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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中国市长又丢脸 再显中西体制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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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乌海市市长侯凤岐到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导流明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工程进展情况,副市长康文胜随同调研。(中国乌海网)

据瑞典媒体报道,近日瑞典发生一起颇为轰动的盗窃案,几名中国游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用餐时,所乘坐的豪华中巴被砸,车中财物全都被盗。事后他们到瑞典警察局报案,清点失窃物品金额、名表及现金总价值达160万人民币。而国内有消息说,这些游客是内蒙古乌海市市长侯风岐等政府官员和几个鄂尔多斯煤老板。他们先在丹麦哥本哈根“疯狂扫货”,一次性购百达翡丽、劳力士等名表达75万丹麦克朗,还有LV、GUCC等名牌手袋若干,然后到瑞典游玩。最令人吃惊的还在于,被盗后乌海市长和煤老板除了骂骂咧咧、拿当地导游出气外,就是继续在瑞典“疯狂扫货”,似乎要将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损失”补回来。

但此后,官媒中国网等却出来澄清,说这些人都是矿主,乌海市长侯凤岐一行赴挪威、瑞典等北欧五国考察,任务圆满完成,期间未发生财物失窃现象。不过,这个失窃辟谣,是在是多此一举,因为在中国大陆,曾经无数次发生小偷盗窃官员办公室,官员们也总是辟谣说没有损失,只是后来又小偷被异地抓获交待了其在官衙大发横财后,官员们才承认有所损失。也许该市长真的没有被盗,甚至被盗了也不会自己向瑞典警察报案。此事关键在于,官媒要说明乌海市长是否和几个鄂尔多斯煤老板一起考察,是否签订了中国煤老板到北欧五国采煤而节省了中国地下资源的合同。否则,官商勾结一起到北欧,难道是考察北欧的煤炭是否比乌海的更黑一些而已?!

地处内蒙古西部的乌海,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城区人口43万。从1958年至今,累计生产原煤两亿多吨。职工住宅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统一的排水、供热、供气等设施。在一些棚户区,几乎每户的房顶都出现塌陷,墙壁也多处开裂,最大的裂缝近两厘米宽。这样的棚户区居民,乌海市有45344户、146306人,占市区总人口的三成还多。2006年2月,乌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矿区人口向城区集中,改善人居环境”。棚户区搬迁改造项目计划2007年完成15%,2008年和2009年分别完成40%,2010年收尾。该项目在当地被称为“一号民生工程”,热热闹闹喊了两三年,至今没有大的进展。蜗居棚户区的人盼搬迁,市政府强调财政困难未给迁建项目补贴一分钱现金。

是市政府真的没钱吗?不是。2007年乌海市财政总收入39.29亿元,比上年增长48.8%,增速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三位。乌海市一些干部说,市财政充盈,但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对棚户区搬迁改造不愿意“掏腰包”。虽然不愿意花费在“一号民生工程”,但市府却斥资1.5亿元建总建筑面积61168平方米豪华办公楼“乌海市行政中心大楼”,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酒店。人们知道,北欧的民生,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现象居然也令中国的极左们羡慕,称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从乌海市宁建四星级办公大楼,也不愿投资“一号民生工程”的表现来看,不是北欧的煤炭是否比乌海的更黑,而是乌海的官员比西方任何资本主义的官员的心都黑。

因此,无论官方如何辟谣,一边是乌海市长侯风岐率众官员和煤老板到北欧豪华游,一边是棚户区的百姓凄风苦雨,中国市长的形象就实在不敢恭维。

中国的市长,这次又在世界上丢了一次大脸。为此,有海外媒体将乌海市长月纽约市长对比。从2001年11月至今,彭博已经当了近9年纽约市长;他是美国著名的金融谘询服务公司彭博谘询公司的大老板。早在当上纽约市长前,他的公司年销售额就达到23亿美元,目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但据2010年9月21日美媒报导,有记者发现彭博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经穿了整整10年。

当彭博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尽管身上的外套总在变化,但脚上几乎总穿同样的皮鞋。经过记者调查,彭博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经穿了整整10年。据称,彭博十分爱惜他的鞋子,两双鞋轮流穿,隔一天穿一双。一旦鞋底磨破变旧之后,就会拿去找鞋匠修补一下或者更换鞋底,然后接着穿。据推测其中一双由“Cole Haan”制造,该公司一名售货员也称,这双皮鞋看上去应该是多年前推出的一款守旧派鞋型,目前已停产。有趣的是,由于皮鞋太旧,连彭博自己也觉得它们不太上台面,“羞于见人”。比如不久前当他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并坐时,曾下意识地将双脚团缩起,试图将旧皮鞋“藏起来”。这戏剧性的一幕依然被眼疾手快的摄影师拍了下来。

当年彭博刚当上市长宣布乘坐地铁上班时,曾被人们讥讽为“作秀”。然而多年来,他每天挤地铁上班,只拿一美元的市长年薪;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其他的政府职员坐在一个大厅里办公;他也没有自己的专职秘书,喜欢随时随地和员工交谈。在地铁里碰到彭博,纽约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在拥挤的车厢里,彭博经常找不到座位,只能站半个小时回家。

对此,网民们反讽:“这个市长当得很差劲,才两双皮鞋,你要让中国的市长们笑掉大牙啊!”也有的网民对乌海市长瑞典被盗事件表示:“全国哪个城市的地方官不是这样?”“小意思,回来再捞!”像乌海市市长这样出了事不但不被调查,反而,党媒还出来保护。因为据官方报道,中国官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达9000亿;所以,官员在海外仅仅被盗160万,实在不足挂齿!

