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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朝平:《大迁徙》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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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避风港”

谈移民局在渭南市的地位,还是应从郑博的诗开始。

2002年,郑博的诗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关注移民局现状,担忧单位前程的内容渐渐取代了被罢免之时的那种怨天忧人,怪罪组织的怨言。2002年4月,他在一首《感事抒怀》的诗中表达出了一种“人去事衰单位乱”的深深忧虑:

三讲蒙羞越两年,机关日乱我心寒。

只因心软常容鬼,更怨眼瞎未辨奸。

好人受气盼公理,小丑得志结私缘。

十年辛苦一朝毁,春去花零泪澺衫。

三个月后的7月12日,他又在一首《闻机关机改有感》中直接了当地表露出了对自己继任者们的不屑与嘲讽,同时毫不隐晦地揭露了渭南市在确定局领导时装腔作势地搞竞选作秀,而暗地里搞未选先定,用有问题的人领导移民工作等等“欠公道”的问题。

主官未到忙机改,不恤民情究可哀。

拆庙搬神存私虑,选人论事欠公裁。

台前竞选空作秀,幕后平衡早定牌。

无理减科招众怨,机关从此祸胎埋。

透过诗的时代背景,回忆一下渭南移民局当时的情况,我们可知:已由渭南市移民办改称为渭南市移民局的这个单位那时的确进入了一个管理欠佳,“机关日乱”的时期。该局的很多职工都认为,移民局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频频更换局长,把移民局当成了“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和试验田”。

这样的牢骚并非空穴来风。回忆一下渭南移民局人事更迭的过程也就明白局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牢骚了——郑博卸任后,原局里的副主任田春保主持了半年工作。接着,市委组织部一纸任命,原富平县委副书记白兵权成了渭南市移民局长。半年后,白兵权因在富平当副书记期间把一个舞女调到法院当法官的事败露而停职年余,这一年多又是田春保主持工作。2002年9月,渭南市原农机局长王民庆调任移民局长,此人在该局用两年零三个月时间搞完了移民工作六年规划,在国务院争取回12.83亿移民资金,在华阴用1.33个亿办起单板层积材厂,用86万在渭河北岸办起果蔬气调库后,2004年12月,渭南市委组织部又将其调任合阳县委书记。这之后的2005年1至3月,移民局长的宝座一直空缺,直到当年3月底,市委组织部才任命原华阴市委副书记安理泉担任该局局长。2007年10月,超龄服役的安理泉从局长的职位上退居二线。华县县委副书记孙建升接任局长一年零三个月后,于2009年3月又被市委提拔到市政府当秘书长。此后,移民局长一直空缺至今。

这样算来,2001年至2009年3月这8年间,渭南市移民局连同主持工作的局长算在一起,市里共给该局派来5个局长。记者在渭南采访时,又听说组织部正准备从市里派去第六位局长。走马灯似地更换局长,使得市移民局局长们大多还没搞清移民工作是怎么回事就离开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感情的同事和部下。在这种状态下,移民局在渭南的地位,几十号人的福利、晋升等等问题都可想而知。

更令渭南移民和移民局的干部不满的是市里在移民局局长任命问题上漠视、随意的态度和拖拉的作风。记者从当地的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2009年4月8日,渭南市委在《渭南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公开选拔市移民局局长的公告》,对公开选拔该局局长的报名条件、程序步骤、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任用等程序都进行了详尽的公布。同时,渭南市电视台、党建网和纪检网也发布了这一《公告》,并在全国多家媒体和网站报道了此消息。

《公告》刊登后便泥牛入海,渭南移民局长选拔之事到2010年5月依旧没有丝毫进展。2009年初,渭南市移民局局长孙建升调任市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及党组书记的同时,还继续兼任着市移民局局长及党组书记。据群众反映:身兼五职的孙建升分身无术,只好在其位不谋其政,整天蹲在市政府,从不到移民局上班,也不关心和过问该局的工作,导致由中央给该局投资上亿元兴建的单板层积材厂未能正常运营,由中央给该局投资900万元兴建的果蔬气调库陷入瘫痪,该局所属800亩地的库区农场未创造任何效益,该局所办的移民经济开发公司长期停业停产,移民上访现象亦与日俱增等等问题无人问津,得不到妥善处理,致使国家投资及移民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

