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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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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雁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欧洲有宗教救赎情结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倾向于永远当老鼠,他们具有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社会变革用法律途径解决旧制度的弊病,他们参与游戏的本意,是追求一种“反政治”的平衡,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也不愿意卷入摧毁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革命大潮面前,这些人就会急流勇退,思想立场发生转变,趋向保守主义,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

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种浪费,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头脑发热行为。

在“道德至上论者”看来,那种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级选择”是逃脱不掉命运惩罚的,比战胜对手更大的挑战在于战胜自己,“权力这个东西注定要劫掠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能够不朽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识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权力的腐蚀性。无权的老鼠变成猫或者老鼠一致服从猫的话,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成为政客和官僚了。

现在东欧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反感大规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念旧体制”,而是因为政治转型的落幕便意味着“当老鼠”的作用完结,而社会变革从来是不知感恩的,卸磨杀驴是一种常态,看看那些早已被人忘记的“剧变推手”,就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并不眷顾自己的母体。

最好的时刻是过程进行时,完结的滋味是残酷的,经济转轨下的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下消费娱乐文化淹没过去严肃认真的话题,所有这些让他们倍感失落。

类似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曾经以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体验为人类充当 “盗火者”的“道德光环”继续环绕着他们,回到尘世享受到的巨大荣誉,使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道德强势的居高临下的自傲,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知识局限,喜欢在并不内行的领域里到处发议论、摆导师的架子,随意指责他人,最后反而落入十分尴尬的处境。

双头鹰情结

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首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指俄国词汇中与“天然反对派”类似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与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 “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赛在《理念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种则以关心尘世为己任,对待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

对双头鹰的其中一个向度我们很熟悉,那就是面临唾手可得的权力取而代之,因为这本来就是所谓老鼠抗争的目的。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入仕做官的价值体现使他们会更愿意导向后者,在传统上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来就有“读得万卷书,服务帝王家”的抱负,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强地“道德功利”的色彩。这种一开始就有改朝换代考虑的人,对权力的“干预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要寻求的并非终极真理,而是“皇帝轮流坐”的世俗“成功”。也许他们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够跳出 “造反——当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经为此有过各种防范措施,但是权力的没有灵魂性和腐蚀性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百发百中地突破个人预设的道德防线。当老鼠成为国家机器的主人或附庸时,很快就与他们所反对的 “猫”并无二致,就像顾准所说,“罗伯斯庇尔就是取胜,自己也会变成拿破仑”。农民领袖龙袍加身以后大搞“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山呼万岁”之类的个人崇拜比世袭皇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 “坚守个人道德底线”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与猫斗争时只是出于正义的选择,并没有想去当猫,在这些人头脑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要承担起对自由的责任”。他们的确从思想上始终保持着对权力腐蚀的警惕,能够认识到保持老鼠与猫的张力,也就是保持与政治权力距离感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不谙权、术、势,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在猫和老鼠游戏尘埃落定之后会陆续被淘汰出局。

现有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理论就是试图从制度设计上解决 “猫和老鼠”游戏中的轮回关系。除此而外,还有另一些人从宗教、道德层面看待权力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以往关注比较少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一般来讲,在欧洲有宗教救赎情结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倾向于永远当老鼠,他们具有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社会变革用法律途径解决旧制度的弊病,他们参与游戏的本意,是追求一种“反政治”的平衡,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也不愿意卷入摧毁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革命大潮面前,这些人就会急流勇退,思想立场发生转变,趋向保守主义,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种浪费,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头脑发热行为。世间的罪恶在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作祟,政权之恶的反人道性根源在于无神论,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人性的阴暗面和无道德性,于是赋予远离政治一种内在的不可知论的哲学含义。

在“道德至上论者”看来,那种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级选择”是逃脱不掉命运惩罚的,比战胜对手更大的挑战在于战胜自己,“权力这个东西注定要劫掠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能够不朽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识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权力的腐蚀性。无权的老鼠变成猫或者老鼠一致服从猫的话,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成为政客和官僚了。这时老鼠与猫就成为了同类,变成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权力意志体现者,他们就会镇压别的老鼠,那么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猫和老鼠”的游戏,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等于原地不动,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就产生了双头鹰的另一个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宗教道德”论者。

