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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民主发展 做好两个五年计划

民主总是在牺牲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前行的,如果既得利益者想从民主过程中捞取更大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民主的失败。

刘亚洲在凤凰网上说,“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军事将领说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我们学者说话则比较谨慎,迟疑。的确,谁也难以保证“十年之内”,“不可避免”,这与其说是在预测,不如说是在督促。

现在大家看起来很难的民主改革,其实启动起来并不难,只要最高层下个决心,改革就启动了。民主化并不难,难的是民主巩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政治家需要有更高的境界,不仅需要顺应潮流和民意,将民主往前推进一步,而且要有一个雄心壮志:让中国的民主成为世界的典范。有了这种志向,并不一定有那种结果,但如果没有这种志向,就一定没有那种结果。

如果认真研究了民主思想,并且认真阅读了中国先秦经典的人,就会发现,“民主”是中国古代人的梦想。康有为正确地认识到,孔子所追寻的那个大道,实际上是民主之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古代文明中对一种高质量民主的最精炼的描述。难怪孙中山感慨地说:“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这种民主大道,后来日渐地衰微, “仁”本是民主之“仁”,但在现实面前,儒家只得妥协为君主之“仁”。古代的民主生活实现不了,只好劝告君主不要残暴,好心待民。康有为将这种妥协理想化为孔子托文王以行仁政,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

仁政就是搞开明专制,孔子提倡过一次,康有为提倡过一次,中国改革开放后实际上也在提倡这个东西。

然而,反对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好心之士提倡开明专制,但现实中专制容易,开明难。现在有人怀念改革开放初期,认为那个时候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心都比较好,比较理想,比较开明,大家大都希望劲往一处使,让人民日子尽快好起来,民族尽快强盛起来。每个人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私心,但整体的氛围让人感觉到公心压倒了私心。

如果这算一种开明专制的话,那么它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十年左右。改革越往后走,人们的私心越重。当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渐渐成长时,“开明”越来越少了,“阴暗”越来越多了。“阴暗”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而是随着发展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阻碍发展。所以温家宝这次在深圳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此话决不虚言。这些年来,中国的民生出现严重问题,其根源是政治,是“阴暗”太多,“开明”不够。

笔者骨子里是个保守的人,私下里认为,如果治理者够开明的话,希望威权还能够维持久一点。因为我研究过民主化和民主巩固,就非西方国家来说,弄得比较成功的,确实很少。为什么当前中国“反民主”的声音似乎强大了一些?一些失败的经验起了鼓励的作用,尽管不一定能支撑反民主的观点,便至少能够让人对民主的态度更为谨慎。中国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希望通过民主来拯救现实,心里默想:也许一搞民主,什么都好了。他们会知道这种期望不切实际,但对现实太失望了,只好借这种期望来安慰。

其实,做民主,与做市场差不多,你也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坏。而且民主变坏比市场变坏的可能性更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的发展很好地借助了人的私心,人的私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的动力,而民主则不一样。尽管一些现代民主理论家,尤其是理性选择学者,认为私心也是与现代民主相容的,但更多的学者承认公心(现在流行语叫公共精神)在民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主制度运转良好时尚且如此,民主制度还未确立或未有效运作时更是如此。

说这么多,强调的是人比制度重要,好制度是好人做出来的,好制度的运行也要依赖好人。这可能跟当前流行的理论不大一样,但在民主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反过来强调一下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们不能只是高喊民主,督促民主——尽管这种“规范冲动”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要用心去做民主。有个老外说中国人喜欢搞工程,连民主这种互动过程也当做工程来搞。我以前也批评过这种思维,现在想起来,“工程”式思维也不错,当你在搞民主工程时,至少说明你在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尽可能地把各种细节都考虑到,结果不一定是你预想的那个样子,但这种工程有比没有还是要好。一些发展中国家民化的教训也许是因为搞得太草率,太粗糙了,带来了比较差的治理状态,老百姓又怀念起来过去的威权生活来,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塌陷。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似乎比较发达,我们看到了计划的毛病,但在市场经济中搞点计划反而是个优势,我们照样可以让这个优势在民主发展中发挥出来。

做民主发展计划还是要有根有据,权威人物的话在中国仍然很重要。邓小平说,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要建成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也就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那些急性子的人会说,太慢了,还要等三、四十年。年纪稍大的人会知道,三、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也有三十来年了。要知道,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民主是一种有质量的、稳固的民主,而不是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民主的质量比较差,而且还时不时地让非民主体制回潮。因此,从民主巩固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所许诺的民主目标并不遥远,任务并不轻松。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样子,是三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民主如果发展到预想的那个样子,更需要加倍地努力,而且要从现在开始。如果每年开会的时候,只是重复一些高调的民-主话语,不做民主的实事,听任当前的体制不断地烂下去,那么等到不得不猛然搞民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得到一个烂污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高质量的民主。

因此之故,我们现在就要做好民主发展计划,让民主从天空回归地面。计划不是想当然地做,而是在现有宪法的基础上,在考虑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来做。譬如说,我们的人代会、党代会都是五年开一次,而领导人一般能做两届,因此民主发展计划最好以“五年”、“十年”为周期,“三年”、“七年”就不大合适。

很多人都知道,制度变迁中有个“拐点”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就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制度常常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功能,后来的变化只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中进行调整。这是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说,在历史转折关头可以有不同的制度选择,能够在选择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人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你的选择可能会让后代过更好的日子或更坏的日子。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选择让后来者别无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就是在历史关键时刻起着关键作用的人,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他们当时如何选择会更好一些,但你所能做的,就是讨论而已,不能让时光倒流,让他们重新选择一次。但是讨论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现在怎么办?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又面临一次拐点,尽管没有成立国家的拐点那么大,但对子孙后代的影响照样是不可估量的。

既然如此,我们的计划就不如做得长远一点,周到一点。我们先做一个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高质量的、稳固的民主国家的战略计划,然后再做两个具体的“五年计划”,取得民主发展的突破性和阶段性的进展。

做这种计划比做经济计划难,因为争议太大,因为利益阻挠。这种阻挠如果激烈一点,会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就需要政治家展现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摆脱既得利益的羁绊。民主总是在牺牲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前行的,如果既得利益者想从民主过程中捞取更大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民主的失败。

这种计划该怎么做,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笔者不愿过多讨论,我们这些学者有点知识,但很有限,不能过分地夸大自己,就像政治家不能过分地夸大自己一样。这种计划需要在合适的范围内征求各种意见,需要政治家认真细致地思考和权衡,做出关键性的决断。笔者目前比较宏观的看法是,这个计划要“民生优先,民主紧随,自下而上,循序渐进”。民主的着力点应该放到人大,让人大真正成为竞争性的人大,在决策、表达和监督方面拥有实权的人大。那些边边角角的民主如基层民主、党内民主、行政民主等还可继续发展,但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只有下真正的决心做好人大,才能让这些年来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有机会系统性地进入治理过程,才能将老百姓的意见系统性地导入治理过程,才能系统性地化解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才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开辟更大的空间。

很多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士,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方案,只要经过深思熟虑的,治理者都要认真对待,得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够理性地互动,让民主发展计划尽可能地完善。

这些想法可能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政客们的想法与书呆子相差很远,但政治家的想法常常与书呆子比较接近。

中国到了出民主政治家的时候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