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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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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www.ieCenter.org)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十佳“中国读本”《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作者;方绍伟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4年赴美攻读政治学和信息管理学;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曾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腐败现象可能简单,但腐败的文化心理却非常复杂。“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是为复杂的文化心理提供一种简单的解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文化里,腐败没有一个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因为“突变策略”本身往往就染上了要被突变掉的那种策略。监督永远是个大问题,监督监督者就更是难上加难。归根到底,谁要觉得反腐容易,谁可能是没认识到,腐败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方绍伟: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
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

一个农民“月收入”超过十万元,他是靠贩毒还是靠抢银行?都不是,他靠敲诈政府官员。怎么可能?敢惹政府官员?就不怕背后的公检法、背后的党组织、背后的一身正气?还真有不怕的,他看准了政府官员就是“有所不舍”的“弱势群体”。要是心中无鬼,他们怎么会那么怕人敲诈、怕人告发、不敢报案、乖乖送上“消灾款”?又怎么会在敲诈者被绳之以法后,还害怕记者采访?

这当然是真实的故事:贵州省农民朱应涛,偶然间从报纸上看到某局长被雇凶杀害的新闻,便灵机一动萌生了冒充杀手敲诈政府官员的想法。2008年5至6月间,四川多个县、市的18位正副局长先后接到“杀手”的敲诈电话,其中17位正副局长出于顾虑“家人安全”或“腐败举报”,先后向“杀手”指定的账号汇去“消灾款”11万余元。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两位副局长向其正局长“报案”,寻求解决办法,那位正局长竟置之不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接到了敲诈电话,正苦于无计应对。事后在记者面前,这几位局长大人一概拒绝回答问题。你说他们害怕什么吧?

正应了那个笑话:18个局长排成一队,全部“双规”可能要冤枉个别人,隔一个“双规”一个则可能会漏网好几个。局长们可以向敲诈妥协,还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我们天天都能体会到腐败的存在,如果腐败无法从现象本身得到自我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腐败呢?

记得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计划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寻租现象”的文章,“寻租理论”当然是一个极好的视角,但那毕竟是经济学理论,它虽然比一般的经济学更加“政治化”,也不再停留于诸如“腐败市场是由腐败需求方的行贿者与腐败供给方的政府官员构成的”,但运用起来,“寻租理论”缺乏的还是能深入到文化心理层次的“本土感觉”。经过多年的对比体会后,我发现心理学的“集体无意识”和博弈论的“演化博弈均衡”是更加真切的“理论视角”,不失为理解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一个“制高点”。

1,“集体无意识”原理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生活,分成水上冰山1/8的意识部分和淹没在水下7/8的无意识部分。荣格进一步把无意识分成“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面,“个体无意识”包括曾经被意识到,但又因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情结”,而“集体无意识”却不存在于为单个人所独有的意识中,它的存在要经过祖先生命“本能”和“原型”的遗传。

“集体无意识”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中,它的内容具有能在一切人心中找到的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和激活。在荣格看来,小岛是个体意识,水下陆地是“个体无意识”,海床才是“集体无意识”。从生理基础看,人类意识对应于身体的中枢神经和运动神经系统,“集体无意识”对应于自主的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经,重要的是,它们的功能不受意识支配,能够自行调节人体内脏的基本生理活动,如呼吸、心跳、排泄等等,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本能活动。

无意识独立于意识,“集体无意识”独立于“个体无意识”,这是两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后来,鲍特金更进一步认为,人类情感的“原型”,其实并不是天生遗传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它同语言符号一样也由文化信息进行传承。如此,“集体无意识”就既是一种生理遗传,又是一种文化遗传。都知道腐败是中国的一个痼疾,如果不从“生理-文化遗传”的角度,特别是“政治文化遗传”的角度,中国式腐败可能很难破解。

“本能”和“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两个重要概念。“本能”和“原型”通过遗传和经验相互强化,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积淀”。荣格用“原型”来表述“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并从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神话、童话和传说中找到了大量的“原型”,如英雄原型、骗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者原型、母亲原型、巨人原型等等。“原型”就象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既是信仰和想象的来源,又是情感和冲动的依据。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某种“贪官原型”,相应的还有“90后”时髦牌戏《三国杀》中的“主公原型”、“忠臣原型”、“反贼原型”、“内奸原型”,还有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原型”、“面子原型”、“孝子原型”、“慈母原型”,甚至于“草寇原型”、“侠客原型”、“痞子原型”、“二奶原型”(辜鸿铭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等等。“清官原型”在中国也有,但“清官原型”比“贪官原型”要弱得多。《诗经·魏风·硕鼠》中的“硕鼠”就是“贪官原型”的写照。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也早有“不才子”的“四凶”一说,包括炎帝的后代,还有尧帝的儿子朱丹,近似于今天说的“太子党”。据《左传》记载,“贪污”一说就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

