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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平:中国已到了应全面开放舆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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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媒介日趋多样化,可供公民表达利益或情绪的方式亦日趋多元化,每一个公民都是潜在的记者,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此情形之下,压制新闻舆论不仅不可能,而且逆时代潮流。

执政者应顺应时代大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放新闻舆论,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让怨气得以充分舒缓,让整个社会走上讲理的轨道,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开放舆论,乃世界潮流,正如温家宝总理近期在接受CNN专访时说:“我相信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我经常说,我们不仅应当让人们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批评政府的工作。”如今的中国,是到了应全面开放舆论的时候了。

1949年之后,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党和政府对舆论采取严格管制的办法,国人生活在一个领袖之下,生活在一种声音之中,国人的服饰千篇一律,国人的思维整齐划一,国人的创造力被严重摧毁,中华民族处在崩溃的边缘。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30多年来赢得了“经济奇迹”,与此同时,社会大众要求舆论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党和政府严格管制舆论的惯性依然强大,眼下中国,在实行舆论管制与要求舆论开放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权力腐败和权利受损都日趋严重,社会矛盾凸显,一方面,公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表达愿望强烈;另一方面,在舆论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形下,公民表达渠道严重堵塞,公民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利益或情绪。而公民无法正常表达出来的利益或情绪,往往容易转化成社会积怨,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结果,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恐怖性事件频繁发生,公民暴力化表达倾向愈益严重。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级党政部门不可能用强权去压制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危机,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除危机,唯有通过法治化的博弈机制,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中所进行有序的博弈解决矛盾消除危机。确立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是构建权利、权力的法治化博弈机制的基本前提。公民言论自由权最重要体现为新闻舆论自由。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中指出:“新闻自由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向。但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到底需要一个发挥什么样功能的新闻体系,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文化和民主素质还与发达国家水平有一定差距的国家里,片面地强调新闻自由,可能会形成舆论上的混乱,不利于政治上集中控制的态势下稳定地完成社会和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因此,党对新闻的领导和控制,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是适当集中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做到“管”而又不违背新闻媒体的自身发展规律。”如何协调舆论控制与舆论自由的矛盾呢?我认为目前较为现实方案是:1、打破传媒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允许私人资本介入传媒;2、私人传媒在其登记的范围内拥有充分的舆论自由。推进该项改革方案,一方面有利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化解积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及时了解各地情况,促进地方政府走向善治。

其实,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媒介日趋多样化,可供公民表达利益或情绪的方式亦日趋多元化,每一个公民都是潜在的记者,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此情形之下,压制新闻舆论不仅不可能,而且逆时代潮流。由此,执政者应顺应时代大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放新闻舆论,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让怨气得以充分舒缓,让整个社会走上讲理的轨道,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