期间,有人着急,到市委询问移民局长选拔的进展情况,但得到的答复是:“人事问题保密,无可奉告。”

市里“保密”的“人事问题”还是很快暴露——2009年春夏交替之际,当渭南市委组织部准备将已公告的选拔移民局长改为直接派任第六任移民局长时,移民局里终于传出了愤怒的诘问:难道你们真的要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渡金的乐园和锻炼提拔的跳板?

人微言轻,市里没有谁理会这些无足轻重的诘问。

当年举报郑博的那位李万明又沉不住气了,他给市里某领导发去短信:移民局领导的素质直接关系到60多万移民的利益,请不要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镀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也不要把移民局当成有问题干部的避风港……

此话触到了市委组织部的痛处,某领导苦笑:“这家伙在翻我们用白兵权的老账呢。”部里的人说:“让他翻去吧,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知道内幕的人却认为:自从媒体把一个党的县委领导同一个舞女法官的“事迹”变成铅字之日起,渭南市委组织部也就脸上无光了。

对于组织部门而言,那的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2002年,国内包括新华社、中青报等报刊、网站在内的主流媒体都在炒作“舞女”法官的故事。下边引用的“舞女”法官的故事是由记者赵东辉、刘红灿当时发在中新网的一种最流行的“版本”:

故事的“引子”是富平县当年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舞女’当法官,流氓提院长”。

被称为“舞女”的那名法官,名叫王爱茹,原是富平县王寮乡南董村二组农民,她长期与黑社会老大孙建来同居。

1996年到1997年,孙建来在县城开办了“聚仙楼”舞厅,这里成了容留妇女卖淫和黑社会拉拢腐蚀干部的场所。这期间,王爱茹帮孙建来一手操持舞厅,成了名噪一时的老板娘。2002年3月,孙建来因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依法逮捕。

王爱茹的邻居们说:“有一段时间王爱茹跟孙建来关系不好,她便到舞厅里做‘小姐’,每天傍晚去上班,靠卖****吃饭。”

就是这样一个先经营舞厅的黑社会老板娘,继而又在舞厅里做“小姐”的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堂堂法官!

对这种怪事,富平人却见怪不怪。富平县大多数干部都知道一个“秘密”:被孙建来称为“白哥”的原县委副书记白兵权,也曾与王爱茹关系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位主管县上组织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一手操办下,1997年下半年,王爱茹先在离县城30公里的美原法庭任法官,2001年3月又到富平县法院执行庭任法官。

为进一步搞清楚王爱茹当法官的来龙去脉,记者好不容易在富平县委组织部查到了她的档案。档案上写着:王爱茹生于1972年9月,而她的籍贯却由富平县王寮乡改为“富平杜村”,文化程度由小学改为“高中”,并有一段“1993年6月至1996年8月,县文化局文化馆”的工作简历,连王爱茹的父亲——王寮乡南董村二组农民王世武的名字也改为“王来来”,并成了城镇居民。

富平县文化馆老馆长李问圃说:“我们文化馆从来就没有过王爱茹这个人,她在馆里一天班都没上过。”

记者还从富平县公安局户政科了解到,为了造假档案,王爱茹特意买了城镇户口,户口簿上面的住址是“杜村镇人民路综合538号”。

对王爱茹进法院,富平县法院院长加森有认为:“王爱茹不是舞女,是一般工人身份。按理她不符合进法院的条件,但不合条件进法院的又不是富平县法院一家。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比较普遍。”

“舞女”法官王爱茹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几乎成了法院干警们的谈资和笑柄。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主任说:“王爱茹办案,连一个懂事理的农村老汉都不如,完全是凭感觉。她写的判决书错别字多,语句不顺。她不知道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常常空下来让别人补上。”

