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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打起火把照亮人生——刘燕子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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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子。

刘燕子走的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她逆当今实利主义的时代潮流而动,坚持不懈地以人文主义精神关怀社会,辛勤写作,执着地译介中国底层、流亡文学。

燕子把翻译当作一项伦理任务。她说:“历史一定要有有心人来记录,否则,我们真的将成为世界上最无耻、无赖的民族,在精神上一无所靠。”

低调、谦卑而又坚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诉我这类不信神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见过刘燕子的人都会觉得她外貌美丽而优雅,有点像林妹妹似的弱不禁风。但是,一个人内在的灵魂成色,则是由另外的标志来显示。留学日本至今已经二十年,这位湖南姑娘走的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她逆当今实利主义的时代潮流而动,坚持不懈地以人文主义精神关怀社会,辛勤写作,执着地译介中国底层、流亡文学。

“以海天一色的包容和覆盖的热望,伸向社会的暗角心灵的枯井。……在寻觅‘无限’的精神苦旅中,衔着一根思想的苇草。”这是傅正明送给燕子的诗句。

从文学小资走向广阔公共领域

燕子青春时期的诗歌,被行家认为有“独具风格的清丽和澄明”。但那些吟诵“秋雨”“孤寂”的诗句,尽管富有灵性,却还是属于小资情调范围的。从九江师专毕业后,燕子走出国门,负笈东瀛。在求学与求生存的同时,她观察并思考日本的现实,批判也借鉴日本的历史。

多年前,燕子送我一本她的散文集《你也是神的一支铅笔》,这本书初步呈现出她的社会关怀意识。日本的人生百态、社会万象,在她笔下都饶有趣味。这位读了教育学和文学两个硕士学位的姑娘,在异乡“不断发现新的草地 ,去喂养自己的精神之羊。”

一个人公开发表作品,那就说明他或她不仅仅是为自己写作,而是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领域之中了。虽然燕子的优美散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真正令她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的,还是她介入的“东史郎诉讼案” 事件。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上,东史郎诉讼案和《东史郎日记》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是否虚构的论争焦点。

自1997年认识东史郎先生,燕子就担任他的义务中文翻译,为揭露二战期间日军侵略罪行四处奔走。这种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以一种“公共记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召唤人们重新记忆被忘却的历史。此外,燕子还关注中国贫困儿童就学、慰安妇等问题,并与人合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以及《战争罪责》、《家永三郎自传》等著作。

在六十万旅日华人中,燕子是唯一为东史郎做没有报酬的中文翻译的。当时她体弱多病、要拿学位和打工谋生。有一次跟着东史郎跑中国各地演讲,燕子生病发高烧,在香港会场上两眼一黑,扑通倒下。但燕子认为:“历史,总是在暗处,要有人打起松明火把才能照耀出暗部。”

当今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大都把生命安放在私人世俗事务里面,把自己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而燕子却在众人退隐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走入公共领域。不愿将尘世生命葬送在由物欲构成的个人幸福之中,她在公共生活中打起松明火把,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译介底层流亡文学和“以血书写者”

人们常把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比作交通工具的换乘。但翻译不仅具有工具性,被西方翻译家奉为“守护神”的圣杰罗姆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一项伦理任务,而且是一项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的角色的任务,这角色就是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

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首先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从事译介的人都知道,翻译当今哪些中文作品最为吃香。即使是西方的译者也不得不迎合商业化潮流,去翻译一些媚俗的作品。由于中国专制政治施加的压力,许多译者对中国的底层文学和流亡文学视而不见、避之不及。

2000年,燕子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一个名叫《蓝》的中日文双语文学杂志。他们把该杂志的特征定为:“挖掘潜在的、民间的、甚至无法发出声音的、被历史和表面信息淹没的文学。边缘的,底层的,萌芽的,具独特个性的文学。海外流亡中国作家的创作。”这份缺乏经费却独具一格的文学杂志,介绍了大批海内外底层、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

而燕子本人,在日本大学教书的同时,长期投入到中国底层、流亡文学的译介之中。自2000年起,她用四年时间翻译和研究流亡诗人黄翔,在日本出版专著《黄翔的诗和诗想》。她感兴趣的不仅是黄翔的诗歌,更想要把黄翔这个差点被黑暗吞噬的人,“带出时间的深渊”。

