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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何时政改?温与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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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政改,我以为这不是温家宝先生能够做到的,这超出了他的政治权能。

我想,温家宝先生之所以如此高调地重提政改,恐怕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不是谋现实之进步。因为从客观可能性讲,目前好像并不具备重启政改的条件。

现在,中国的官僚阶级或者当权者,已经完全没有统治的合法性。

过去三十年,这个阶级是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唯一地证明自己的这种合法性的。但是,当经济高速增长还在继续,可是分配不公却使得人民没有从中获取多少好处,反而是日益贫穷,甚至社会的全面性的不公平还让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加艰难,那么,这个当初的唯一的合法性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目前,全社会都激荡着对于当权者的愤懑,无论是公开的媒体人或网络舆论,还是民间的私下交谈,已经一边倒地在否定和批判现实政治。

我很难想像,一个国人皆曰可倒的政治体制,还能长期持续下去。如果它能维持不倒,那就是改写人类的文明底线,而这似乎是可笑的。

对于中共的领袖们来说,这样做,可真是让温家宝先生一人独领风骚了。

诸君不幸,与温家宝先生同为一个班子中人;诸君有幸,最困难的事让温家宝先生做了,你们只是响应并实干,就能与温家宝先生同上凌烟阁,功名垂千秋。

温家宝先生最近已经连续六次公开谈论政治改革。在他的带动下,一度冷寂的政改呼声,又成为民间舆论的最强音。我虽然今年以来连续写了几篇网文,支持温家宝先生,但那只是对他“宣扬社会公平与正义,倡导人民幸福与尊严”的声援。但是当温家宝先生将他的话语中心既合乎逻辑又出人意料地转入政改时,老王却一时默然。

默然的原因,是章启凡先生前年说过的那句经典的话:对于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2005年7月,我就写出一篇文章:《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时做》,明白地说:民间对于政改,“理念性的阐述(即为什么必须改)和技术性的构架(即如何改)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的现实是:讲道理无用,路径的设计更是无用之无用。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剥夺的是当权者的利益,那么,当权者的态度才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在,当权者之一的温家宝先生已经大声疾呼重启政改了,为什么我还要沉默呢?原因也很清楚:那九个人中,只有温家宝先生一个人在谈论政改,就如同前不久他一个人落寞地独唱公正正义和人民尊严一样,何况他还是不是能够说了算的人。

我之所以以前站出来,以一介公民的身份鲜明表态支持温家宝先生,一是考虑到要对中国最高权力集团中的开明者给予民间支持,而温家宝先生大概是这个集团中极度稀缺的资源;二是希望他能够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如某些民生问题上解民于倒悬,哪怕稍稍纾缓一些民困。但是,说到政改,我以为这不是温家宝先生能够做到的,这超出了他的政治权能。我想,温家宝先生之所以如此高调地重提政改,恐怕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不是谋现实之进步。因为从客观可能性讲,目前好像并不具备重启政改的条件。

我虽然态度坚决地支持温家宝先生,甚至在所不计传闻中他的家人的职业,但我也不希望他的“秀政改”,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历史地位。说到这里,我倒是能够理解、起码包容有人将温家宝先生说成是“影帝”,这个称谓虽然不大厚道,但是一来,温家宝先生在其两届八年的任期内,他领导的国务院施行的善政虽然也有,如取消《收容条例》,取消农业税,加大民生建设,但某些“劣政”如助推房价暴涨,加剧分配不公,强化权力经济,引发通货膨胀,恶化教育质量,等等,也是不少。总体评价,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义较之温家宝先生出任总理的八年前,是更加重了,而不是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好多事情并不能完全由温家宝先生一人负责,他这“宰相”之上还有别人,其背后还有一个官僚阶级,但是,有些事情,如2006年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 2009年初的事业单位人员养老改革,完全是只考虑官员利益的倒行逆施,以我对温家宝先生的一贯印象,简单不能相信这是在他主持下所为,我也不相信,如果他坚决反对的话,这种丧心病狂的“改革”方案会通过。而现在喊喊政改,好像是木秀于林,堆出于岸,但就现实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我以为温家宝先生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即使有风险,也是划算的。唯其说了那八人都不敢说的政改,也不必或不能有实际动作,却一举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个帐,以温家宝先生的聪慧,是算得好的。二来,我是赞成人民对于政治家以舆论监督和政治压力的,虽然这些舆论可能不大客观与公道,但是这些是政治家必须经受的,也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具有起码民主意识的一个尺度。那些动不动就跨省追捕、请人喝茶的官痞,实在是这个时代的羞辱,不说也罢。而温家宝先生在这方面的雅量,正是我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现在要说一说为什么我又决定写一篇文章,来为温家宝先生的政改宣示助助阵了。

