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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百柯:国庆节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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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从肖邦、斯梅塔纳,一直到科尔奈,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把祖国作为自己思考的背景和舞台,更作为自己思想的归属,这个特点让人感动。

我们需要一些留在祖国的人,一些能真切地感受这片土地的乐与痛,并加以描述、提供解析的人。

央视整整10年前的一期对话节目,近来在网络上被人频频提及,主角是当时声名初起的韩寒。节目中,专家分析和观众提问,这个少年的成功屡屡被质疑,从经历到个性,他被审视的目光评头论足。不奇怪,如今许多韩寒的拥趸看后忿忿不平,并把满腔恨意直直抛到10年前,质疑栏目组的用心,嘲笑专家的分析,鄙夷观众的“唧唧歪歪”。

最受追捧的评论是,节目中作为“好学生”来反衬韩寒、来“歌颂中国教育的好”的女生黄思路,北大毕业到了美国,嫁了美国人;而韩寒,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辍学小子、被认为破坏“80后”形象的人,10年后继续留在中国,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评论沿这一逻辑继续。有人拎出北大女生马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她借提问机会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引来叫好声,结果嫁了美国老公,去了美国。还有人提到哈佛女孩刘亦婷,当年声称准备报效祖国,满载国人的期望,结果在美国做基金高管。多数评论认为,这些一度风云的青年人,衬托出韩寒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核心之一,在于坚守中国本土。

话题由此引至“爱国”。学者郑永年曾分析过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前者主要指留学,后者主要指移民),他引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关于公司、组织和国家如何衰落的理论,指出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成员的“忠诚”,即如果成员“退出”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成员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郑永年的判断是,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与其他社会一样,占有知识和财富的是中国社会中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内部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当初韩寒的辍学,即选择“退出”他认为束缚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但他在更高的价值层面显然并未“退出”,而是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声音”机制,持续地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生活的社会发言。

坦率地说,目前的“退出”潮更多是基于理性和现实的选择,或求自我发展,或求自我保护。这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窘境:基于情感和心灵的选择,几近枯竭。

记者卢跃刚曾深入研究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尤其打动他的,是科尔奈思想的源泉、思想的主体、思想的根本,在于他的民族、他的祖国。科尔奈受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在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但在签订协议时,科尔奈提出一个要求,要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匈牙利。

在卢跃刚看来,整个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从肖邦、斯梅塔纳,一直到科尔奈,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把祖国作为自己思考的背景和舞台,更作为自己思想的归属,这个特点让人感动。“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的知识分子,这样思考的姿态、方式,特别值得中国的学者、中国未来可能的思想家们效仿,或者做参考。”

我们的经验里,某些虚伪或异化的教育导致了信念的庸俗化。实际上,这种围绕着“祖国”思考问题的情怀,这种真实的“爱国主义”,在今日尤其应当予以推崇。

但愿有更多这样的人——基于我情感的选择,我不退出;基于我内心的选择,我说出来。

回到10年前那期节目,对话中有一个暗含的主题是,“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管是10年前,还是今天,这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韩寒的辍学,他的桀骜,他的反智倾向,都非普遍的需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需要一些留在祖国的人,一些能真切地感受这片土地的乐与痛,并加以描述、提供解析的人。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