某法庭庭长说:“王爱茹在法庭工作敢说敢骂敢打,经常收受当事人钱财私办黑案,甚至还趁办案之便诈骗钱财。这个人把法庭的声誉都搞臭了。”

富平县有的法官反映,王爱茹连笔录都不会做,有时还找其他法官,许诺“谁给我写调解书、判决书,我给谁买一条烟”;甚至还让一方代理人律师为她写判决书等文书。这事尽管已反映多次,却一直没人管。

2001年8月上旬,在王爱茹手里无故拖延4年之久的一件民事案开庭。当事人美原镇赵村村民张强因催办案子遭王爱茹殴打,所以在法庭上要求王爱茹回避,一时间旁听者哗然,人们对王爱茹嗤之以鼻、嘘声不止。

提拔这样的人当法官的人岂能得到百姓的尊重,1998年2月,富平县政府换届选举时,有群众在县委大楼贴出对联:“白吃白拿白嫖白赌白书记;抢权夺权贪权揽权白兵权”;横批:“白气冲天”。

2001年初,不受百姓欢迎的白兵权调任渭南市移民办主任。

2002年9月,因“舞女”法官之事而败走麦城的白兵权在渭南移民局这个“避风港”躲过了舆论风暴的袭击和组织一年多的审查之后,被调任市农机局局长,成为了渭南组织部使用干部“臭了东方去西方,换个位置继续当”的成功范例。

在渭南市“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把移民局当成有问题干部的避风港”,频频调换移民局局长的那些年,渭南的移民工作也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公益时报》、《民主与法制》等新闻媒体不断把渭南及陕西侵吞移民款的事情曝光,恼怒的领导迁怒于李万明,准备撸掉他的工会主席职务。2006年6月的一天,移民局的某副局长告诉李万明:“老李,给市工会写个报告,我们局要搞工会主席换届选举。”

对局里换届意图心知肚明的李万明故意问:“不是2007年才该换届吗?”

“别管什么时候换届,这是上边的意思和局党组的决定,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副局长有些不耐烦了。可李万明仍认死理,“不能按上边的办,应按工会法办!”

当“上边”正准备以非常的手段“解决”了李万明这个眼中钉之时,突然而至的一个意外事件却迫使其将“眼中钉”迎为座上客——2006年8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温暖何以成冰坨”的文章,8月28日、29日,9月2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中国周刊等栏目先后报道了渭南所辖华阴市移民的救灾款被非法挪用等问题。渭南有关领导预感到这些报道会引发一场大的移民上访闹事,市里组织大批干部到移民乡、村控制领头的代表人物,但效果适得其反,控制反倒加剧了政府与移民的关系紧张。

面对这样的危急局面,有关领导忧愁至极而又一筹莫展。在市里召开的一次会上,华阴有干部给市领导建议说:眼下,不能派部队派公安介入,移民对政府本来就敌对不信任,来硬的只会越搞越糟。我们一年派300多名党政干部包村包移民代表,都控制不住,但移民听李万明的,只要他往移民面前一站,我担保移民不会去堵公路堵铁路,也不会到政府闹事。

这个建议使有关领导“茅塞顿开”。9月2日,礼拜六。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批评陕西省和华阴政府挪用移民资金的报道“漫长的灾区重建”刚刚结束,市委常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和可能出现的移民闹事。其中一条对策就是:“将移民局李万明临时抽调市政府上班,应对可能上访闹事的移民……”

9月3日,8点30分。移民局长安理泉被召到渭南市政府。20分钟后,移民局派专车将李万明送到了市政府。

后来,李万明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录他与市府领导的那次见面经过的:

刚上班,办公室的人用神秘的口吻告诉我,“李主席,市政府领导请你前去商讨国家大事!”从那一刻起,我脑子里的那根弦一下绷紧。在去市政府的路上,我默不作声地端坐副驾驶座上,两眼直视前方,内心却是一番翻江倒海的景象,市里找我的原因和意图像一个个凶险的滔天大浪,不断掠过我的脑海,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