“原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和再生性,一旦条件许可,“原型”总能冲破一切障碍而被唤醒和激活。“个体意识”能够对贪污腐败进行辨别和取舍,“个体无意识”则能以与意识的机能不一致的心灵冲动,靠“情结”的内驱力压倒不腐败的意识。可在“集体无意识”里,贪污腐败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和控制,因为它是祖先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一定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做的事情”。

2,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由于集权制度和信息技术水平的缘故,越是远古,监督费用越高,腐败的控制就越难。所以,一个文明的历史越漫长,文明的延续性越明显,官僚制度越久远,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就越强,“贪官原型”也就越彰显。中国言语里的“无官不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贪官原型”也因其独特历史而算是中国官僚的“文化特色”。

耐人寻味的是,在关系型的中国文化里,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容忍的。人们对“朝中有人”的半公开式的显摆,就很好地反映了一种“炫耀靠山”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强大,以至于今日,人们对类似的炫耀仍没有本能的不安,“官本位”的互惠和保护功能就这样深深地刻画在中国文化中。

既然“无官不贪”,“贪官污吏”的存在就永远符合人们的预期:有“不出所料”,就不存在惊奇。所以,人们痛恨的就不是一般的“贪官污吏”,而主要是无能的“贪官污吏”。在这种“集体无意识”里,“有效率的腐败”受到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宽容,“腐败无能”表达的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对立面。腐败可以容忍,反正换了谁谁都腐败,但“腐败无能”就是罪大恶极了。这也是中国文化“实利主义”的一面,与“学而优则士”正好相映成趣。

反腐败的现代意识对“贪官原型”构成了冲击,“腐败有能”和“腐败无能”都一样不再被容忍。可与此同时,“仇官妒官”和“羡官攀官”的文化心理却依然复杂地交叉在一起,在原则与实利面前,一般人谁也不愿意跟好处过不去。中国人的“实利主义”就是这样与“灵活善变”相交融,“有奶就是娘”的背面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贪官原型”需要什么条件来唤醒和激活呢?条件不高,只要“原则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要过分僵硬就行。当然,如果想要栩栩如生地体验一把,那最好的去处还真敌不过那些国有垄断最集中的领域,即与土地和资本相关的领域,例如国有银行和国土局。十几年前与国有银行的偶然接触至今还让我历历在目,近些年偶然与国土局官员的碰撞同样令人大开眼界。前日看到抚顺“土地奶奶”罗亚平腐败案的有关报道,不由心中暗想:有权、没约束、不腐败,真是天理不容!确实,连老天爷都会觉得不腐败反而奇怪。又想起来,张五常在土地产权问题上的“贪污下降论”实在也错得“太复杂”了(见“张五常的‘贪污下降论’错在哪里?”)。

把中国的腐败看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看成一种“政治文化气场”,看成一种“历史的潜规则”,这应该是破解“官本位密码”的有效途径。我们中国人见了面要问“你吃了吗?”这就是类似的“集体无意识”,因为远古的先人认为“民以食为天”,这跟怕冷、怕鬼、怕黑一样是一种生物文化遗传。要不是不能明着腐败,古时候的官见了面恐怕都要问“你贪了吗?”也幸亏“官以贪为天”只是“潜规则”,否则中国人的问候语还真不知会丑成什么样。

按照“集体无意识”的原理,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就是“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交融。“贪官原型”是主体,“关系原型”是社会纽带,“面子原型”是荣耀、互惠和信任的实质内容。但是,“集体无意识”的原理缺乏一种描述利益结构和过程的“动态机理”,这一点必须由“演化博弈论”来加以补充。也只有这样,“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3,腐败的“演化博弈均衡”

任何高深理论的基本原理都是极其简单的,“演化博弈论”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行车文化”或“乘车文化”中的“争先恐后”来解读“演化博弈论”。如果有一天,你在上班的路上发现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突然不见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今天有事情”。原因很简单,如果今天没事情、没特殊情况(如奥运前的“文明礼让”突击),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这个“争先恐后”就是那个“演化博弈均衡”,是我们中国人在“亲亲互隐”和“防生欺生”的观念下,经过长期的“博弈”而“演化”形成的行为“均衡”。

这种“非合作博弈均衡”也叫“纳什均衡”,它以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名字命名,指在给定别人“争先恐后”策略的情况下,其他人没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争先恐后”均衡;即是说,在别人不改变“争先恐后”策略的情况下,自己无法通过不“争先恐后”改善自己的利益。回国探亲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调侃说,自己在国内的行车和乘车过程中一犹豫,马上就被看出是还没有“入乡随俗”的“老外”。

可见,“演化博弈均衡”几乎是一种毫不犹豫的本能行为,长期以来大家都是这么玩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西汉的刘向在《后汉书》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刘向对“演化博弈均衡”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腐败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别人不改变腐败策略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通过不腐败改善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囚徒困境”。通俗的说法是:不贪白不贪,白贪更得贪。所以是:你贪我贪,大家都贪。人们“仇官妒官”可能不是出于对“原则主义”的敬畏,而是缺乏“羡官攀官”的机会。更通俗的说法是:好处不能都让你占了,凭什么你能贪那么多?