而后,燕子又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为了让日本人了解中国底层,此书光是做注释就是5万文字。在翻译《反革命分子刘德》一文时,燕子不明白中共的刑罚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含义,还曾特地向我这个前政治犯请教。

2005年7月,燕子夫妇前来瑞典看望我们。当时正在研究西藏流亡诗歌的傅正明,给他们朗诵了藏族诗人旦真旺青的诗歌。被诗句感动了的燕子从此与西藏结缘,关心西藏苦难的命运。她亲自到北京探望唯色,而后开始翻译唯色的《杀劫》一书。日本人做学问讲究精雕细刻,西藏的大量的地名,人名,传统,都必须找到藏语原文,关于文革的名词必须加以大量注释。因此,燕子做西藏这个题目倍加辛苦。此外,燕子还在日本报刊写读书专栏,不断介绍唯色和王力雄的作品。

在日本翻译这一类作品,燕子从来没有得过翻译费,有时还得自己掏钱买书送人。那么,是什么支撑着燕子,以羸弱的身躯去承担这样的重荷?为什么她要选择被主流所回避的、被禁止的作品去翻译?有着类似《圣经》的拉丁文译者圣杰罗姆的理念,燕子把翻译当作一项伦理任务。她说:“历史一定要有有心人来记录,否则,我们真的将成为世界上最无耻、无赖的民族,在精神上一无所靠。”

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要靠反映社会疾苦的严肃文学。王国维曾经引用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写者。”被剥夺政治自由的作家,文学是他们唯一诉说悲愤和呼吁良知的园地。如果所有的译介者都去迎合泡沫式的消费文化,拒绝化血为墨的作品,那么,他们不但背叛了翻译的伦理,也背叛了这个时代。独具慧眼的译介者刘燕子,在异国他乡孤独而锲而不舍地,守护着严肃文学的一丝血脉。

历史黑白镜头与基督教人文精神

1989年“六四”发生时,燕子正在长沙结核病医院住院,被隔离整整一年。没能参与八九民运的她,一直在精神上为六四受害者守灵。她经常在大学里和日本学生谈“六四”,并在2005年与她的先生——日本哲学教授山田正行一起,提名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对中国人权问题“自律自规”的日本,燕子译介中国系狱作家的作品,撰文呼吁日本人不要隔岸观火,因为沉默就是共谋。近年来,燕子夫妇还旅行各国,走访因“六四”漂泊异乡不能归国的流亡者。

在昔日的朋友眼里,柔弱的燕子现在已经变得不可理喻,她居然成了“一个赤膊上阵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这类“猛男猛女”混在一起。现实的幻灭,使多少当年曾如雄鹰般展翅的热血青年,而后像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地面。他们不再去探求道路,而一味贪吃经济繁荣的果子。退出抗争的人,往往要为自己寻找理由,要否认与一个压迫人的制度抗争的必要性。

中国国安部注意到了这位经常涉及敏感问题的日籍华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对象,受到中国当局的严肃“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线和尊严在哪里。真正的勇士不一定是喜欢冒险的人,他们只是面临威胁不退缩而已。

在燕子的童年记忆里,存有一些类似黑白照片的历史镜头。1965年的四清运动,她那在北京林业部设计院工作的爷爷,被诬告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斗而死。爷爷被批斗时,始终昂着头不服。当燕子长大和父亲一起回老家,探望爷爷的衣冠冢,因为突发的洪水过不了河,白发苍苍的父亲哭倒在一堆烂泥里。

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画面,与当今灯红酒绿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这些镜头仿佛早已被人遗忘,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潜藏在个人和集体的深层记忆里,使人们得以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由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燕子会独独钟情于那些书写苦难的文学。她的祖父把中国传统的士人气节遗传给了她,她因此有了悲悯的眼光去看人间的文学,不能忍受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情。

“如果不仰望神,我们靠什么苟活于世?”这是燕子和我讨论的问题。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响。山田是一位富有博爱精神的虔诚的基督徒,被我们视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创建了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使日本人通过奥斯威辛的悲惨,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及战争责任。在日本主流社会患“集体健忘症”的时候,他是极少数顽强的抵抗者和行动者之一。

2009年9月,燕子终于在教会蒙召。虽然我是不肯进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赏燕子信仰的纯正,欣赏她对人的挚爱与宽容之心。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华人基督徒高谈以基督教拯救中国,但他们却回避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主张顺服强权。低调、谦卑而又坚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诉我这类不信神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作者赐稿,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