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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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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

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可能是中共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的一个动作。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势使然。今天当局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

在民变蜂起的高压下,“和平演变”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而且是听取“和平演变”的专家介绍经验。不论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码这比拒签米奇尼克入境申请,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崔卫平等人,是个进步。

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非暴力主义,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允许米奇尼克来华游说是当局承认和平演变的信号,起码是领导集团中主张和平变革的势力占了相对的优势。

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创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宪政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

我们死守着林彪的“两杆子”理论保权,强化暴力,统死媒体,党和政府把自己摆在了与人民为敌的地位。现在大陆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归前的香港人。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

共产党在大陆掌权既然声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这在全世界太丢人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 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

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当权者中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但是他们想这样做是一回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另一回事。

首先,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军事政治强人了,中国的权威政治已是一个空架子。制造第二次“6.4.”事件的人,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顽固派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其次,党和人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会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数,制止顽固派胡来。第三,党内改革派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广大党员、军队和亿万人民的支持。

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这位“和平演变”的专家来访当然不是官方邀请的,但必须得到官方批准。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等中国自由派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

旅美学者、极具洞察力的朱学渊先生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势使然。今天当局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1] 其中有数起超过万人参加的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们分别是贵州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预言2012年前后可能爆发全民大起义。

在民变蜂起的高压下,“和平演变”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而且是听取“和平演变”的专家介绍经验。不论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码这比拒签米奇尼克入境申请,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崔卫平等人,是个进步。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非暴力主义,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允许米奇尼克来华游说是当局承认和平演变的信号,起码是领导集团中主张和平变革的势力占了相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

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 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总理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淡出政治家视野20年后,重新举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坚定支持。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政第一把手共同谱写“胡温新政”新篇章。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一周以后(8月26日)补充报导说,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关注,成为深化改革的信号。这一删一报,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争论和斗争。希望改革派在觉得力量不足的时候,要像英雄安泰 [2] 那样足踏大地吸取力量。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亿万人民是你们的大地,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这是现代民主的天经地义。对于第一句话,党内在表面上是有共识的,谁也不敢说不是。对于第二句话,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接受,抗拒。他们的理论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打天下的老一辈人过世了,儿子接着坐,一代传一代。由于一举粉碎“四人帮”打破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布局,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天下,现在连县以下都出现了变相世袭现象,平民子弟中的优秀分子上升的道路越走越窄。

党天下传承三代以后,入党的人与共产党当初的理想和传统已相去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立志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当然不乏其人,但也有许多怀着升官发财动机的人和投机者、野心家混入党内。最可怕的是党员干部队伍中逆淘汰的潜规则。文强临死之前说:“现在不贪不色,谁敢用你呀!”正人君子成了异类,又贪又色的人一路蹿升,他由片警升到公安局长。

十五届中央纪委书纪吴官正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3] 这说明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三代以后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坐天下”的战功铁券和道义资格。他们为了续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香火,为自己“坐天下”寻找合法性,迎合毛派,也跟着高举毛的旗帜,掩盖毛的错误,塑毛像,唱红歌,一唱红歌,好像就缩短了与正统的距离,找到了毛爷爷授权的感觉。毛的旗帜成了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掩护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创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必须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橡皮图章,虽如此文革中仍觉得碍手碍脚,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撤换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它被操纵通过法令,承认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它被操纵通过法令,违背民意没收了全国城乡人民的财产,将饿死了3755万人的公社制度写进宪法。对独裁者,这个政体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抵抗和斗争,许多开国元勋和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死。

宪政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4]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我们死守着林彪的“两杆子”理论保权,强化暴力,统死媒体,党和政府把自己摆在了与人民为敌的地位。现在大陆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归前的香港人。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那时候,总督不能民选,要由英国政府任命,这个没商量;但给港人充分的民主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出版各项权利,都是兑现的,落实的。即如我的书,能在香港出版,仍是港英当局出版自由的延续,而不是回归后的福荫。共产党在大陆掌权既然声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这在全世界太丢人了。最近连敦煌学者萧默的《一叶一菩提》那样平和理性、近乎佛家禅语的书都遭到了查禁。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想到这些就血脉喷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延续下去了。