原因无疑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们一定认为这些报道与我有关,所以要针对我采取行动。他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将我骗到市政府诱捕?兴师问罪,对我严加警戒训斥?或者是宣布罢免我的工会主席职务,以此表示对我‘勾结媒体,破坏渭南形象’行为的一个迎头痛击……”

从那一刻起,我完全作好了再次被他们抓捕的准备,我甚至几次差点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爱人可能降临的灾难,让她给我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送到看守所,吩咐她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暂时到西安去跟女儿住一段时间……

但想到她那单薄的身体和多年来跟我担惊受怕,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的眼神,我实在不忍心用这种牢狱之灾的讯息再去刺激她那本就脆弱的神经。

放弃跟妻子联系的念头后,我闭上眼睛,继续估计市政府领导找我的意图和此去市政府的凶吉祸福……

接下来,李万明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忐忑、紧张地走进田副市长办公室后的情况:

车停在了市政府二号楼前,田副市长的秘书已等在那里。我随他上楼,再向东拐,走过一条廊道,到最里边的一间,一推门,田副市长很客气地迎上来同我握手、递烟,然后端上一杯浓茶。一阵寒暄,田副市长很快把话题引向移民的事。他严肃地说:“万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你大概也都看了,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隐患不可低估啊,我们也不得不防这种隐患的爆发。今天,我是代表市委常委,并受市委刘新文书记和曹莉莉市长委托同你谈话。市委和市政府准备把你临时抽调到市政府上班,主要任务是配合市上做好移民的稳定工作,你要无条件接受组织安排。”

什么都估计到了,唯独没有估计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对我如此“重用”,并且让一个常务副市长宣布让我到市政府上班,以解铃还是系铃人的方法让我去对付我一直为其维权的移民!

那一瞬间,真有点“受宠若惊”而又百感交集。

想到官员们掠夺移民资金后给移民的生活带来的艰苦和灾难,想到官方对移民一次次狠心的打压,想到这些年来市里、局里对我的敌对态度和种种迫害,想到1996年的那场牢狱之灾,想到三十多年仍是全市公务员中唯一“光头”的待遇,我立即清醒过来。我对田副市长苦笑道:“田副市长,这样不妥吧。你是管局长的,我是一般干部,怎能让你直接安排我的工作呢?”

田副市长摇摇手打断我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别说那些了。这样做是常委会定的,是书记和市长委托我找你谈的。”田副市长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就转过头对早我一步来到他办公室的安理泉局长说:“老安,从今天起,老李就是我直接管的人了,要保证有什么事老李可以随时出动。你就不要管他了。前一阵你们局要求搞工会主席换届,就不要搞了,要让老李安心搞好移民稳定工作。”说到这里,田副市长又回过头对我说:“就这样定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里给你开间办公室,天天都过来上班。”

如果没有发生以前那些事,田副市长的安排一定会令我非常感动,但此时,我对渭南这些领导的心思了如指掌,早已心灰意冷。所以,田副市长刚安排完,我就当即表示:“稳定移民不是我所管的工作,我把单位的工会工作做好才是我的本份……”

“不行,听老哥的,给老哥点面子!”田副市长有点急了,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高声打断。

我认真地说:“我又不是市政府的人,到这里上班算哪门子事?”

田副市长也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市里的干部?是就要服从!”

我只好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服从了这个“特殊的任务”。

据李万明回忆,他第一次去市里上班不是在政府办公大楼,而是渭南电信大楼。9月5日那天,中央某部的一个会议在那儿召开,市长曹莉莉让移民局安理泉局长带上李万明前去“护驾”,防止移民闹事。事前,田军副市长专门同李万明谈了一次,说,“万明同志,市委刘书记让我给你带信,这是中央在渭南召开的会议,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并要李万明千方百计挡住可能冲击会场的移民。

李万明苦笑着点点头。

电信大楼的会议平安无事地顺利闭幕。9月7日,李万明遵令到市政府办公楼上班。在大院里,正好碰上准备出门的曹莉莉市长,女市长停下步与李万明握手时意味深长地说:“李万明同志,这次把漏子捅大了,移民会乱起来的!”