“纳什均衡”把腐败的利益机理说得一清二楚,均衡的达到依赖于初始状态,一旦上了滑坡,整个社会就顺着滑下去,形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或“自我强化均衡”,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不腐败改善自己的利益。此时,腐败成了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它由群体中进行重复博弈的多数个体所选择,小的突变群体难以侵入到这个群体,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突变者要么也选择“演化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统而在进化过程中消失。

当然,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演化稳定策略”的共存和竞争,如“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共存和竞争。其中一种策略可以成为另一种策略的“突变策略”,相互渗透、相互入侵,但如果“突变策略”不够强大,原策略就不可能消失。“显规则”与“潜规则”就这样此消彼长,形成一个“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以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

4,腐败的“宿命”与“突变”

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宿命论”吗?腐败在中国大陆如此,香港是如何突破的?台湾又将如何?

香港的“廉政公署”赫赫有名,反腐的“突变策略”颇有成效,但香港人守英国人的规则,主要不是惧外,而是因为香港人知道英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威”只讲道理而不讲情理。这就是“博弈论”所说的“预期不同”。一旦“外在权威”有灵活的空间,不管在哪,中国人照样会“旧病复发”,即“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英国人走后,香港人怎么没有“旧病复发”呢?因为“滑坡”变了,原均衡所依赖的“初始状态”已经被“突变策略”改变。

有人因此说“殖民”好,可印度未必因“殖民”而使反腐好到哪去,没有“殖民”的新加坡却照样廉洁。“殖民论”肯定是谬说,但香港和新加坡毕竟是“弹丸之地”,同样的“突变策略”在“泱泱大国”的中国大陆未必就能奏效,这其中就有博弈论所强调的“规模问题”。为什么“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呢?因为一旦“天高皇帝远”,监督难度和费用结构就完全不同。规模空间一大,机会主义、犯罪倾向、搭便车心理、监督成本等等立马上升,相应的就是道德感的下降。所以,对一个大国来说,“初始状态”的确重要,一旦上了“滑坡”,再采用“突变策略”就难了。美国人到了日本,常常惊奇于日本人的社会风气,这就是“规模空间”和“初始状态”的问题。台湾的风气本来不坏,可蒋介石把大陆的官文化带到台湾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演化稳定策略”入侵“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今中国大陆的反腐为什么无效呢?是“公检法”和“纪检委”不行吗?当然是明摆着的不行。反腐的博弈变量很多,除了“规模空间”和“初始状态”外,博弈者的关系、声誉、技巧、赌注、资源、费用、风险、学习、以及决策过程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反腐的“突变策略”要有足够的“震慑力”,仅靠“严惩”之类的“心理震慑”是绝不可能奏效的,因为腐败的收益永远足以“利令智昏”,“智昏”之下,还谈何“心理震慑”?

这个“足够的震慑力”震慑的,一定要达到精神最高层次的“信念”,并且内容上一定要涉及最本质的“规则与执行规则的规则”。台湾的反腐不行,因为制度的变化只涉及“一般规则”,根本没有涉及文化心理层次的“执行规则的规则”以及相应的“信念”。中国大陆的反腐也不行,因为它连“向下问责规则”的变化都没有。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稳定策略”意味着,腐败在中国的文化进化中已经取得了“适者生存”的竞争优势,并且有极强的“抗药性”。不腐败反而“吃不开”,反而会被“潜意识”地认为“无能”,“笑贫不笑娼”说的就是一样的道理。清廉是好,可“水至清则无鱼”,“清者自清”面临的不是别的,是一个强大的“逆淘汰机制”。

腐败现象可能简单,但腐败的文化心理却非常复杂。“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是为复杂的文化心理提供一种简单的解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文化里,腐败没有一个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因为“突变策略”本身往往就染上了要被突变掉的那种策略。监督永远是个大问题,监督监督者就更是难上加难。归根到底,谁要觉得反腐容易,谁可能是没认识到,腐败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2009年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记者采访了广州一小学,一位6岁小学生被问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长大想当什么?”答案有点出乎意料:“想做官。”记者没太在意:“做什么样的官呢?”小学生对答自如:“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6岁小孩以这种天真无邪的方式,说出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稳定策略”。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