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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真的危险,如果政治家没有起码的国家责任与政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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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2009年3月17日下午在捷克查理大学中文系为学生们演讲。(摄影:黄频/中欧社)

政改这么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连不懂政治的女翻译家崔卫平都跑进来讨论了,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国的政治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连外行都感到急迫了,就是说明政治家完全丧失了守护社会守护,让本该很文艺很美学的天真翻译家都跳了出来要自己救自己。

政治家是要给国家给政治发展定方向的人,如果政治家没有起码的国家责任与政治道德,这个国家,就真的危险了。

崔卫平不是政改的好“郎中”

哈维尔与崔卫平

崔卫平是个出色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与美学家,美学家是前些年我知道的她最正宗的称谓,她的翻译影响最大的是前捷克总统,多年反对捷克虚伪、荒唐思想专制与政治暴力的共产党统治并谋求推翻它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文集,尤其是政论性文集。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哈维尔讲捷克共产党愚蠢、僵化的思想钳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入侵与接管。到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历经东欧剧变之前,捷共的统治方式都没有丝毫改进。现在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连街上卖水果的小摊贩,都要扯上社会主义的标语,水果店老板当然知道共产主义理想与他的生计无甚相关,但他挂标语,第一是统治者要求这样做的,这样做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减少麻烦,第二他也许不想落后于主旋律,虽然他也知道几十年的生活在共产主义丰满理想的剪裁下,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营养不良。当时看到哈维尔的这种揶揄,不禁拍案叫奇,觉得作为斯拉夫文化传统下的东欧国家,真是对人类文明有着太多的贡献,音乐、电影、科学家,还有不朽的小说家与人类追求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崇高理想。当然,更感同身受的,自然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全面政治化,最典型如共和国前三十年,政治语汇、思维方式、报纸与教科书,甚至连男女结婚、春节简单化,一切都体现着革命化的特征。而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渐渐退潮后的日子里,国家全面从社会生活撤退,但国家的影子仍随处可见,只要想想乡村、县城、城市里动拆迁的墙体上的标语,除了治疗狐臭与性病的广告,就是宣扬计划生育、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标语,最近的,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伟大的文学作品,正是以一己特殊的情境刻画,展现不同国度中不同处境中人群的共通遭遇。哈维尔虽不如俄罗斯那些因在斯大林专制恐怖统治下历经磨难而写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作家那般,遭受集权独裁体制的深重苦难,但哈维尔的政论文似乎让中国人看到了政治发展的趋势,是不可能以思想钳制与独裁镇压的方式一直运行下去的,即使普通人无反抗的能力,但消极服从间已经以实际行动嘲笑与瓦解了专制的根基,所以言论与思想、行动自由的时代早晚会到来,人们迟早会享受到他们作为人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专制政治当然可以螳臂当车,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更残暴地对待人民,但如若这般,它将来被抛弃得会更彻底,人们对它的留恋与怀念会消失殆尽,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失民心者失天下”。现在的人喜欢将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看作是启蒙者,启蒙便意味着有主导者有受启蒙者,思想家与文学家的作用便在于普及启蒙知识,哈维尔的政论文与戏剧,所起到的也是这样的作用。不过哈维尔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活动家,将他所信仰的贯彻到他的行动中,彻底献身于为争取自己和其他所有捷克人的自由而努力。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

哈维尔的文集翻译过来后,曾在2005年前后掀起阅读风浪,很多读过的人都有恍然大悟的感受: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社会,都要经历这般历程。同时很多人也坚信,中国将来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因为那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的现代史最喜欢用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趋势”来讲自己的政权得来得理所当然,并且万古长存得理所当然。我对崔卫平的认识,最初就是从哈维尔文集开始,因为十分喜爱她翻译的文集,我坚定地认为她是个伟大的女性。这样看法在我再长了一点知识,见过一些名人之后发生了变化。在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新书发布会上,看了汪晖、黄平、吕新雨等自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一干人,与自由主义代言人、同样声名狼藉的许纪霖争吵与互相攻击时,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些思想界的牛人们要干什么,但就此不再轻易崇信权威。崔卫平的政治立场,是与汪晖这干人联系紧密、相互往来走动的新左派中的一员,并且是有成果、有社会影响力的一员。中国的左与右,大家都知道也极具中国特色,在西方,左翼是激进的同义语,右翼是保守的同义语;在中国,新左派是反市场要求彻底公平立场的人,自由主义则是要求推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在中国还有个特色,左右之间为了向当权者争宠,不惜污蔑对手,背后捅刀子。两派间的不宽容,让政治家与围观的人觉得他们像小丑。