李万明笑笑说:“市长放心,移民乱不了,他们是讲道理的。”

“真的吗?”曹市长也笑笑。

李万明收起挂在脸上那勉强挤出的笑容,“真的!只要市里把移民的有关款项真正落实了,我李万明可以担保他们绝不闹事!”

女市长一愣,“哦!是的,是应该落实了……”说完,市长快步离开。

45、叫板

李万明在市政府上班的日子里,渭南官场的政治生态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之后,历史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卷起的惊涛骇浪似乎在对一个“叛逆者”的招安和利用中逐渐风平浪静,移民与政府的冲突,李万明同市领导的矛盾也似乎在这种“以夷制夷”的“韬略”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种宁静祥和的氛围里,李万明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在被压制和抗争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时光的他觉得很累,如今,领导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看重自己,证明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证明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在移民工作中已得到了体现。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尚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自己为什么不能就此了断同领导的矛盾,结束自己与“组织”的争斗,在平静中度过余生?

他甚至在心里检讨:过去,自己在处事方面是不是太不注意方法,太不尊重领导?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心平气和地给领导提出来,他们总会接受和解决的。为了完成心态的转变,李万明努力寻找着历史和现实,领导和自己这个“平头”之间的契合点。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感激所有使你坚定的人——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长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

心态的变化使昔日的“叛逆者”在处事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9年3月,当渭南市委组织部准备将市政府某秘书长派到市移民局过度时,李万明对此虽然不满,但他并未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地反对,而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他先给市委书记发短信,恳求市委站在关心移民工作、关心移民干部的角度,从维护目前移民局领导班子的稳定局面出发,从移民局几名热爱移民工作且懂行的副职中提拔局长。他在短信中还把自己搭了进去:市领导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李万明愿意给市委立军令状——承包渭南历届领导最头疼、最担心和最棘手的全市移民稳定之艰巨任务。”

领导们迟迟没有回音。这样的结局不由使李万明忐忑不安地揣摩着领导们不回复的原因——

是官场等级森严,领导们不屑于与自己这个科级干部搭讪?不像,当初害怕移民闹事时,市委常委们不是没有嫌弃自己这个小人物吗?市委书记、市长不是还专门委派田副市长同自己谈话吗?市领导不是还与自己称兄道弟吗?是领导们没有收到自己的短信?有这种可能。于是,李万明又多次给市里的领导们发去了同样的短信。依然没有回复。李万明想:可能是领导太忙,没有时间回复,也可能是事关大局,领导还需研究考虑,再耐心地等等吧……

李万明终于等来了结果。2009年4月10日下午,在渭南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副书记王晓明、常务副市长田军、市政法委书记乔晓陆、市纪委书记郝宗友以及市委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等十多位领导及领导的秘书们,集体与李万明的谈话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主持谈话会的王副书记首先用仿佛很随意很亲切,但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语气宣布:根据市委决定,今天下午,市委、市府的几位领导集体找市移民局的的李万明同志谈话,首先希望李万明同志端正态度,引起重视,并在今后注意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

王副书记所说的“这些问题”之一主要是前段时间李万明发给市委领导的几个短信。王副书记打开手机宣读了短信内容后对其发短信之事进行严厉批评说,李万明同志,你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有什么可以逐级反映嘛,不能动不动就给市里所有的领导发短信。你的那些短信已严重干扰了市委、市府领导的正常工作,也干扰了市领导的生活与休息!你应认识到这样做的错误,不要再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接下来,田副市长、乔晓陆和郝宗友等领导也分别对李万明这些年向新闻媒体投书举报的事进行了“说服教育”,其主题只有一个:“你李万明的做法影响了渭南在外界的形象,影响了渭南的投资环境,也影响了全市的经济建设……”