积极的不自由,现实社会的压迫感,迫使人们转向非现实社会,把行为抗暴转化为内心追求的道德净化。“不属于权力世界”的人意识到,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并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

在俄罗斯和东欧具有上述两种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出现过,但是他们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出现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罗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义”者“路标派”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于是提出思想与政治的分离,要建立一种在 “消极自由”生活态度上的道德责任感,自身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过程中。东欧则是另一种情况。

二战以后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苏军坦克所能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权力成为了真理的化身。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国家的 “公权力”就像章鱼的触手一样,无孔不入地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以至于连每个个人思想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权力来确定。这种制度除了对社会经济垄断外,由于合法性失缺的紧张感,比它所推翻的那个旧制度更加注重对思想的垄断和舆论的钳制。统治者知道,多元和竞争的局面是最不利于这种靠暴力上台的政权的,只有强力是可以频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是一个常规。斯大林就懂得 “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

众所周知,在这种靠恐怖维系的“臣民社会”里,新闻和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谎言王国”而存在的。在国家力量强大的工业化时代,民众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榨取的对象,他们必须要为“整体主义”的荒诞理论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质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实”的稀缺,人们似乎生活在对未来的“预支”中。那些他们曾经当“老鼠”的时候许诺要给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宪政”的词语依旧保留,往日的奋斗目标也会挂在嘴边,政权所需要的牺牲者都会被冠以圣徒的光环虚构化,并且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说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实现,但是私下里老鼠和猫的位置互换却在悄悄移位,老鼠的天下会向猫的制度取经,抄袭猫的维持稳定的制度,就在不知不觉的 “热月政变”当中,建立起与猫体制的连贯性,而老鼠革命时期的言行成为毫无生命的遥不可及的象征物,都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虚构概念。这些符号仅仅是一种 “勉强覆盖在一个血腥本质上的薄薄外壳”(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或者是变成可以装进任何“替代物”的载体,所以这个制度与其说是建立过程 “不完善”的 “残缺”,不如说压根就是“虚伪的”以及从旧制度“抄袭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把这种现象称作“功能性虚构”,意思是指词语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诠释的:“政府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虚假的、错误的,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和政府机关决议所核准的。”(同上,第69页)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是由于权力批准而凌驾于任何人之上,而我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在此情况下雷达利赫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个体和群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同上,第69页)国家假装“为人民服务”,人民假装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很容易形成人的两面性和“内心的隐秘意识”。民众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逃离政府,抗争屡遭失败。在超级强权的专政机器下,爬上国家金字塔顶端的老鼠,为了防止其他老鼠效法,把他们抛回老鼠的地位,会比原来的猫更加残暴地镇压老鼠,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们后来知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如奥维尔在《1984》中说的,“引进极权不是为了保卫革命,而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现实社会的压迫感,迫使人们转向非现实社会,把行为抗暴转化为内心追求的道德净化。“不属于权力世界”的人意识到,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并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现有的其他各种思想资源都不足以全面对抗由老鼠变成猫后的局面,即便是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只是在争取到自由以后才有意义,而在争取的过程中,它面临一种脱离了原产地水土不服的“移植难题”。更有人认为,现在的“共产极权”甚至就是“启蒙运动惹的祸”,是启蒙运动把欧洲社会从基督教宗教与传统的土壤中拔了出来,并且以大众的名义开始了单一的重塑社会的现代化“国家主义”的试验。

在这一“无所畏惧的叛逆性”思潮下,把人类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政治中,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在思想方法上的绝对主义、决定论、一元化都成为老鼠变种制度的指导思想。面对这种理论资源的困境,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解释系统。在各种药方都不灵验的情况下,东欧知识分子便把希望转移到宗教上。于是“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就只剩下宗教了。