人以群分,志同道合的人为共同的政治立场与理想而奋斗倒也无可厚非。但从没见过哪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以权力与利益为诱饵,可以把思想界分化得如此彻底,收拾得如此服帖。当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之间,为了媚上邀宠,连共守的政治价值与思想分殊、政治分派的惺惺相惜地底线都没有时,他们又如何能以独立的姿态去影响政治上层,让公众认同他们的行为?最近翻看汪晖的《别求新声》,看完第一篇《新左翼》对他的访谈记录,对汪晖精神上的欣赏瞬间崩塌,他习惯于在文章与访谈录中把自己描述成受苦受难、有担当有理念的人,但当我读到他攻击每一个秉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或希望中国能多少根据实际情形引进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学者时,我看到的并不是那样一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豪情万丈慨而慷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心胸偏狭、容不下其他也在为中国社会进步付出努力的人们的刻薄的人,彷佛他最高明,别人不是犯了西方幼稚病,就是愚蠢到以为东欧、俄罗斯又抑或是哪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可以适用于中国–如果中国这般特殊到没有与其他国家与社会有任何共性,那我们是否该惊呼“中国是个怪物”?当新左派的思想家尖刻地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在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全面带向泥淖时,我们是否也该惊呼“汪晖和新左派是怪物”?

崔卫平的文艺复兴

再扯回来说崔卫平。崔卫平当初让我对她大失所望,在于2007年她与刘军宁、秋风就文艺复兴骂仗。依稀记得刘军宁与秋风的文章我们当时看来忍不住激动叫好,而崔卫平的《有关文艺复兴–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当时读完觉得非常堵,想到在什么地方听到的不无性别歧视的话:女人不懂政治与政治学,真的不要掺和,不然对女人和对政治学,都是莫大的侮辱。也许,政治与政治学真是男人的行当,而崔卫平以她先锋派的实践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学工作者,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常识的女人,在用自己过剩的热情进军政治学领域,对政治品头论足时,会暴露出她的思维世界与知识结构的某些狭隘,政治是冷酷的、甚至是暴力的,与女性的温柔和温情相差甚远。大家如果有心情可以回头去读一下崔卫平女士当年在《南方周末》名骚一时的文章,也许各有公论,也许我的看法过于偏激。

最近她开始译介米奇尼克,米奇尼克的思想我还不曾好好研读过,但我想位于西方思想脉络中的优秀的思想家,最能表征其人性光辉的,无非是督促政府变成一个权责对等、谨慎使用公权并不断提醒公众政府、政治权力会为恶的人,因为西方思想的传统,千百年来一直是限制权力,守护人民,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进步程度不同,人民的范围有大有小而已。我对崔卫平的译介工作非常尊重,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懂得捷克或波兰语的,把其他国家优秀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人,都非常值得人们尊重与感谢。但我不理解的是最近崔卫平大举进军政治学界,高调谈论政改,并且据说她的文字点击率很高,影响很大,很多人不仅赞同而且都要开始崇拜她了,–也许与人们认为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见识不容易?

政治言说与政改

但很遗憾的是,崔卫平写的《政治言说》非常难读。

1、“权力内卷化”的概念是有明确严格的限定的,并且这在社会科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真的不需要崔卫平再绕到地球“自转、公转”、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讲不讲“自我”这样根本不相干而令人困惑的问题上。

2、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们过上好的生活,好的生活是什么不好定义,但政府的职能这在中西方古代或现代还是有共识的,对内提供安全与秩序,对外保证主权独立。但好政府的标准,是一定有权责对等的。即使不用讲中国政治发生了权力内卷化,眼见各级政府拥有的巨大吞噬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能力,我们也知道限制权力是中国政治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而这样的认识,无需引用温总理或者胡主席的政治言辞寻找依据,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政治家面对记者承认中国要走民主制,中国要政改,中国要让获利最多的国有企业给国家贡献税收而不是内部分赃,中国要让经营不良的企业倒闭而不是包装上市圈老百姓的钱给它漂白。即使政治家都许诺过这些,又怎么样?房地产与粮油全面涨价,整个中国经济浮肿得厉害,政治家又说不存在通胀,通胀是正常现象。政治家是演员,政治家的言辞我们要理解为表演,而切不可信以为真。如果要走民主制,要政改,要改革国企整顿股市,很简单,拿出你的制度与决策文件来,让我们看看板上钉钉的事是什么,而不是你说什么。是个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制度与决策文件都不能决定实际发生的是什么,何况一两个整天表现出忧国忧民立志要做好政治家的人,一旦出了乱子,面临危机,就出来开新闻发布会,用一套外交辞令对付公众–外交辞令是什么?连打太极拳都不如。

