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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华:何谓“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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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女,1957年生人。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哲学学士,1984年哲学硕士,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自1985年至2000年之前学术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我昨天写的“挽谢韬老”在选举与治理网上贴出来后,有一网友留言发表评论,批评我的悼文中关于“反动派”的表述。

悼文中的原话是这样的:“《超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形式的惩罚。这种出乎我意外的顺利使我越发意识到,谢老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我意义重大。它吸引了反动派的火力,拓展了安全的政治话语空间,等于是为《超马》和我本人扫了地雷排了险。”

网友的批评有两段话,500多字,是这样的:

“楼主写了《超马》,没有受到自己本以为要受到的‘惩罚’,说明自己原先的担心是对现实的误解。但却错认为是谢的文章在先‘掩护’了自己。其实谢的文章除了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批判外,谢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所谓的‘惩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楼主原先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也说明自己得到了‘掩护’的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试想,如果谢因他的文章而受到了‘惩罚’,楼主自己能不受‘惩罚’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想不明白,楼主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

“一篇文章登出来,有赞成的和反对的,这都很正常,只要不是权力插手,都应当以平常心看待。可是楼主却把不同观点的批评者叫做‘反动派’,恐怕既不符合你要“超越”的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你宣布的‘普世价值’观吧?我没有拜读过楼主的《超马》,但可以想见,楼主在写作时一定是对对手充满了仇恨的。当楼主在庆幸自己没有遇到批判的“火力”时,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对做学问的态度呢?本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别人批判自己,一是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进一步受到启发,完善自己的观点,二是可以增加自己本人及本人观点的知名度。对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楼主为什么却避之不及呢?本人不揣冒昧,请楼主先放下笔来,仔细体味一下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普世价值’。”

这个网友的认真和与人为善的态度都值得赞赏。我非常感谢他看了我的悼文,还写了留言。不过他的留言让我觉得有必要把何谓“反动派”这个问题澄清一下。

网友第一段中讲的“逻辑关系”的确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在专政的政治体制下,“逻辑关系”是无法左右,也无法抗衡权力关系和相应的利益关系的。简单地说“有权就有理”、指鹿为马、权大于法的案例,在共和国60年来一次次所谓的政治运动中不胜枚举。不但我的担心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是有根据的,而且从共和国60年来,甚至30年来,甚至5年来的经验看都是有根据的。不但我自己担心,我的朋友、亲人都为我担心。为什么?因为一个以非普世价值为法理根据的国家,一个权力被绝对地垄断的政府,那真是“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总之,是不靠谱。只要它觉得威胁到其权力的稳定性,那完全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超马》所以未受惩罚,除了同在一校的谢老文章的掩护作用外,我想还有几个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理性、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必然性,《超马》都理论地也是真诚地肯定了。二是,客观上,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迫地在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在价值观上,一步步地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的阶级主义,而越来越多地接受着普世价值。《超马》写于这个历史进步的必然过程中,谢老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也是写于这个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当然,在当今之还“不靠谱”的中国,发表这样的见解,至少要有一些接受惩罚的思想准备,否则才是真的对现实的“不解”或“误解”。三是,《超马》有一比较自觉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扬弃的新哲学体系框架做全书的内核、灵魂和哲学基础――即“和谐哲学铁三角”。世界观或本体论上主张多元合法。以此为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无神论绝对主义和唯物主义绝对主义是导致思想专制的世界观前提;认识方法论上,主张还原论和辩证法都有其适用范围,要恰当地运用于适宜的地方。以此为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认识方法论上的偏执――对抗和斗争高于和谐、革命高于改良和进化、质变高于量变、计划高于市场、公有制高于私有制,……在这些对立统一关系中,不是融两方面之所长,而是用A彻底取代和否定B的非此即彼――在实践中会带来空想、盲目、简单化等等一系列恶果;在价值论上,主张普世价值,以此为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立场的具体的历史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荒谬性及误导性。

我不是没有恨的人。没有恨就没有爱,或者说有爱者必有恨。我对以非普世价值为根据犯下的那些反人道的罪恶充满了仇恨,因为我对那些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下人类以及中华民族付出了的青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痛心疾首,因为我太爱我们中华民族和这个世界。但是我对一些“反动派”却充满了理解和爱心,我非常希望他们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本人就曾在迷途上执迷不悟直到2000年,直到自己成了被权力打压的对象后,才慢慢地觉悟。