领导讲完后,王副书记让李万明也说说。这时,边接受“说服教育”边埋头记录的李万明抬起头来,目光中充满了竭力压抑的愤怒。下午,当他踏进会议室的最初一瞬,从参会者轻蔑的神情里,他立即意识到此次被召到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来绝不会是一次委以安抚移民、维护库区稳定之类的“和平之旅”。从会议室那一双双并不友善的目光里,他甚至预感到了一种即将被“群起而攻之”的紧张气氛。王副书记的会议开场白使他明白了会议的真正意图,那一刻起,他思绪纷乱,心情恶劣,一种突然袭至的恼恨紧紧攫住了他,特别是领导们的指责和“说服教育”使李万明感到失望、震惊继而愤怒不已。但他明白:在这种时候,自己需要冷静和克制,需要有理有节而又针锋相对地回应。

王副书记让李万明说说时,他利用端起杯子喝茶的短短几秒钟迅速理清自己的思路,组织语言的阶梯,然后侃侃而谈。他首先对自己十多年来举报的情况一一进行回顾后,强调自己的举报在主观上保护了移民的利益,客观上也保护一些干部,至少是使这些干部在干了一些腐败的事情后,因害怕被举报没有敢再继续肆无忌惮地侵吞移民资金,从而避免了法律的制裁。

对市委市政府对移民局关心不够的问题,李万明举例说,我们局成立24年来从没提拔过一个副县处以上领导干部。近十年来,市里给移民局派来的局长都是待一两年便匆匆而去,严重影响了移民工作。为了维护我局的稳定局面,我仍希望市委在决定移民局长人选时能在局里几位副局长中选拔……

李万明的不卑不亢令所有到会的领导和秘书们吃惊,本以为凭着四个副厅级数个县团级干部组成的“高官”阵容及“秋风扫落叶”般的严厉批评完全可以镇住这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叛逆者和不服管教的“孙猴子”,没想到这家伙不但不怯场,不求饶和不思悔改,反倒如此顽固不化。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渭南市委组织的这次谈话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万明,反倒激化了矛盾且激发了这位“孙猴子”的斗志,谈话会刚刚结束,他便开始了反攻——2009年4月16日,李万明将一封写给市委副书记王晓明的“交心材料”同时寄到了渭南市委的十个常委手中。

常委们一看不由有些吃惊:这哪是什么“交心材料”?简直就是一封充满挑衅意味的挑战书和要与市领导叫板的檄文!他对“尊敬的王晓明书记”说:“鉴于您是上周五对话会上的最高领导,故我特意向您作一汇报和请示——

您上周五给我举办由4名常委和多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对话会,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些往事。早在1996至1997年间,渭南市委曾先后召开了四次常委会专题研究我李万明的事(这在市委有档案可查)。同时,市委还多次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研究处理我,于是,1997年2月21日,在有省委安启元书记、程安东省长和所有常委参加的会议上,我市列席会议的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提出了处理李万明的议案,结果,错误的议案被英明的省委领导否定。此后,在渭南市个别领导的敦促下,省委又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如何“治”我的事。同时,副市长侯振斌还指示市政府办公室向市监察局印发了“渭政办函[1997]3号”文件,要求该局在当年3月底前给国家监察部上报关于李万明情况的汇报材料。可是令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失望的是,他们向省委及监察部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最终统统被驳回。

后来,我一直想不通,渭南时任领导为对付我这么一个无职无权的小科员,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并不惜用尽权力与财力进行剿灭?这真是渭南市委的耻辱和渭南人民的悲哀!王副书记,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

一位在渭南官场上混的朋友说:李万明这家伙,光是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就已令领导们无法忍受了,他还要来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简直是大胆至极,嚣张至极。

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大胆和嚣张的是“谈心材料”的第二项内容——“建议举行一次实际演练”。李万明在这一“建议”中说:“多年来,市里一些领导对我总是持以敌视态度,长期监听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侵犯我的人权,还经常给我打恐吓电话,使我整天连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对此感到很苦恼。

1996年底,《工人日报》报道了我所反映渭南市乱花乱用移民款的问题,1997年初,市委的一些领导便指示公安机关把我秘密关押到某军事基地。此事过后,移民代表说,要是他们当时知道我被软禁,他们一定会动员和组织几万移民集体赴省、赴京告状喊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解救出来。