3、崔卫平认为,言说、言辞也是政治的行动方式。我觉得她忽略了中国俗语中说的很多事“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有些能拿到台面上充充样子,但不是我们真实要做的;有些下三滥的手段暗地里都使了,只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不然我们就危险了。如果说,政治某种程度上也是仪式表演的话,我认为民主社会的选举表演和中国的人大会、总理新闻发布会或者各类新闻发布会、听证会的功用都一样:事情我都已经定了,但是为了表明是经你们这群没发言权的草头们同意了的,我还得开个发布会和听证会。这些政治表演耗费巨大,你敢说没有功用吗?当然有,既赚取了信誉,又让银行、水电、粮油、火车票涨了价,还把高价的磁悬浮引了进来–在中国,有哪一件事,不是经过了人民同意的?连当初把刘少奇打倒,都使人大仅以一票弃权、基本全票通过的。但这样的政治言说与政治仪式,它对于社会的改进又有多大意义呢?

4、崔卫平提出,到底是选择当民主派还是专制派,文末才看出她的意图,无论你是那一派,都要有起码的尊重对手的风度与宽容心,要和平共存,要多样化。中国人讲民主共和,讲了一百多年,今天还要一个翻译家用这么冗长的文字,来讲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前设与情境,告诉我们民主政治需要多元多样化的观点、派别存在。这不知是中国政治的失败,还是崔卫平政治知识的欠缺。新左派攻击自由主义的狠毒,绝对比自由主义要勇猛,汪晖在访谈中甚至提到自由主义绑架了政治,才使政治走歪。这样重的评判,真让人看不出新左派的病态批判与打倒一切中,有丁点宽容。任剑涛说,我们要感谢提倡推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尽管现在意识形态引导大众憎恨与攻击他们,说中国的问题都是他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出来的,但经济学家让我们接触了世界,让我们有机会融入世界。

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还是因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政治实践方法造成的,经济上部分推行市场经济,对自己有利的则实行市场经济,不利的搞成官僚资本主义和家族资本主义,再不利直接以安全生产或打击黑社会的名义把眼红的大额私人财产充公;政治上部分推行民主政治,对自己权力没影响的,比如村庄,就搞选举,有影响的,坚决不搞选举,或者搞了,也劝退、威胁候选人,好选上内定候选人;社会治理上部分推行社会主义,但遇到要为全民提供医疗保障,提供义务教育,要投资乡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时,就说我们还是落后的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多财力改变整个国民收入只有不到4%投资教育的状况。

政改,把中国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途上引,这难道是还需要论证的东西吗?连这都不能成为政界和社会的常识,还需要众多专家反复论证和呼吁,这是怎样一种情形?这样的国家就像茫茫大海上冲向漩涡的迷船,船上的人都知道该怎样扭转厄运,但船长横了心要让大家一起葬身大海中。政改是势所必须,我们靠着政治家几句表明决心与态度的言辞,就能轻易相信他们要政改吗?当然不是。政治家的行动是公权力在行动,影响动辄万千人,所以政改是要拿出政改方案和多部法律、决议来的,而不是凭被逼紧了表个态来忽悠大众的。

政改这么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连不懂政治的女翻译家崔卫平都跑进来讨论了,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国的政治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连外行都感到急迫了;就是说明政治家完全丧失了守护社会守护老百姓的责任,丧失了引领国家在一个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继续前进的政治责任,让本该很文艺很美学的天真翻译家都跳了出来要自己救自己。政治家怎会不知道政改的阻碍在哪里,但是因为自身与整个体制已经连成一体,毒瘤大过人本身,要革除自身那些既是利益也是毒瘤的一部分,他们怎么忍心?不禁想起韦伯在20世纪初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政治家是要给国家给政治发展定方向的人,如果政治家没有起码的国家责任与政治道德,这个国家,就真的危险了。

(木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