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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自由是不可阻挡的,变革需要和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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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理温家宝成为了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这是温家宝总理首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时代》周刊一创刊,就把镜头瞄准了中国,从创刊第二年1924年至今,已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中国题材登上《时代》封面,邓小平、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都曾经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为中国改革开放排除万难、拨开云雾的邓小平更是多达八次成为封面人物,其中1979年1月1日,邓小平第一次被《时代》评为“年度人物”,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1997年3月3日,刚逝世的邓小平又成为封面,这一次的标题是《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能否把北京变成世界喜爱的超级力量?》。可以说,《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一部图像版“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而此次温家宝总理成为封面人物,更是具有特别意义。

从1997年至今,十余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之浩大的确已经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超级力量”,但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国家,却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壮大。的确,世界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共享所谓“中国模式”的好处,但经济发展有其周期和规律,中国人并不必然和必须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很难逆转持续为世界提供低廉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的局面。

因此,今天,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具有更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包容性增长”不是全新的词汇,而是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用以提醒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倡导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胡锦涛主席去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今年这次不仅是再次强调,而且显示领导层已有意把这一概念,纳入其施政行动之中。

近日,温家宝总理接受美国CNN采访,无论谈及汇率还是政改,都释放出令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赞赏的“最开放和坦率”的态度。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发出“风雨不倒,至死方休”的感叹,这与8月温家宝总理的深圳讲话保持了一贯的坚定:“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民意,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说教的群众,而是主动参与公共舆论议程设置的公民。在微博上,在各大论坛上,可以看到各种自发呼应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政治议题的热切讨论,这都显示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公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不可阻挡的。

而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温家宝在更早前的多次演讲中提出:“我们立足国情,大胆推进改革开放,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样一种开放与吸纳人类智慧、共享世界先进价值观的心态,应当说,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从高层到民间的一个基本共识,如温家宝总理在访谈中表示的:“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

从“吃大锅饭”的计划时代走向社会断裂日趋显著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过去,民众基于“递减型相对剥夺感”而有了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计划经济时代让民众看到的是一种递减发展趋势),当下,则由于“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而产生了渴望获得个体尊严与自由的政治吁求(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在于民众不仅仅希望不被掠夺,而且希望有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而中国政府则从闭关锁国的自我封闭走向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的政治营销,国家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日益渴望沟通与认同。

因此,无论是弥合国内社会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的阶层分裂,还是修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当下需要的,是一种基于交迭共识的普世价值和政治伦理,而这,是一种和解的智慧。它不仅仅来自官方、高层,更是来自民间,底层。

只有基于“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程序正义,执政党才能不必囿于苦苦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绩效合法性而导致单一GDP崇拜,也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维稳要挟。实际上,阻碍稳定的,恰恰是那些不允许社会变革和前行的僵化力量,它们累积的,是戾气和怨气,这种情形下爆发的社会遽变才是非制度化的,才是最值得忧虑的。

中国社会当前要做的,是将社会变革制度化,如许多政治理论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稳定,依赖于它推行改革的能力。

(时代周报第100期社论,2010年10月18日,14日提前出版/见报有删节/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