王书记,我想说的是,咱们现在不妨搞一次实际演练,即——您可指示公安机关把我逮捕、关押了,看看到底能有多少移民会来搭救我……”

写完这段令领导生气的话,李万明又作出一副“以理服人”的样子“提议市领导进行换位思考”。

他说:“如今,有一句时髦话叫换位思考。我是一个40年工龄、党龄和大专文化的国家干部,1985年从华县交通局调到渭南移民局时只有33岁,直到2002年(工龄34年)我还是一个科员职务,后来按照工龄30年、年龄50岁的‘三五干部’政策,才给我套了个副主任科员级别。

我很纳闷的是,自己从参加工作40年来,屡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省广播电台曾先后两次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特别是担任移民局工会主席8年来,我局工会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会和模范职工之家,我本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会干部,多家媒体报道过我的优秀事迹,省总工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但就是在职务上却没什么长进。

如果说我李万明一个人是个落后分子也就罢了,可是我局的80多名同志长达24年竟然无一提拔,这又该作何解释呢?难道说我们移民局的所有同志统统都是落后分子吗?

王书记,咱们现在不妨来个换位思考:假如您是李万明或者是移民局任何一位干部,您莫说您现在当什么厅局级,就是连个副处级都甭想沾边。那么,您对此又会作何感想?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请您手捂胸膛,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在“谈心材料”的最后,李万明说:我清楚记得自己在40年前所写《入党申请书》中的结尾一句话:“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拥护当今政府,更赞赏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制定的爱民、惠民政策,因此我坚信自己在今生今世绝不会干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再说句落后话,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要靠共产党给我发工资,自己怎么会干那种反党、叛党或者害党的傻事呢……

随这份叫板的挑战书送到市委领导处的还有一篇《二十四年的零记录——陕西渭南组织人事工作猫腻多多》的文章。

文章说,渭南市移民局自1985年成立以来,共有干部职工80多人,其中德才俱佳,事业心强且熟知移民工作情况的优秀者大有人在,可是,在至今的24年里,我局内部从未提拔过一个副局长或局长,均是从外面调入的。市上给移民局派来的多名副局长和局长,他们大都是在我局待上一两年便匆匆调走或另谋高就,好像移民局已成为外来干部职务晋升的跳板。

移民局的同志们对移民局的“跳板”地位深感政治地位卑微,多年来,大家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希望:5年不能提一个,10年或15年提一个总可以吧?要么20年提拔一个总该不是个难事吧?但令人极其失望的是,24年里,移民局干部的提拔竟然还是个零的记录。

渭南市有近百个直属部门,都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屋檐和阳光下生活,均为市上的下属,按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应该厚砖薄瓦、亲疏有别或有人下人上之分。可是,同样是在渭南市,凡掌有组织、人事、财政、计划大权的某些要害部门,每年都在提拔干部,而移民局已成为一个长期被市委和市政府遗忘的角落,市上从来不给移民局的干部一丝希望和温暖!

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人不想晋升?何人不想进步?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从20至60岁仅40年,依照现行的干部任命政策,年过45岁就提拔无望了。我局的80多名同志24年无一提拔,是移民局没有人才,还是移民局几十号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与移民局的份量在市领导的心中就只是如此……

多年来,渭南一直有不少跑官、要官和花钱买官之类的半公开秘密与潜规则在传闻——如有人为当上什么长,向人进贡40万元,某人为谋求县处级职务投资二三十万元,一些人为当上(科级)局长或乡长,也花上20多万元的打点费,据说,最近中箭落马的临渭区交通局长雷建民当初提拔时就曾给某些领导“表示”了不少……

这些事是移民局的干部不屑于做也无经济实力做的事,所以,24年无一提拔似乎也就成了必然。

面对这一残酷现实,我们心灰意冷,也满腔怒火。如今,大家都以为:移民局不应该再继续成为外来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了,也不能再继续给他们充当职务晋升的垫背与人梯了!有同志提出,要把渭南组织人事方面的不正常状况,联名上书中央、省组织和人事部门,以讨个说法,求得公正,维护我们的前途、命运与权益。如果市上日后从外面给我局派遣局长,我们将在召开宣布新局长任命的大会上集体罢会。

