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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变态维稳商业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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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1965年出生,四川作协某刊物编辑。现居成都。

自身利益最大化已使中国许多单位已分成各自自利的利益集团,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以公检法、城管、信访等组成的维稳队伍等,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做事的目的。

当然,对外的说法可以冠冕堂皇,但在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尸骨无存的时代,利益驱动主宰着他们的一切。而身份模式使得政府的思维僵化,把任何为打破变态维稳的努力,都视为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挑战,从而形成针挑不进、水泼不进的维稳“城堡”。但这个维稳“城堡”,像高没有高压阀的高压锅一样,最终会由于不停的压力而爆炸。

与此同时,商业维稳模式,剔掉众多因素之后,还必须有两最个基本的前提,才能得以相对维持。第一就是不出现经济危机,第二是税收能持续走高。但这二者,在目前中国这种不稳固的二尾子经济状态下,迟早都有出问题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依靠花大价钱的商业维稳模式,自然就会土崩瓦解。

维稳的变态,已是众人皆知的事。随着更多的维稳措施被曝光出来,你就会知道维稳的变态是没有极限的。以他们把要控制的良民分成三个维稳等级为例,将这些人的信息输入各种与监控行动有关的——如飞机场、火车站、航运码头、汽车站等——信息库里,以便实施天罗地网式的跟踪监控,实在是杯弓蛇影,完全是一种受害狂的自虐。前不久发生在江西宜黄的拆迁自焚案,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居然带领一大帮手握国家暴力机器的人,到厕所与钟家两姐妹打一场被微博报向全世界的“攻防战”,实在是无耻到既令人愤怒且亦复可笑的地步。原来的政府还要一点体统,现在则撕破所有的脸皮,连起码的体面都不要了,这绝对是比流氓和黑社会都不如的做法。为抢夺民众的合法利益,官方更加赤裸裸地行暴,他们已彻底信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行事哲学。一旦各级政府都如此进行其政府机构的运营,其可怕和有害可想而知。

当然这并不只是宜黄才发生的事,而是全国所有地方都如此,只不过是宜黄的变态维稳还不到家,不小心被曝光出来罢了。事实上,宜黄县的强拆已是恶名累累,比如在一份《关于对宜黄县滨江大道南延伸段邹国宏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迁的工作方案》长达七页的文件里,不仅附有邹家位置示意图及其家人的情况介绍,而且还显示成立了以副县长李敏军为首的指挥部,专门负责邹国宏房屋的拆迁。为了强拆掉邹国宏的房子,参与者包括公安局30人、城管局15人、县拆迁公司50人、县医院4人等总共11个单位185人,其步骤是设立警戒线、劝离拆迁人、清点物品、拆除房屋等八个步骤。如此细密,步步为营,如临大敌,像打一场战一样搞拆迁,被微博曝出后来的“厕所攻防战”就是迟早的事。也使得许多人把强拆称之为一场微型“战争”,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一套房屋的强拆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公权力资源,那么抓个访民,平均要动用多少公权力资源呢?目前还没有公开的具体数据。但以如临大敌的态度去截访,且用变态维稳的态度去应对,其所费不赀是必然的。最近《财经》、《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等曝出京城的一家保安公司安元鼎与各地驻京办签订了不少委托协议书和特保护送合同,肆无忌惮地将各地访民关进在京城设立的多处黑监狱,对他们进行毒打、虐待。尽管访民的吃住猪狗不如,但一个访民每天花费的却不少(有200元、300元不等)。要在京城的黑监狱关多少天——安元鼎为了多赚钱还骗取访民,多住几次,你们当地的官员就会受处分,你的问题就会被解决——当然视各地驻京办的情况而定,如特勤专护回上访者所在地方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笔昂贵的费用。而对于上访者来说,不仅在路上受虐待,而且拉到目的地后,继续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押、“办学习班”也是常事。这样算下来,抓捕、关押、管理一个访民的费用,就会一笔难以计算的数字。

事实也正是如此,地方官员只管要变态维稳的政绩,他才不管要花多少纳税人的血汗呢。安元鼎2009年收入达2000多万元,其中驻京办及相关人士从中分得多少——或许安元鼎还有一本至今不为人知的帐外帐——当然永远是一笔无法算清的数字。正因为变态维稳特别能赚钱,因此各大城市特别是京城的保安公司服务业才特别发达。在变态维稳的食物链里,巨额维稳经费,由各级维稳队伍以及像安元鼎一样的外包商业公司,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分赃。各级维稳队伍为多争取经费,多采取社会学者孙立平在《跳出社会维稳怪圈》一文中所说的,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利用“不稳定幻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以实现维稳队伍自身利益最大化。维稳经费这块蛋糕做得越大,那么负责维稳的官员贪墨的空间和机会就越多,具体承办维稳工作的维稳人员,亦有从中多挣各种维稳经费的机会。由于维稳的滥用和“不稳定幻想”的持续夸大,使得本不是被维稳对象的人,都变成了维稳对象,需要维稳的对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形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使得维稳人员越来越多——多到编制承受不受的地步的时候,就会用钱外包给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来运作——经费越来越高,就会真的使社会不稳定的现实像鬼魂附身一样如期来临。

吴稼祥先生在《中国的“敌人”为何增产了》一文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国家和人一样,有两种模式,在主宰着他如何应对这个世界。一是后果模式,二是身份模式。前者是挖空心思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是身份一旦确定,则不计后果。这两种模式在安元鼎公司和各地驻京办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天衣无缝的“完美”组合。自身利益最大化已使中国许多单位已分成各自自利的利益集团,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以公检法、城管、信访等组成的维稳队伍等,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做事的目的。当然,对外的说法可以冠冕堂皇,但在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尸骨无存的时代,利益驱动主宰着他们的一切。而身份模式使得政府的思维僵化,把任何为打破变态维稳的努力,都视为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挑战,从而形成针挑不进、水泼不进的维稳“城堡”。但这个维稳“城堡”,像高没有高压阀的高压锅一样,最终会由于不停的压力而爆炸。与此同时,商业维稳模式,剔掉众多因素之后,还必须有两最个基本的前提,才能得以相对维持。第一就是不出现经济危机,第二是税收能持续走高。但这二者,在目前中国这种不稳固的二尾子经济状态下,迟早都有出问题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依靠花大价钱的商业维稳模式,自然就会土崩瓦解。

2010年9月27至28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