民主宪政并没有堵死高干子弟参政的管道。像布什家族两代总统,但小布什是凭政绩民选上台的。许多高干子弟维护党国政体,是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可以避开民主程序,在幕后权斗中胜出。他们认为这是上升的捷径;但想没想过也可能成为这个政体的受害者?连斗遍党内无敌手的毛泽东,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老婆、侄子就被捕入狱。毛远新说他是替他的伯父背过坐牢。专制体制下,最不安全的是官员。今日上主席台,明日可能成为阶下囚。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锲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党在国上”的政治体制。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你是唯一的执政党,不能又把自己变成领导执政党的皇帝。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接受人民的监督。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要恢复延安的“三三制政权”。[5] 什么是“三三制政权”呢?董必武解释说:“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6]

关于政府的组成也要实行“三三制”。毛泽东曾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7]

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还由共产党提名,但你提两个候选人叫人大票选行不行?现在越南已经这样做了,国会议员也实行了选民直选,[8] 我们还死扛着恐怕不行。省以下政府首长,也由共产党提名,但部分打破任命制,要提两个候选人由省以下人大票选。如果在毛时代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9]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

省以下各级政权尤其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有实权的民意机关,监督约束党政第一把手。党的第一把手不得出任人大主任。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天高皇帝远”的诸侯,可以不理会中南海的政令。福建有个周宁县,有一任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700个县,像周宁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样的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样似是而非的废话能治国吗?如果县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有权威的民意机关,能够约束他的行为,有权抵制他,揭露他,绝不会糜烂地方以致如此。比照吴官正的调研结论,如果县一级政权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个县会制造多少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发生 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无可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等着李自成、洪秀全式的暴力革命,玉石俱焚了。

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者,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得罪了,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都成了“维稳”对象(昨日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定不住的。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把这些人当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和依靠力量。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自发的而不是官方制造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群众运动。民意的要求就是政改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才有操作抓手,才有推动力量,才有社会根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主事者视维权运动为“动乱”,继续敌视、打压维权运动,或避开社会热点,选一些冷僻问题作秀,必将一事无成,成为悲鸣的孤雁被边缘化。

维权运动是公民社会水到渠成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和平请愿、非暴力主义是维权运动的特点。这是推动和平变革的伟大动力。其最终将汇合成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坚持非暴力主义不是懦弱,是一种更宏大的抱负;不仅是策略,而且是对保存人类文明承担起社会责任。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信心,认为权贵集团、地方诸侯、黑社会,势力太大,改革派斗不过他们。殊不知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旦在中央和各级的领导下整合起来,就是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什么黑社会,什么地方诸侯,什么权贵集团,谁也阻挡不住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 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积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各地民众的全面暴乱,以及地方权势集团的残酷镇压。海外有人期待着出现内战局面,不希望看到这种形势缓解,指责米奇尼克误导了中国的自由派,甚至说米奇尼克访华是共产党使出来的“毒招”,温家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欺骗民众的缓兵之计。

这次温家宝没有放空炮,言出法随。国务院8月27日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会开过了行动要跟上来。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维权的弱势群体一边,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同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发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点一滴地整改,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正如温总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当权者中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但是他们想这样做是一回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另一回事。首先,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军事政治强人了,中国的权威政治已是一个空架子。制造第二次“**”事件的人,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顽固派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其次,党和人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会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数,制止顽固派胡来。第三,党内改革派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广大党员、军队和亿万人民的支持。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1]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2]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地面上交战他是无敌的;但对手如把他举到空中,就能把他扼死。

[3]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4]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5] 三三制政权 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7]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8] 早在2007年5月20日,越南登记选民5千万人,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举出500名国会代表、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

[9]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

(五柳村)

评论

  • 匿名 说:

    在现在的情况下政改要么不改,要改就要彻底改,否则只能发生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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