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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树:巨变将至,顺应者活,引领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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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法治、要民主、要自由。

有人说民主有阶级性,给民主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戴上“西方价值观”的牌子;

有人花费无数笔墨论证民主应该是手段,不应是目的,苦口警告民主自由会破坏稳定,引致动乱,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丢失房子车子票子,甚至篮子妻子儿子;

还有人说真正的民主是古希腊的民主,是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官员,是大事小事都由全体公民决定而不是民选官员管理国家,如果你不喜欢抽签不喜欢成天开会你就不应该喜欢民主。

所有这些口舌都是白费。

多数人要法治—司法独立的法治。多数人要民主—选举代表制定法律管理行政的民主。多数人要自由—特别是言论表达的自由。很多人现在就想要,急不可耐。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应不应改”、“要不要改”或“会不会改”的问题都已没有实际意义。

有意义的问题是“何时开始改”、“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先改什么、再改什么、后改什么”、“改到什么摸样算基本完成”以及(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怎样使改革的成本特别是各群体的困苦失落降到最低”。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约二十年一巨变。1966年开始的文革,以二十年为期,提早了三年多。[2]改革开放的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最终确立“经济开放、政治稳定”的架构,却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政治局会议;[3]以四十年为期,推迟了两年多。

这约二十年的周期,可能与中国的政治架构有关,可能与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和儒教教义的民本思想有关,也可能与人类生长老去的规律有关。1949年开始建立的政治架构不仅充满了矛盾,也充满刚性,缺乏自我修正的机制,没有能力在每日每时、一点一滴的改进中化减民生民意与政经制度之间的矛盾。二十年一代,婴儿成为青年,成为变革的原动力;青年成为中年,成为下层的决策者和中上层的执行者;中年成为老年,成为上层的决策者;而老年步入暮年,退出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于是,二十年之前不太明显的矛盾变得普遍彰显,二十年之初可以忍受的矛盾变得不可忍受,于是变革的压力就变得难以抵抗。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心目中的平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与中共中上层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于是,毛泽东几乎穷尽他在战争和建国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发动二十来岁的红卫兵和造反队掀起了文革。二十多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与富民强国目标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于是,邓小平在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群体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改革,又花费因经济改革而积累的政治资本,在党内稳定群体的支持下稳定了政治架构。

倏忽之间,新的二十年已经开始,新的矛盾已难以调和、难以忍受,第三次巨变已隐然可见。

从网上,从传统媒体里,从个人交往中,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从高层的公开讲话和内部互动的蛛丝马迹来看,政治改革的内外压力已越来越大。比照各国(包括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前夜的情况,似乎变革已无可避免,不可抗拒,竞争政治已是唯一出路。甚至那些“绝不搞那一套”,“坚持天然最民主的制度”的舆论引导,也成了风雨欲来的信号:正因为感受到强大的变革压力,才会有强力的抗拒举动。

人们要法治、要民主、要自由。有人说民主有阶级性,给民主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戴上“西方价值观”的牌子;有人花费无数笔墨论证民主应该是手段,不应是目的,苦口警告民主自由会破坏稳定,引致动乱,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丢失房子车子票子,甚至篮子妻子儿子;还有人说真正的民主是古希腊的民主,是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官员,是大事小事都由全体公民决定而不是民选官员管理国家,如果你不喜欢抽签不喜欢成天开会你就不应该喜欢民主。所有这些口舌都是白费。多数人要法治—司法独立的法治。多数人要民主—选举代表制定法律管理行政的民主。多数人要自由—特别是言论表达的自由。很多人现在就想要,急不可耐。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新一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把法治民主自由看做是价值目标。[4] 而价值目标是无可争辩、没法理喻的。对平等、法治、民主、自由的向往,就像对食、性、美、爱的追求一样,既有其功能性,又是人的天性;亿万年、万亿代的物竞天择,生物演化把这些天性深值于人类的基因之中,成为价值观念的一部分,[5]是不可能用几年宣传教育,几篇学术论证而消灭或改变的。就好比我喜欢喝冰啤酒,你不能通过扣帽子挂牌子或理论论证使我真心喜欢热啤酒,也不能通过历史考证说当年的啤酒都是热的而让我真心讨厌冰啤酒。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应不应改”、“要不要改”或“会不会改”的问题都已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问题是“何时开始改”、“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先改什么、再改什么、后改什么”、“改到什么摸样算基本完成”以及(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怎样使改革的成本特别是各群体的困苦失落降到最低”。

文化革命之变,没有减少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的刚性,反而加强了这种刚性。改革开放之变,大大减少了经济和社会架构的刚性,但保留了政治架构的刚性。今后的政治改革,如果成功,将最终消除政治架构的刚性,使之具有广泛参与、日常改良、渐进向善的包容力与自我修正力,从而结束“二十年一变”的循环,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巨变”。

这巨变可能是相对快速的突变,就如文化革命,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到1968年9月“全国一片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上台,党委、政府倒台。[6]这巨变更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渐变,就如改革开放,从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改革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政治局决议确立“经改政稳”的架构,前后超过十三年。[7] 如果能尽早启动渐变而尽量避免突变,那将是中国之大幸、人类之大幸。

面对无法抗拒、无可逃避的浩浩洪流,唯有顺应其间,才能存活自己,维持已有,引导潮流,获取更多。千万不要循着惯性不假思索地阻挡那洪流,而使自己走向边缘甚至消亡。为私利也为公益,所有群体都应积极参与创造新架构的思考、设计与讨论,更应积极参与搭建新架构的谈判、妥协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记住: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最有效方法是把大饼做大,而不是抢夺别人眼里、手里、嘴里甚至肚里的那一块。中国今后这三五年或十来年的变革,可能为此后三五百年的政经社会架构定下基调;所有个人或群体,除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盟友、对本群体本阶层本阶级的责任外,更有对民族对社会对千秋万代的更大责任;最公平的制度可以使大饼最大化,从长远而言对所有人最有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前两次巨变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引领。第三次巨变的引领者会是谁呢?他未必是一个人,而更可能是几个人,一群人,甚或是成百上千人。他们将在今后若干年的历史进程中竞争上岗。如果成功,他们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华民族描绘民主之梦一百多年后,为整个民族、为列祖列宗圆梦的民族英雄,也将是华盛顿、杰佛逊启动近代人类民主进程两百多年后,为最后一个大国、为五分之一地球人实现民主的人类功臣。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子子孙孙,将千秋万代传诵他们的故事。

巨变将至。顺应者活,引领者昌。

[1]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著有《选举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增订版。2009年电子版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112。

[2] 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第2版。

[3] 见:Robert Lawrence Kuhn (2005):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 罗伯特 · 劳伦斯 · 库恩著,谈峥、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4] 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增订版,第2章第7节,2009年网上版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112。

[5] 关于生物演化造成人类的价值观念的理论,参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增订版,第11章第4节。2009年网上版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112。

[6] 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第2版。

[7] 见:Robert Lawrence Kuhn (2005):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 罗伯特 · 劳伦斯 · 库恩著,谈峥、于海江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