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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港人宜理性梳理悲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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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崛起期的中国,民众对强于中国的西方,往往是仰视与仇视皆有,显示出极大的茫然性;而对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则往往又是俯视与蔑视并存,同样显示出精神世界的巨大不成熟。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亟需建立理性精神和现代文明精神。思想启蒙对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急迫的课题;而对港人遇难后悲愤情绪的梳理,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香港游客在菲律宾被劫持为人质,最后以不应有的流血悲剧收场。这一事件近日引起舆论密切关注和海内外华人的一致悲愤之情。但在表达悲愤的过程中,华人社会似要注意理性掌控和梳理自己的情绪,以免本来极为合理的悲愤之情滑向不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边缘。这实际上涉及中国国民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问题;而这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对国际形象,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质危机:漠视生命应受谴责

必须承认,菲律宾当局此次处理香港人质被劫持事件,不但非常不专业,而且还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对生命的冷漠。无论是菲律宾特警部队的作业,还是其政府部门面对香港特首和公众质询的表现,都显示出这一点。当然,亡羊补牢,菲律宾当局在事后的一些处理,多少挽回了这个国家形象的一些损失。

客观地看,菲律宾此次处理人质危机的手法、政府部门的拖沓、国民在路边的围观和嬉闹,既显示了其警队的不专业,同时也显示了其整体经济水平、国民素质和现代文明水准的低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次本可以成功化解的人质危机最后以大规模人命牺牲收场,确实令华人社会感到悲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社会任何的悲愤表达,尤其是对菲律宾当局在危机发生时依然漠视生命的态度感到义愤填膺,都是极其正常的情感。

但从这几天华人社会的情绪,尤其是一些中国大陆网民的情绪来看,也有相当部分的情绪逐渐从对菲律宾当局行政效率低下的愤慨,逐渐扩大至对菲律宾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蔑视。这就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一些激进的言论要求撤侨、断交,也有一些言论从民族性格和人种的角度对菲律宾人进行带有侮辱性的指责;有一些言论称菲律宾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当然,也有不少言论带有华人社会的特殊优越感。

凡此种种,在其包含有悲愤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已经出现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边缘的倾向。所谓民族主义,其核心本质之一是沙文主义;而种族主义的内核则是种族优越。当然,就经济整体水平及其而导致的行政能力而言,今天的华人社会普遍高于菲律宾。但这种情绪如不经小心梳理和处理,就极易转化成为极端民主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

中国国民精神世界的盲点

在中国过去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历经西方奴役而产生历史悲情,另一方面则又缺乏思想启蒙的洗礼,因而民众情绪无论在国力下滑还是上升期,往往都显示出未经梳理、提升的茫然,犹如杂草丛生的未垦之地,抑或未经雕琢的玉石,虽质地淳朴但终究未能成器。

因此,在今天崛起期的中国,民众对强于中国的西方,往往是仰视与仇视皆有,显示出极大的茫然性;而对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则往往又是俯视与蔑视并存,同样显示出精神世界的巨大不成熟。只不过,过去若干年中国较多处于与西方的冲突之中,使馆被炸、军机相撞、西藏风波和奥运火炬传递等,均折射出中国与西方在民间情绪上的对撞和彼此盲点。

对中国民众来说,过去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针对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因此显示出仰视与仇视并存的复杂心态。但中国民众似乎还从来没有直面过(当然也就没有机会思考)如何面对较自己落后的国家。必须承认,在未经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精神系统洗礼的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并不具备足够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基础,在发展历程上也还尚未能以多元和开放的态度,来处理每每在“后现代社会”才会遇到的复杂议题。

因此,一如西方世界虽历经数百年现代化而依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自由、民主并存的情况,中国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也往往出现历史悲情与种族和沙文情绪交织的情形。只不过,过去较少有机会让中国国民直面其集体心灵世界的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但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终有一天中国国民将直面这一问题;届时若人们仍不具备相对成熟的心态,那么就将更为茫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将更加充满风险。

塑造理性精神和现代文明精神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亟需建立理性精神和现代文明精神。前者是一种方法论,意味着有能力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甚至能超越自己和克服自己;而后者则是一种现代文明价值观,包括人生而平等、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人的自由与生俱来等。两者缺一不可,惟其如此才能抵挡未来中国持续崛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重风险。

当然必须承认,即便在经过思想启蒙的相对成熟国家,也未能做到上述两者的完美结合,这既折射人性的弱点,也反映人类进步的艰难历程。但这不等于崛起期的中国民众就可由此而否认理性精神和现代文明精神。正如西方的知识精英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也存在情绪盲点,今天一些即便具有批判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各种原因也存在重重思维误区,比如因对中国国内政治情况不满而导致对西方的全面崇拜,抑或因对西方傲慢的不满而导致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思想启蒙对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急迫的课题;而对港人遇难后悲愤情绪的梳理,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