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公开地,并且大声地……在广场上说出来吧

p100912102

8月11日,这是在悉尼大学主校园的古堡侧门,一个拱形过道的铁门。当我爬上那铁门栅栏悬挂展览海报旗帜的时候,一阵风卷起棕色的旗帜,旗上的拳头与“正义”字样在空中翻飞着,隐隐约约感觉像是回到了革命的年代。从这里左侧上去是一道旋转楼梯,通向悉尼大学美术馆(University Art Gallery),从现在起到今年11月是通向我们的展览——“中国与革命:当代艺术中的历史、戏仿和记忆”,通向一条连结“红色遗产”与当代中国的时光隧道。

此次澳洲之行似乎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红色遗产”的色彩。8月7日早上从悉尼机场到酒店,来自阿富汗的出租车司机非常健谈,竟然大谈中国问题。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在宗教问题上会有麻烦,但现在中国很强大,都是毛泽东的作用等等,一派我们并不陌生的口吻,令人惊讶。第二天朋友带我和刘大鸿上街逛,进了一家名叫“毛和更多”(Mao and More)的古董杂货店,里面有很多真假混杂、五花八门的“文革遗物”,从毛语录、像章到宣传画、瓷像、红袖章等等。几天里买到的书中也很有些左翼色彩。11日晚上和沈嘉蔚、刘大鸿等人到国王街逛书店,那家Dymocks书店去年也来光顾过,这一次感到它的左翼色彩特别浓厚,在楼上挂的一幅马克思的素描像好像是去年没有的。在这里买到两部关于巴黎公社的专著,一部是1937年出版的《1871年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by Frank Jellinek, London, 1937),是专题史研究的写法;另一部是《可怕之年:1871年巴黎公社》(The Terrible Year:the Paris Commune, 1871, by Alistair Horne, London, 1971),一部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的专题著述,两百五十幅图像正是我希望搜集的。还有德国工运史学家Jùrgen Kuczynski的《工人阶级的兴起》(The Rise of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7),该书从工业革命前的作坊工人开始讲起,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出现,把“兴起”的历史作了梳理和概括。然后分析了工人阶级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特征,以及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民族性,同样可喜的也是有不少图像资料。M. A. Rose的《马克思的失踪的美学:卡尔·马克思与视觉艺术》(Marxs Lost Aesthetic: Karl Marx and the Visual Arts, Cambridge,1984)探讨了马克思的美学理论与视觉艺术的关系,钩寻出马克思美学中的艺术思想,并且联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俄前卫艺术和现实主义艺术进行论述。这几本书算不上是什么学术巨著,但是却与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有着相通的地方,很令我们感到高兴。

8月13日,在开过了决定我们的展览明年之命运的重要会议之后,在墨尔本的维省图书馆前,我们看到了左翼青年学生的集会。书写着左翼标语的大幅横额,红旗,扩音话筒,年轻而兴奋的笑脸,甚至后来还开来了一辆宣传车——车顶上伸出两只大喇叭,仿佛真的回到“文革”年代。据说这是在周末(这天正是星期五)晚上常有的左翼活动,看来这真是娱乐休闲学教材中应该增添的一章。在路边有摆开的小书摊,我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二十一世纪的工人革命》(Workers Revolution of the 21st Century)。是啊,进入二十一世纪已快十年了,我也多么想知道工人阶级的命运究竟是什么、西方的工人阶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

当代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大量读者,前两年我读过他的《河畔小城》(刘星灿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印象很深的是回忆录中散发着极其浓厚的生活气息,描写细腻、生动。最近出版的捷克作家马扎尔撰写的《你读过赫拉巴尔吗》(刘星灿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6月)是一部内容丰富、章节分类安排巧妙的人物传记,而且是一部很精彩地揭示了传主的精神世界的思想著述。在全书开头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很快就让我们了解到他与传主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是在意识形态高压下的地下出版行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作家的成长与地下出版社有多大的关系?这在前东欧国家的文学史上可能是一个重要课题。本书由于传主与作者的关系而对这个问题多有涉及,其中有些情节很值得我们寻味。1986年,赫拉巴尔的被官方出版社拒绝的《林中小屋》由一个地下出版社替他印了三十册,当他们送样书给他并请他在其余二十九本书上签名的时候,赫拉巴尔吓坏了。几年之后,赫拉巴尔在写到这次签名事件时说:“来了两位年轻人……从书包中掏出这本地下出版物《林中小屋》,说一共出了三十本,让我留下一本,在其余的二十多本上签名。这可是典型的非法出版物啊!我吓得直哆嗦。我虽然手在发抖,但我还是签了名……”(第126页)他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因为他想到经常来找他的那个内务部秘密警察肯定也会拿到这本书,肯定又会把他找去盘问。赫拉巴尔后来在他的《极权恐怖》一文中回忆了“那个淡黄头发的”秘密警察强迫他写信给地下出版社的朋友,说他不再愿意被地下出版社扩散他的稿子。回家之后,他妻子说,“你就这么怕他们?”赫拉巴尔第一次为自己而哭了起来(第130页)。这种知识分子的挫折感和屈辱感正是意识形态高压的典型表征。“其实,他对这种地下出版的方式感到非常高兴。这使他享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满足。这种地下出版的办法,使他能够接触到一群受到限制的狭小圈子里的读者。”(第106页)作者能够如此准确地说出地下出版物的独特魅力,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搞地下出版的,“悄悄传抄和扩散被禁作家各类手稿及打字文稿,包括赫拉巴尔被官方出版社拒绝出版和只在国外流亡出版社问世的新作品”(致中国读者)。

无论是赫拉巴尔还是马扎尔,他们与中国读者的心灵的确是相通的:1989年1月15日,在瓦茨拉夫广场举行了纪念大学生杨·巴拉赫自焚二十周年大会。由于警察的干预与镇压,纪念大会变成了持续一个星期的示威大游行。赫拉巴尔在这时创作了《神秘的笛子》……这是一种关于时代和他本人的纪实性表述。如他所言,“到最后,当现实情形比文学更重要时,真正的作家就应该勇敢地将他本来只打算告诉他狭窄的朋友圈子的事情公开,大声地在广场上说出来”……赫拉巴尔作为亲眼目睹发生在瓦茨拉夫大街和老城广场事件的见证人,“已经不再需要眼泪,我为此而悄声哭泣。神明们大概真的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第134-135页)关于什么是好的文学,赫拉巴尔的话是很好的回答:“好的文学逼着你中断阅读出去走走,好的文学使你彻夜不眠,好的文学为你指出未来的方向……”(第147-148页)

赫拉巴尔说得太好了,我们本来只打算在饭桌上告诉朋友圈子的事情,公开地、大声地在广场上说出来吧!

(李公明/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