当一个人感觉好的时候,他会把宗教赶到一边去,当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宗教就复苏了,“宗教被作为知识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同上,第146页)也会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转向神秘主义和宗教乌托邦。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1971年写过一篇《宗教复兴》的短文,他把20世纪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时期与罗马帝国公元前后基督教诞生之时的社会背景相比较,认为二者颇有相似度,“苏联,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了土壤。”(同上,第96页)具有类似想法的人认为,政府控制再严也只能约束社会的外表、摧残人的肉体,而无法毁灭人的灵魂和精神,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的,只不过认为它是一种“伪宗教”,或者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点燃照亮人类黑暗的“真宗教”。

来自于神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至上论者各自坚持自己观点,这种分歧决定了“道德至上论”者对后共产主义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宗教乌托邦

俄国知识分子很早就认为,制度是人建立的,是人就有恶有善,或者说善恶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心中较量,那么人性中二元价值就需要人们去揭示和探索。从这个方面讲,古典时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人心中寻找“善”的光点和心灵启迪,比战胜外在世界的“恶”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问题在这些人心中显得格外重要的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早年也曾革命过、抗争过、甚至在绞刑架下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侥幸生还后便远离现实政治,思考如何在人心中扬善抑恶。陀斯妥耶夫斯基坚信,人的灵魂不可摧毁,不是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而是人的思想决定世界的存在,不被俘虏的思想是需要一种宗教情怀的。权力只能显示力量的优势,而无法劫掠来自耶稣的光芒,一个内心精神强大的人是能够直面权力和战胜恐惧的。在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其主人公都有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在监狱里、在流放地完成精神升华,变成为一个自愿承担社会苦难耶稣一样的人物,这些文学形象其实就是作者心理路程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也是对尘世生活厌倦后,开始了守护灵魂的追求。

东欧的知识分子也是在政治斗争绝望以后,开始从内心深处把宗教作为生命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为基督教发展准备了土壤一样,苏维埃帝国的“坦克政治”和“古拉格政治”也使宗教哲学得以重生。重获新生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有些人甚至自称是“基督教无神论者”,言下之意,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需要建立一套对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东欧的地下文学中就有一些类似《启示录》那样的东西。这些作品强调,既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外部世界决定个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内心决定人的命运。极权主义要求人们从内心放弃自由,而宗教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一个人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去走一条历史上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只要完成了上帝赋予个人在人间的使命,就是崇高的。甚至可怕的生活经历会比平庸的舒适状态提供更好的人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而且必须向“逃离罗马”一样,“逃离对历史中心的依赖,对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历史中心,人就开始沦丧了。”(同上,第92页)对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思想的不朽,精神世界是他们最后的一块阵地。

是站在权力纷争之外守护一种永恒的价值,还是应该为心中的理想挺身而出?在东欧和俄罗斯从来都是有争议的,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至上论者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前者说,不能因为老鼠成了猫,就从此不参与游戏,知识分子认同的价值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如果以“神圣道德”为借口逃离当代政治和现实社会,像虚无缥缈的上帝悬挂在芸芸众生的头顶,那不过是缺乏勇气的知识分子一种自我尊崇的 “体面”逃离,是一种以“宿命论”为借口的消极遁世。任何人的血肉之躯都会化为腐朽,但只要生命不息就应该发出呼声,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而人性中的闪光点只能在尘世中发光。正义从来就不是上天的恩赐,世上的善是在呐喊和反抗中诞生的,不是几个人面壁冥思苦想就可以降落人间的。当老鼠最可贵的价值就是反抗,捣乱的老鼠是对猫的不断警示,面对强大的猫,在现实抗争没有完成之前,就提前分流出一部分“退出战斗者”进入虚幻的形而上领域,是不是太过奢侈了?

后者坦言,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后“遁世”而进入“纯精神”领域,并不是由于与对手力量对比悬殊因胆怯而离开战场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同类的失望,是对同类在“拜民主义”的假“崇高”下退去了“真和善”道德的失望,选择“逃避”的确有无奈的一面,再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他们的退出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他们认为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狂热的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六根不净、对尘世间欲望太多,避免不了世间一次次演绎的“老鼠和猫”的互换游戏,因此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他们就是要打破缺乏“退出机制”的革命崇拜,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回到原来的起点。他们要为治愈思想道德的 “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而且从最现实的角度讲,从事形而上研究所需要的条件、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从此这些人就站在时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学之中去寻找出路,以求开辟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代“轴心话语”,去寻求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怀,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活动场所,另辟蹊径找一块“净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中去的原因。逃离尘世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后现代”的先知形象和思想探索者的称号。

