波获奖会把这些所谓「异议分子」们带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让他们意识到,「刘晓波们」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不是为「造反」而批评,而是有着十分健康、合理又合法的权利诉求,要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寻求良性的互动与平衡。就如刘晓波在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法庭上的《我的自辩》中说的那样:「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反对并不等于颠覆。」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亟需补上的政治常识课。

可以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也是温和路线与和解力量的胜利。八九事件后,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右转、政治左转」的发展模式,虽然「国家」随着经济的规模效应持续坐大,但必须承认,「社会」也在经济发展推动下得到逐步扩展的成长空间。《零八宪章》模拟捷克《七七宪章》,重申普世价值,凝聚经济改革中获益的大部分中国人的共识,表述温和、理性,诉求正当、合宪,签名者不再是八九民运人士,而是仍在体制内工作的社会精英。虽然签名者不多,但适时把握了今天中国最急切的问题:物质上已经有相当发展,但是政治上民意堵塞,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严重匮乏,导致群体事件激增。从这个角度,诺贝尔和平奖对《零八宪章》的肯定、对因言获罪的批评,也是对中国理性公民力量的鼓励与支持。

从八九年在广场上绝食、坚持流血抗争的「四君子」之一,到在法庭上的申辩——《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宣称:「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刘晓波的政治信念也经历了从激进到温和、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同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是地方武装部队司令,长年的牢狱让他反省到,真正的和平需要通过和解达成。出狱后,他响应当时的白人总统,与对手合力推动种族和解。正如种族隔离来自仇恨,阶级斗争来自敌人意识。刘晓波多年来坚持写作,不断强调: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

「仇恨只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这是刘晓波重申的理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中国人自八九后二十一年来痛苦反省的共识;这是「我没有敌人」的宣言,就像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一样,与非暴力思想不谋而合。中国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党内力量,都应该放弃敌人意识,回到宪法,伸张公民权利,才能达成和解,走向共和。「我没有敌人」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吹响中国走向政治改革的号角。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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