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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艳刚:我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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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豪车出没请注意”;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也只不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化课,课程内容是“横纹肌”和“哈夫病”。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我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

阈值上升,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

前两天,报道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记者在微博中感慨:“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实际上,不仅极端事件如此,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阈值上升,还会让我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我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你的“围观”而改善,一觉醒来,贪污和腐败都在,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凄惶的现实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围观”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力的“酱油瓶”。

阈值上升,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好的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因此,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

(2010年9月1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