上面三个因素加在一起,让那些“反动派”想批判《超马》也力不从心。他们批判谢老时,吐了海量的唾沫,无非是说谢老反马克思主义,因此大逆不道。《超马》则大大方方毫不隐讳地指证出马克思主义本来,而且是在其理论内核的部分就存在着可反之处。这些“反动派”要驳倒这个论点,他们首先需要补补人类文化史和哲学史的理论课,不能只知道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辩证法有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人类社会、历史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又有反作用这样一些“规律”就把自己当成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哲学家,不能以为只理解和能运用这样一些教条就可以理解一切、诠释一切、质疑一切,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位网友实际上把“反对派”和“反动派”混为一谈了。何谓“反动派”?在我的思路和语境里是毫不含糊的。持有下述这样的自觉而鲜明的非普世价值立场者就是反动派。他们把一些人是人,是目的,而另一些人只配作这些人的手段、工具、生畜、宠物、摆设视为天经地义。根据这个“反动派”的标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是反动派、滥杀无辜的斯大林集团、哥尔布特集团、恐怖主义集团是“反动派”,自觉地站在形形色色地非普世价值立场上,为上述嗜血成性的专制者、特权者、特殊利益集团者、任意地杀人害命掠夺公共资源者做辩护者者、做打手者――包括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军警――也可归属于这样的“反动派”。这个“反动派”的反动性,我已经在“普世价值立场宣言”中论述过了。所以,要说明我这个“反动派”的概念和标准站不住脚,需要认真地驳斥我在“宣言”中对普世价值的正面论证。比如要对我对人性的界定、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对人的需要的论证、对普世价值规范的为人的精神资格的论证、对普世价值范畴体系立体结构和内容的论证,做有针对性的批驳,要指出“宣言”在论说逻辑上是荒谬的,可能产生的实践效果是有害的才算数。

对于中国当前的毛主义者要作具体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反对当今权贵者的特权,主张中国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和尊严,这有进步意义,不能谓“反动”。但是他们大唱文革赞歌,拒绝普世价值,则至少是理论上糊涂地不自觉地站在了“反动”的立场上,而恰与要维护特权的权贵们共享了一种价值根据: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绝对权力者们声称:只有我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我的权力不受监督,我的权力的正义性要由我来解释,我就是真理,我说什么人不属于绝大多数人民什么人就不属于绝大多数人民,我说什么是根本利益、什么是非根本利益,什么就是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我想怎么代表就可以怎么代表,别人对此都无权置喙。我们稍有些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连替人民掌管的权力都不让人民真正有效地监督,怎么可能代表人民利益?毛主义者声称: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思想是正义性的标准,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我们姑且不排除毛主席有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然而,我们对60年共和国历史稍有些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时代普通的中国人民的所谓“主人翁”地位除了体现在各种“群众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中,批斗、打倒、监督、管制所谓的“阶级敌人”――包括从刘少奇、胡风、谢韬到张志新、林昭在内的共产党人,包括1957年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右派,也包括从遇罗克到王佩英那样的无党派群众,何曾尝到过半点儿主人滋味儿?现在来看,那种主人味儿,也无非是因为脚下可以踩着被视为异类或二等公民的“阶级敌人”,与这些“准非人”相比,而产生的一种较为“准人”的虚幻感觉而已。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能决定自己的信仰吗?能决定自己接受什么教育、读什么书、唱什么歌、听什么戏吗?能决定自己怎么谋生吗?能决定自己不做乡下人,要做城里人吗?甚至能决定自己不做“敌人”而做“人民”吗?那些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不都是背着一口大黑锅屈辱地生活吗?还不用提那个时代人为的灾难饿死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更不用说中国人民那时根本没有权利来决定谁来替自己管理自己居住的县乡、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了!就算是毛主席真的想当人民的大救星,他理论上的错误和局限性还是导致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而毛主席理论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误以为是判断善恶的道义标准。毛派们,你们要好好想想,赶快觉悟啦!

“反对派”的外延要比“反动派”大。即“反动派”肯定是“反对派”,但是“反对派”未必是“反动派”。“反对派”包括各种对不同见解,学术的漏洞――包括逻辑不通、用词不妥、资料引用不当、表达不宜等等――的指正者,对观点上的不正确――包括以伪为真、不实事求是、片面武断、以及价值立场上的助恶等等――的批评者。而“反动派”则是专指在价值立场上自觉地以非普世价值对抗、反对普世价值的党派、学派,他们明知是恶却偏要助恶、为恶。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把恶误以为善,他们反对普世价值是不自觉的,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价值立场上,所起的历史和社会作用,是助反动派为虐的,是在同样的错误方向上。

对于受专制的权力支持又反过来支持专制权力的“反动派”,坦白地说,我是心存恐惧的。我并不害怕他们跟我讨论理论问题,批评我在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和学术上的各种漏洞,我欢迎这样的指正和批评。我害怕他们把正在缓慢地接受普世价值的执政者忽悠傻了,而把我这样的真诚地热爱中华民族,一心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能顺应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大步前进的人,当成权力稳定的“威胁”给收拾了;而把那些真正的“反动派”――同时也是拒绝文明进步的“老土”们,当成是执政的智囊、理论大师、国家栋梁给供奉起来。那样的话,就算是我不考虑自己受什么惩罚,只想想我们中华民族这代人在面对我们炎黄祖先和其他民族时要承受的“羞耻”,我就想放声大哭。大家看看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最后说什么?她说:“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龙大姐的户籍落在台湾她还恐惧,她恐惧的有可能是,请她演讲的户籍在大陆的邀请者们被“收拾”?我户籍落在北京,我首先恐惧的是我自己被收拾,我恐惧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吧?

亲爱的网友,如果万一您现在还不小心稀里糊涂地在“反动派”――可能不自觉地只是处于其外围――一圈儿里,也赶紧、赶紧、赶紧地跳出来吧?!

利华 2010年8月27日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