总之,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应该从事的事业有很大的认知差别,他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最终落脚点也有了不同的解说。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道德至上者”的“现实缺位”的选择,他们阳春白雪般地研究或许过于深奥,很少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平心而论,这里面的好坏高下结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地判定的。国际学术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

这种分歧决定了“道德至上论”者对后共产主义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宗教乌托邦。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理性崇拜在科技方面是进步了,但是在讲人性、净化伦理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于是他们否定工业社会、否定城市化进程、否定商业社会,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缺乏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宣称“城市的物欲空气产生不了思想”,消费社会导致了物欲横流。他们向往一种类似于“新的中世纪”的宗教浪漫主义,这种精神胜利法和来自于神的道德和理念是支配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他们以道德作为政治的终点和起点的动机。别尔嘉耶夫对此作过详细的区分,他说,在人世间存在着两种自由:低级的自由和高级的自由,低级的自由是选择善恶的自由,高级的自由是与寓于上帝之中的自由。(参阅别尔嘉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莫斯科1997年,251-252页)别尔嘉耶夫并非一概排斥社会变革,他的出发点是人的精神世界,他主张从内向外地改造世界。在这些宗教哲学家看来,人类最后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他们坚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摆脱恶魔的纠缠;他们坚信,正是由于这份比世俗世界更重的责任,人类才能担负起“道德守护者”的天职。这种反对派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变得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皇权之间的二元对抗了。

以索尔仁尼琴为例,他们以宗教和后现代作为思想谱系,对彼岸的追求高于此岸,重视超验精神胜过主体的客观

索尔仁尼琴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们甚至东欧的 “宗教道德论者”既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点是他也是一个从 “俄罗斯宗教精神”汲取资源的思想反抗者,并希望把这些资源古为今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后现代论者”,不同在于索尔仁尼琴依旧是一个现实关怀者,他的宗教关怀是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

1973年他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就认为,苏联当前面临的危机“都是学习西方惹的祸”,包括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和斯大林推行的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都是在步西方已经走向没落的“现代性”的老路。而以弘扬“普世价值观”为宗旨的萨哈罗夫则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西方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化身”,而恰恰是一种造神术,旧体制也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是根据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需要建立的,从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普遍人性出发,萨哈罗夫认为根本不应区分什么“西方的”与“俄国的”思想,而只有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区别。“索-萨争论”刚刚展开,索尔仁尼琴就离开了苏联。应当说在持不同政见文化主要承担社会批判功能的时代,他们两人的争论并未构成太大的冲突,在旧体制“破”的进程即将结束时刻,“索-萨争论”的焦点便凸现出来,虽然他们同为旧体制的“掘墓人”,但是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将要“立”什么样的制度。是要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是要搞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还是追求一个原教旨东正教“神秘性与爱”的乌托邦?

1991年超级大国的苏联轰然倒塌。由于索尔仁尼琴的远离,导致“国粹反对派”的力量缺乏领军人物而处于弱势,在前体制下反对派力量的博弈决定了“后体制”的发展方向,剧变后俄国的后共产主义势力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尤其是在剧变初期的“钟摆效应”下,向西倾斜的幅度很大,新俄罗斯的转轨战略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于是“国粹派”人士纷纷指责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一贯以“俄罗斯命运”的“忧虑者”自居,却在国家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俄罗斯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在关键时刻的 “空场”,直接影响到了新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经济转轨的定位。该派的人士责备他错过了最佳的回国时机,错过了与自由主义博弈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可以影响俄罗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因其国内剧变后发展模式不符合索尔仁尼琴的意愿,1994年索翁的“回归之旅”,他与20年前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大骂西方的拜金主义,大骂唯利是图的美国是“恶的帝国”一样,仍然对剧变后的俄罗斯从头骂到尾,从叶利钦到权贵、从民主派到共产党都是他的开骂的对象。