中央电视台在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中,曝光了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主题围绕中美两位市长通过电视相互对话,交谈各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展开,目的是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节目前半段官腔官调了无新意,但在后半段节目中,却真正地“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了。

节目中,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美国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却“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她的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所以,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云云,十分自然、恳切。而中国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美国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在节目主持人的“辅助”之下,还一一列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此外,崔市长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云云,倒也十分自然、恳切。由于中国崔市长的“慷慨”,令“吝啬”的美国艾文市长眉笑眼开,表示当晚就要打包上路。

其实,美国艾文市长所在的来得蒙得市,是世界最富有的微软公司总部、任天堂公司在美总部,等大公司所在地,税收财源十分丰厚。而威海是一个从四个小村庄发展起来不久的小城市,其经济实力与来得蒙得市的相比,天差地远。若以中美两个市长的工资收入比较,艾文市长野要比崔市长的高,比较结果,艾文市长比较富,崔市长比较穷。可是,美国富市的富市长却如此“吝啬”,而中国穷市的穷市长竟这么“慷慨”!就艾文市长单人访华费用作一估算,来回机票,吃住等全部费用如果按一周时间计算,应该在5千美元左右,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万元,崔市长的访美费用也应该与此相当。崔市长和艾文市长互访的担任费用,大概8万元。假如都是崔市长自掏腰包,那么他一家当年就要喝西北风。所以,崔市长是慷其所在威海市之财政慨,而从对话来看,其这种慷慨也习以为常。

很遗憾的是,当时在中美两地一女一男的中国节目主持人竟带头为崔市长这种自杀式的“慷慨”鼓掌,全场观众也都为之喝彩,无一人就此发问:一个威海市市长如此“慷慨”,全国数千个市长也都如此慷慨,中国亿万纳税人的血汗,就会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让中国市长们“慷慨”中消耗殆尽!真可谓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十几亿浑浑噩噩的国民,也才有几千个倒行逆施的(县)市长!

谢兰,生于北京,1990年留美,2007年被美国蒙哥马利市市议会推举为新泽西州第一位亚裔女市长,2009年回任该市副市长。外祖父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周培源。在一篇文章中,谢兰感慨地说,中美体制差很大,美国的市长不好当;一句话:美国体制对官员的限制太大了!

她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做官就意味着手里有权,有了权就可以做大事、为人民造福,也满足做官人自己的虚荣心和成就感;有了成就,就有欲望抓更多的权,做更大的事业,这是英雄人物的壮志雄心,也是人的本性,更是为官者的本性。当年美国的立国者在人与权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了很多辩论,写下了美国宪法,创立了权力互相制约的政治体系,这种制约与平衡是美国民主政治体系的基石。美国建国英雄之一、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人是危险的(动物),一个自由政府若要维护公民的自由就不能给予有权人绝对的信任。”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注重限制官员的权力。

限制权力的最有效制度就是:三权鼎立。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被划分到三个部门:执行官(总统与州长)、立法机构(国会和各州议会)、执法机构(联邦法院、州法院)。公民若对政府的形式不满意,可以游说议会以立法形式或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形式改变市政府的结构;如果对现任市长不满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多数选票把赶出市政厅,把自己认同的人选为新市长。而中国的政府机构体制,政府官员是任命的;民意代表虽然有所谓的“选举”,仅仅只有在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上面画圈,实际上还是官意代表。这样的代表,从根本上不可能代表人民。

美国人常说,市长是一个“无人感谢的行业”。有些低层的地方政府虽然没有三权鼎立,但每天有那么多的市民随时做监督工作,可以说是“万权鼎立”了。在美国最有权的,不是国会议员,不是市长,而是手中有选举权的每一位市民。谢兰说,在美国做市长,虽然工作辛苦,选民的监督无处不在,但获得选民们对自己工作的肯定,看到自己的付出能为大家造福,就是收获成就感的最大源泉了。

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非世上最有效率的政治体系,但谢兰深信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民主政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体制,但是它却超越世上已经试验过的、所有的其他政治体制。”这是因为就像前面所写的:一个人手中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危害也就越大。对任何一个好的政治家来说,执政能力会是无限的,但是执政的权利一定要受到很强的制约,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廉洁,政府才会成为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

谢兰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大陆到美国留学后成为美国公民,但按照中国某些论者的习惯,她也应该被划为“太子党”的行列,因为她外祖父周培源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太子党”,现在却现身说法地为西方政治的“三权鼎立”唱赞歌。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与民众的觉醒,“三权鼎立”现在已经被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认知、接受,只是还有极少数愚弄人民的掌权者在那里声嘶力竭、语无伦次地对它说“绝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绝不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绝不让人民平等自由,要永远让人民为他们当牛做马,绝对维持其特权。

尤其可笑的,还有一些在当牛做马的人,执迷不悟,额外地充当这些掌权者看家护院的走狗,附和着当权者也不停发出“绝不”的狂吠。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太监制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答,贴身太监姚郧抢嘴道:“这是陛下恩赐,奴才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在大清皇朝已经被推翻99年的今天,中国居然还有这么一些狗太监!

(颜昌海的博客/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