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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鹰:既得利益集团何去何从

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副产品。在一定意义上讲,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功臣。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可能还是当初改革开放的鼓吹者,各项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改革进程的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他们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正如阶级的概念一样,只有当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时候,阶级便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也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的存在到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过程。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整体利益,他们便开始更加有意识地追求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政策、游说、关系网的拓展和运行、培植利益代言人,凝固自己的利益,使之规则化、法律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让社会误以为那就是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

时过境迁,他们刚刚跑完经济改革的一百米冲刺,然后气喘吁吁但是心满意足地表示,“改革到此为止吧”,就像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一样。在新的改革面前,他们王顾左右、敷衍周旋;他们以“中国模式”为挡箭牌,阻滞政治改革的推进。因为他们知道,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他们将会失去很多原本预期的利益。

从整个改革进程看,他们从最初的推动者慢慢变成了改革的阻挠者,从经济改革的同行者变成了政治改革的歧路人。

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特征就是垄断,垄断权力、资源、价格、信息、渠道。所有的垄断都以垄断权力作为后盾。在此基础上,他们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特权阶级。所以,不破除政治权力垄断,就不可能压缩既得利益集团的活动空间。而欲破除政治权力垄断,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确切地说,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

60多年前的国民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官僚资本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

国民党虽然看到了问题,但是却解决不了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失去了大陆,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了失去利益集团。

那么,如何评估今日中国民主发展的阶段和进程呢?面对这样的民主进程,既得利益集团将作何选择呢?在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民主的发展进程,以作为当前中国民主发展的参照。

人们往往将民主理解为民主政治,即政治上的民主。相应地,所谓民主革命,人们就将之理解为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推翻君主专制的政治革命。这样的民主观和民族革命观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如果拓展视野,追溯历史,那么对于民主的理解可以更为丰富,更具内涵,更有说服力。

革命可以划分为文化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民族革命,民主也可以分为文化民主、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民族民主(民族独立)。将这样的分类纳入西方历史的进程,就可发现,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以民主为主题、为潮流的历史,是一段全面性、整体性,而不仅仅是政治民主的民主革命的历史。

从文艺复兴开始,往下经过宗教革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建立、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一系列历史事实,都是人们对于民主追求的足迹和里程碑。每一阶段民主的进展都不是民主的终结,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民主探索的起点。

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种人的精神领域的革命为先导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文精神的苏醒,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权威的垄断,个人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获得了肯定,容忍异端得以确立,这便奠定了近代民主真实的基础。往下的民主就自然而然了。正如约翰·穆勒所说:

一切与外族征服无关的政治革命都导源于精神革命。既存制度的颠覆仅仅是既有见解颠覆的结果。因之,过去三个世纪中的政治革命也无非是一种精神革命的外在表现而已,这种精神革命开始于印刷术发明的文艺复兴。此一精神革命的途程还有多长?或在它未终结前还有多少政治革命要从而产生?现在还没有人能够预言。

从整体的民主观来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早就开始了民主的进程。从真理标准大讨论至今,中国人的“精神颠覆”可以说是早已经完成。任何一元的、定于一尊的思想和观念,不说是沦为笑柄,至少也是被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至于完全从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出发的政策和立法,也会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在“精神颠覆”和经济革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历史逻辑就是“精神颠覆”的外在形式——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到来。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潮流,从纵的方面,它是必须如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横的方面,它是应该如此,是时代的普遍要求。

只要不抱有偏见,我们都能感受到这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历史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西方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先后关系,以美国为例,从美国独立到罗斯福新政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立法,前后的跨度是一百多年,英国的跨度则要更长。但是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却是同时到来,一方面是人民普遍呼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要求民主变革,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另一方面是人民又痛陈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要求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是,人民普遍把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归结为政治的不民主,形成了社会变革要求叠加在政治变革要求之上的叠加效应,这样就明明白白加强了政治变革的预期和压力。

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所面临的局面。所以裸官出现了,新的移民潮来临了。“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至;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移民潮,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哈特斯莱在论述法国革命时说:“自由与自治的理想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专制君主的权力,而是特权的普遍存在。”布罗甘也指出:特权阶级的存在是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它是使中产阶级愤怒和农民痛苦的主要原由。

民意所指,均面对既得利益集团。何去何从?如何选择?

一般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保守的,反对变革是他们自然的心理倾向和利益保障,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反对变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湖畔派三诗人之一的罗伯特·骚塞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改革,因为我无法眼看着一切事物都朝着革命发展,尤其是除改革之外没有任何可能去阻止革命。”二战后一名保守党议员说的更加直接:“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英国的保守党之所以能够存在至今,长盛不衰,还能与工党交替执政,而不是像自由党那样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就在于当外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它往往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而放弃部分特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此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所以,中国民主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局面的认知和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切实发展中国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监督政治。让利就是把垄断利益让利于民,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让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样做会有效果吗?还是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吧。迪斯累利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党领袖,面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人阶级在人数和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他强调特权阶层“高贵的义务”,主张“托利民主”,其内容就是选举权加社会福利。迪斯累利的改革措施向社会表明保守党人不再固守于反动,而是能够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且能够做得更好。迪斯累利的改革措施大大调和了阶级矛盾,奠定了保守党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所以,放权让利将是既得利益集团实现自身转型的必由之路。从已有的迹象看,这样的转型已经开始。在民生方面,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住房方面的保障工作正在大力推进。政治民主方面,已经有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呼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对公权力的监督。笔者真诚希望,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走出一条成功的和平转型之路,那将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福利。

(《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