对李万明的挑衅和叫板,市委、市府的领导一直忍耐着——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应战”,更没有谁回复。好像没有任何领导收到过李万明的什么挑战书,好像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李万明是何许人也,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

问题是,这个李万明不知天高地厚,依旧不依不饶。5月8日,他又给市委的11个常委发短信了:

“无情的事实证明,市委把我们移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例如,我局59岁的助理调研员雷定丑是1983年在部队被提为团副政委的一位老领导,他在近日不幸病逝,人人悲哀。我局领导在5月4日亲往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组织部登门报告,但令人心寒的是,我们5月5日在火葬场为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竟然没有一位市级领导到场,而且分管县处级干部的市委组织部也没来一个人参加。更令人气愤的是,组织部甚至吝啬、寒酸得连一个区区20元的花圈钱也舍不得掏,而是让我局替他们购买花圈(此事由我办理),事情居然做得如此冷酷无情,呜呼,哀哉!”

领导终于怒发冲冠了。当天,市委副书记王晓明让秘书打电话警告:“李万明,你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

这个警告再次引起巨大反弹。2009年5月16日,包括王晓明副书记在内的所有市领导再次收到李万明的“交心书”。“交心书”仍然是以给王晓明副书记的信件的方式出现的。

尊敬的王晓明书记:

我在上月16日向您写了一份题为《有关问题的汇报与请示》的交心书,倾吐了我的肺腑之言,可是时过近月也没得到您的任何回复。无奈,我在上周五又给您发了几条短信,终于得到您通过秘书传达过来的回复。但你不是善意的与我进行思想沟通,而是说一些恐吓之类的话,这令我有点失望和伤心。

有人说“李万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这话似乎有点道理。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今生害怕的东西确实不少,譬如怕天灾、怕地震、怕禽流感、怕猪流感等等,但我却偏偏不怕坐牢。试想,1997年,市领导王某决定把我关押了近一个月,出狱后我照样坚持举报至今。记得我上月在写给您的汇报材料中就曾说过:“您不妨可让公安机关再次把我抓起来,使我有机会再演一次‘二进宫’。”我上周给您发的短信也说过:“对我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认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这个共产党员岂有惧怕之理?

可以说,恐吓对李万明来说已经不管用了,17年来,曾屡屡经受了打击报复、残酷制裁、搜查抄家甚至非法拘禁的劫难与考验,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从最坏处想,即便是您让法院把我枪毙了我也死而无憾——回想自己从事工会工作9年来,主要做的就是为我局干部职工维权的事情,当我看到市委的阳光从来照不到移民局这块土地上,市委领导从来把移民局同志都不当人看,对此我难以容忍,亦难以心平。于是,作为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我,自己应该全力为本局同志维权,并为维权而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

关于您要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的警告,我的理解是:为党的事业负责。这正是我这个40年党龄的老同志一生所追求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党中央一贯号召共产党人要反腐败,自己坚持开展反腐举报,这就是在为党的事业负责、为国家的利益负责、为渭南的大局负责、为人民的福祉负责,亦是在履行我这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您的警告实际上是对我反腐举报行为的一个肯定与鼓励。

王书记,最近在为我局助理调研员雷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之事上,市委领导的态度和市委组织部的做法以及24年来在我局未提拔一个领导干部的现实足以证明,市委把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请问我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在哪里?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在哪里?敬请王书记能替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最好来个换位思考,请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中国人爱讲“无私无畏”。我17年来所搞的反腐举报和维权工作,皆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我局全体同志的利益,从不牵涉我自己的任何个人私事。就拿我请求市委从移民局内部选拔局长之事来说,本人已快年龄到点,提拔级别不够,也自知绝无可能在市里通过——从这个角度看,我自己起码没有想当局长的野心。

只要不是为一己私利,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我会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话再说明白点,我不会在乎您的那句带有威胁性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