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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自由是媒体的基本伦理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报刊的本质。他说:“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而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的固有的怯懦的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是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近日,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长郝铁川在香港记者协会午餐会上演讲时说:“社会秩序危机时期,最紧迫、最根本的公共利益是摆脱危机,恢复正常秩序,所以媒体有义务协助政府执行应急措施,暂时收窄自己的权利。”这话听起来觉得别扭,不用说别的,就是这话说给邓小平称之为老祖宗的马克思听,他老人家也不会同意。不但不会同意,还会跳出来说,这哪是我的子孙?

马克思认为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一个是每一个人自由的充分发展,另一个是生产力极高度发展,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勾勒的乌托邦图景吸引了若干人的眼球,也激起了几代人的灵感,竖起了几代人的信仰。但是,马克思并没为只为乌托邦而奋斗,尽管马克思在政治上经常剑走偏锋,甚至为了自由而选择恶的让自由主义者诟病的手段。但纵观其一生,马克思对自由还是情有独钟,几乎所有有利于自由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为之捍卫的内容,新闻自由就是典型的一例。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报刊的本质。他说:“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以下只注页码)而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的固有的怯懦的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是洒上香水的畸形儿。”自由是人的本质,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类本质,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德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自由说成是邪恶,把美丽说成是丑陋,为了政府自身的利益抛弃了自由,他不无讽刺地说,德国政府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消除了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 (第171页)他还指出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悖论,自由主义反对派追求新闻报刊的完美,马克思说,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完善的,检查制度也是由人操作的,检查制度也是不完善的,不完善的人和不完善的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新闻报刊达到完美的程度。所以,“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我们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第148页)书报检查制度只会使新闻出版业、新闻自由枯萎凋谢、艰难度日。

马克思站在美学的角度说明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哥德认为,画家要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女性美,只能以他至少在一个活人身上曾经爱过的那种美作为典型。马克思说,新闻自由就是一种美,就是他爱过的美,他喜爱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他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和完满。新闻自由对他来说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一样每一天都必不可少,因此,他要为新闻自由进行辩护。

马克思指出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重大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新闻出版自由是自由的一部分或自由的展开,没有自由,人就没有价值和尊严,就没有思想和灵魂,人的道德就显得脆弱不堪,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平等,或者说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专制下的当奴隶或臣民的平等。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它尊重理性,“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与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上升为精神斗争,并把精神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第179页) 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自由报刊多重积极意义。

正是基于捍卫新闻自由以立场,所以马克思在对当时德国的书报检查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正是因为书报检查败坏了道德,造成了最大的恶行即伪善,由于伪善这一基本恶行使得其它的恶行也相继产生,派生了丑陋的“消极性”。政府垄断了新闻,新闻成为政府的喉舌,表面看来对政府是好事,实际上是坏事,政府沉醉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只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 实际上却造成了两个恶果或两个怪胎,“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就成一群自顾个人的庸人。”(第183页)。书报检查制度的实质是人在“无价值面前的平等,”压制了人民的呼声,是对思想的一种经常性的侵犯。

自由就是与强制相对立,强制多,自由就少,强制少,自由就多。如果对自由加以限制,使自由没有生存的空间,人们的道德就会下降,如果一个民族只让少数人、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力,”这样的民族就是依附他人而不能自立的民族,这样的个人也就是没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人。只是当权者总是爱好权力者自身的自由,对于限制权力,扩大每一个人的自由总是存在戒惧,对于每一个自由的限制就成了权力者的信条,“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第147页)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出现一大批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奉承之人,对于人民的危害极大。

当时的德国说出的反对新闻自由的理由是不符合德国国情,英国有自己新闻自由的独特历史,所以不能照抄照搬,瑞士也不是新闻自由的黄金国,因为各党派利用新闻自由互相揭短,荷兰的新闻自由也不好,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国债,比利时的革命也是因为荷兰新闻自由带来的结果。马克思说,他们这种“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由的责任”(第151页)德国政府所要说的是,新闻自由或者不符合国情或者带来了灾难,通过这种论证来拒绝新闻自由。

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承认新闻自由也有自身的缺点。新闻自由也如同医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也不是完美无缺。他举例说,如果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他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加以指责和责骂,这种做法就“十分鄙俗”,“假如新闻出版自由无所不包,那么使人民的其他一切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变得多余了。”(第152页)

马克思对自由的捍卫,受到了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的赞赏,称马克思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罗尔斯说,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的公平正义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平等,当自由与平等发生矛盾时自由具有优先性,这是制度的基本伦理。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等,推而广之,自由是新闻、媒体的基本伦理,或者说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基本伦理,离开了这个基本伦理,新闻也就成了传声筒。甚至“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第201页)马克思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了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因此,捍卫新闻自由,就是捍卫所有的自由,破坏新闻自由,就是破坏所有的自由。

马克思最后用斯巴达人斯珀蒂亚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的话表达了马克思本人捍卫自由的决心:“希达尔奈斯,你向我们提出的劝告并没有从两方面同样地加以考虑,因为你的劝告有一方面你亲身体验过;而另一方面你却没有体验过。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你只要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第202页)正是基于此,他是一个新闻出版自由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马克思在自己也在新闻出版自由中获益。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就不能成就马克思这样一个杰出的思想家。

回到开头的问题中来,在社会危机时刻,更应捍卫新闻自由而不是限制新闻自由,不能以社会危机限制和压制新闻自由,否则与马克思生活的德国专制无异,马克思对德国的批评应该成为中国新闻自由的指导思想之一,更应构成新闻的基本伦理。

媒体没有义务协助政府执行应急措施,更无必要暂时收窄自己的权利。媒体的权利就是新闻自由的权利,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社会避免危机,即使社会出现了危机,媒体的公开而又公正的报道也能使危机化解。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不是新闻自由造成了社会危机,而是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滥用和腐败造成的社会危机,权力造成的危机让媒体化解,这不仅是推卸责任,而是权力与媒体共谋基础上的双重滥用权力,是媒体自由伦理的丧失。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