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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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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1906年出生,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3年与张允和结婚,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1954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调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至退休。《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传奇,就是多活几年。我经常说: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我生活没有安排,现在是离休在家里面,我还讲笑话说:我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的。我的朋友知道我没有事情干,常常买了书送我。我什么书都看,人家送来什么书,我就看什么。

有的东西觉得有价值,我就摘录下来,有时候一本书摘录成一篇很短的文章,再花功夫把它压缩。另外,有什么感想呢,我就随便写一点东西,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问题。有的东西要写几个月,有的东西半天就写出来了。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105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

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充,就不矛盾了。

采访手记

在周有光那间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的小房间里,他每天的会客时间有两个:早上9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会客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来访者的信息,他说自己是“来者不拒”,什么人都欢迎,什么问题都回答。他把来访者皆视为朋友,人家说朋友有好坏之分,他则是好朋友接受,坏朋友也接受,笑称只要自己不学坏东西就行。

隔三岔五有媒体来采访,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最近甚至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的记者也跑来找他。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周有光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摊开桌上每天都要看的几份报纸:《参考消息》、《新京报》和《人民日报》,他一边用红色的笔做标注,一边跟我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当初被造反派骂:“你们这许多的专家,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说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实际上在整个谈话中,他都是这样的:把所有艰难的时光,统统当成笑话来讲。

(丁晓洁 采访整理《新周刊》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