剧变后索尔仁尼琴以少有政论文体发表了“俄罗斯时政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但遗憾的是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 “批判的武器”,论述中批评多而建设少,或者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主张,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索翁在经济上完全是外行,面对首当其冲的经济转轨问题并无任何具体良方。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索尔仁尼琴,又一次成为了新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看来剧变后的俄罗斯只有“假民主”和“伪自由”,是继17世纪混乱年代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个乱世”。而这一次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政治铁幕的大门打开以后,多元政治下各种声音很快就淹没了索翁那曾经“震撼”过人心的嘶哑嗓音。人们对他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批判一切的态度逐渐不耐烦起来,索翁这三本针砭现实批判性的论著销量都不足5000册,万众争看《古拉格群岛》的时代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作用完成了。所以有人说他走得也不是时候,回来得也不是时候。更有评论家奚落道,索尔仁尼琴就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神一样,老老实实地生活在奥林匹斯之巅,还到凡间来干什么?意指他归国后再一次扮演“先知”的角色而发表的言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蠢话。他的时政批评影响越来越小。

捷克的哈维尔与索尔仁尼琴也有些类似,哈维尔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多次说过,“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所在”,这个意义就是自我拯救的“绝对地平线”。他在《无权者的权利》、《反政治的政治》等书中表述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他认为,旧体制的罪恶不是中世纪的残余,而是现代化的恶果,不是“东方的罪恶”,而是“西方的罪恶”,不是农民社会的罪恶,而是市民社会的罪恶。旧体制与现代社会都是把深刻的东西浅显化,就像浮萍一样漂在表面。他当总统的几年间对捷克的变革实践也由于建议少批评多,被讥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师”,而他自己则陷于 “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之中”,所以捷克经济转轨时期,哈维尔声称自己与在共产党时代一样,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一直到2009年11月19日,伦敦经济学院举行“回顾苏东剧变20周年”的研讨会上,哈维尔仍在强调,得到的民主与想象中的民主有很大的差距。1989年之后他犯的错误,就是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而忽略了道德,他检讨说,我经常被描绘成一个道德主义者,而实践证明我恰好是无法彻底贯彻道德而丧失了自我。

从这些言论我们可以对这种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作一个总结:上述人物以宗教和后现代作为思想谱系,对彼岸的追求高于此岸,重视超验精神胜过主体的客观。我个人倾向于把他们归类于“道德至上”论者或“宗教浪漫主义”,但是欧洲有些学者对这类学者的评价很高,把他们定义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一般来讲,这种“永恒的精神老鼠”,由于与权力始终保持距离,个人操守都比较严谨,更兼具有的禁欲主义追求、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既蔑视权力又鄙视金钱,实用主义的利益很难动摇他们的意志,他们追求真实、看重个人的道德形象,不会以出卖思想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情结,在批判极权国家的同时,也批判“市民社会”,批判全球化进程,对西方的那一套不感兴趣。剧变以后他们依然对市场经济转轨持批评态度,而且比一般人更敏锐先知先觉,比如索尔仁尼琴在大骂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同时,还不断地警告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轨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可见其引领社会深层领域探索的象征意义并没有消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来自于这种道德层面的批评,不可避免的两种缺陷:第一,由于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参考资源主要来自前近代,对待现实一直采取一种“永远说不”、“骂倒一切”、或者只有批判没有建设的态度。他既否定布尔什维克式的垄断,也反对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方向,可以说,他看到了后共产主义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是提供的理想模式却是无法操作的。现在东欧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反感大规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念旧体制”,而是因为政治转型的落幕便意味着“当老鼠”的作用完结,而社会变革从来是不知感恩的,卸磨杀驴是一种常态,看看那些早已被人忘记的“剧变推手”,就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并不眷顾自己的母体。他们说,最好的时刻是过程进行时,完结的滋味是残酷的,因为“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而经济转轨下的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下消费娱乐文化淹没过去严肃认真的话题,所有这些让他们倍感失落。第二,类似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曾经以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体验为人类充当 “盗火者”的“道德光环”继续环绕着他们,回到尘世享受到的巨大荣誉,使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道德强势的居高临下的自傲,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知识局限,喜欢在并不内行的领域里到处发议论、摆导师的架子,随意指责他人,最后反而落入十分尴尬的处境。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