第一个原因,是要进一步证明政改的客观必要性。在揭露中国的现状,以提醒国人特别是肉食者,中国不搞政改实在是不行了,这方面,选举网上有好多的好文章,如鲁东《呼吁改革,刻不容缓!》,张洁平《专访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盛世危言推动政治改革》等,已经将政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得极为透彻。老王写此文,还正是“国庆”假期之中,日前拜见一位现退休于南方的老领导,他有一语,让我心动。这话是这样:一位官员对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我们这么坏,他们也不造反。”是的,老百姓还不能有组织地造反,因为中国官僚阶级已经将其原子化,但是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说,涣散的中国社会在加速溃败。但溃败总得有个头吧,这个头或者说结果,不就是暴乱么?原子化固然有利于统治,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最后会以非秩序化、也是社会成本最大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

现在,中国的官僚阶级或者当权者,已经完全没有统治的合法性。过去三十年,这个阶级是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唯一地证明自己的这种合法性的。但是,当经济高速增长还在继续,可是分配不公却使得人民没有从中获取多少好处,反而是日益贫穷,甚至社会的全面性的不公平还让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加艰难,那么,这个当初的唯一的合法性也已经荡然无存了。目前,全社会都激荡着对于当权者的愤懑,无论是公开的媒体人或网络舆论,还是民间的私下交谈,已经一边倒地在否定和批判现实政治。我很难想像,一个国人皆曰可倒的政治体制,还能长期持续下去。如果它能维持不倒,那就是改写人类的文明底线,而这似乎是可笑的。

第二个原因,是我感受到了政改的现实可能性。我曾经认为中国只有到了经济崩溃的地步,社会维持不下去了,才会开始政改。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可能会不同。现在对于政改,全社会有了更大的认同,比如官员,虽然嘴上不说,其实也多数看到了现实状况维持不下去,与全国人民为敌的状态,既不可能持续,也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再捞一把或者苟延残喘不是好办法,起码对这个阶级中的明白人,不是好办法。而左派,虽然口口声声要重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但说句心里话,他们中有几个是真的认为历史还能开倒车?另外,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合理部分,如对于官僚阶级的斗争,正是要在毛泽东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上升到制度层面,这不就是民主么。

中国官僚阶级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当前这种需要大破大立的时代要求和成熟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而赞成政改,投身政改,就是这种代价最小、获益最大的选择。如果这个阶级能够多数认同政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就可以理性地讨论确定政改路线图,包括如何实现阶级和解,在合理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豁免或减轻对官僚阶级的追偿。这是对官僚阶级最有利的前景。也许这个阶级的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出逃外国,但是他们能够都跑了么?跑了以后就不会被追讨么?即使一时追讨不到,他们像二战的德国漏网纳粹战犯那样藏匿于南美,心惊肉跳地生活,随时面临着犹太人的追杀,而他们的子女永远蒙受着父辈的耻辱,成为另一种二等公民,又有什么意思?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集团,最明智的选择,是主动部署政改,这样可以一举颠覆前此的形象,以最小的代价,成为历史的伟人。值此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最危险的时刻,但也是英雄造时世的最好机遇,这种机遇历史上并不多。想想当年,在历史的关键与转折关头,中共领袖何其风流: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坚毅,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迈,人能为之,我何不能为之!如若踵迹前贤,自当与其并立于青史!何况天予不取,必受其害。一念之差,或为英雄,或为罪人,可不慎欤!温家宝先生只是喊了几嗓子,就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如若诸君能与温家宝先生又切实行之,其历史地位又在言者之上。纵览历史,那些英雄或罪人,往往是关键的一举奠定其历史地位。

从民间来说,我们无需多管温家宝先生的言论究竟是一种派系的谋略,还是一种个人的算计,他都已经为重启政改鸣锣开道,这就是立了大功。让我们跟上摇旗呐喊。我自然是希望通过这次温家宝先生与人民的互动,真正能够打开中国政改的大门的。如若不能,那么,我也希望这是中国政改最后的一次舆论准备。不过,对于中共的领袖们来说,这样做,可真是让温家宝先生一人独领风骚了。诸君不幸,与温家宝先生同为一个班子中人;诸君有幸,最困难的事让温家宝先生做了,你们只是响应并实干,就能与温家宝先生同上凌烟阁,功名垂千秋。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