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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我从未感到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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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年生于费城。著名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被誉为“当代认知科学之父”、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早在1957年,凭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著作等身,但出版最快、传播最广的是他犀利的政论。在美国“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他排名第一,也是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中,目前唯一的在世者。

在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乔姆斯基挂了一张很大的罗素照片,并附格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政治是每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压力的迫使。

批判权力的人常常会受到很坏的对待,有多坏则取决于社会的性质。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也不能说是明智的方法。

乔姆斯基终于来到中国,在他白发苍苍的82岁时。这位继罗素和杜威之后全球最受人敬仰的哲学大师,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闷热天里穿着以“透气性能差”著称的中国博士学位服,自始至终言语温和,端坐如常。

听到北大校长“被授予北大荣誉博士学位,乔姆斯基教授一定觉得十分荣幸”这样“中国特色”的致辞,台下两千多人哄笑一片,乔姆斯基却表情从容,喜怒无形。直到那句“目前唯一在世者”时,才飞快地笑了一下。那笑容羞涩、缓慢而短暂,像一道难以察觉的光闪过嘴角,瞬间消失不见。

真理与政治课

他站在话筒后面,几乎未曾挪动一下身体,背已微驮,这使他看起来缺少某种自信。更要命的是那乔氏风格的“喃喃自语”,听起来过分害羞的声音像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便从嗓子里轻轻地飘出来,使你疑心,他是否有注意到这是在两千多人面前的演说?其实一点都不稀奇,据说,乔姆斯基曾接受牛津电台为时3个小时的采访,可麦克风竟然没能捕捉到他的声音。也因此,他的听众早已习惯,一旦大师开口,众人立刻陷入聆听的沉默。

但是,正如乔姆斯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没有兴趣做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事实上,与此前受邀登上北大讲堂的演说者相比,他的演讲堪称无趣。

“美国依然维持冷战思维,美国式民主必须处于掌控,世界权力正在转移,中国正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显然,乔姆斯基在讲常识,他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推导世界未来的趋势,小心翼翼跨越逻辑的千山万水,最终抛出的观点却与国内中学时事政治课并无二致。

但说来或许令某些人失望,乔姆斯基无意于赞美或附庸于哪个国家(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都是他的对立面),就像他的批评从未将矛头具体指向哪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那些因为乔姆斯基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不会得逞——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他曾说,之所以仍留在美国,只因这是目前世界上“言论尚且自由的”国家。

而那些因为失望而差点中途离席的听众们或许并未真正理解,乔姆斯基的出现并非告知真理,而是给予我们一个重新置换语境的机会——不必预设背后的意识形态,仅以人类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她尚待进化、有无限可能,可能明天就消失不见,也可能美梦万年久长。民主或者专制,战争抑或和平,每一种结局,都基于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

永远的反对派

听说,在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乔姆斯基挂了一张很大的罗素照片,并附格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只有10岁,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北大演讲中,他说起这篇文章,不甚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的读者)。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奥巴马政府的花拳绣腿和伊朗野心,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便是:美国政府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其霸权主义的野心。

2001年,“9·11”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他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此后,美国主流媒体再难见到乔姆斯基的音容墨迹,而乔姆斯基本人,更是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愚蠢而狡诈的大众媒体”的轻视。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流传于世。但这并未令乔姆斯基在全世界的名誉受损,他追随者众,每一次公开演讲都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比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的敌人和追随者一样多,有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乔姆斯基受之欣然:没有敌人的异见者,该是多么寂寞。

我老了,但从未疲倦

北大演讲中,乔姆斯基的学生、哈佛大学教授黄正德一再提到“不懈的革命主义者”一词。乔姆斯基说,他最好的减压方式,仅仅是“go to work(去工作)”。

事实上,就在今年5月,“疲惫至极”的乔姆斯基曾下定决心,要从与美国政府斗争中暂时抽身,休息一天。“需要担忧的明天仍会等在那里,今天,我只想躺在吊床上,美美享受诺姆时间。”这位被人们视为毫无幽默感的斗士甚至有如此诗意的幻想:没有反种族、没有对殖民意识形态掠夺的揭露,没有宗教误传挺身而出,只有温暖的春日上午,清凉的微风穿过打开的窗子……他计划清扫庭院、去公园走走,甚至去大剧院的《约会之夜》首映秀看看。

那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享用过美味的燕麦片早餐后,乔姆斯基开始读“善于欺骗并常常惹恼他的”《时代》周刊。他下定决心不生气,“即使媒体不过是向个体灌输谎言的洗脑工具……不,不能说这些,今天不行。”

据说他甚至考虑花些时间,穿着拳击短裤陷在睡椅上看看电视。但是,《价格竞猜》(一档娱乐真人秀)还是险些激怒他。“我只要换台,换一个不那么弱智的,没有必要感到生气。”乔姆斯基一边举着遥控器迅速切换一边嘟嘟囔囔安慰自己。然后,愚蠢的NBA只是让他确信职业运动无非是美国政府转移国民注意力的欺骗手段,而青少年节目让他大发大学应是知识中心而非娱乐工厂的感慨。

而计划中神清气爽的乡下自驾游,却使乔姆斯基沉浸于石油在经济和军事政策中所扮演角色的思考中无法自拔。街边快餐店的垃圾食品同样让他无法容忍。他不明白人们怎么可以享受一堆垃圾而不购买更健康的食物。而且,那汉堡太咸。

“好吧好吧。”最后,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和哲学家说,“我要回家写一篇,就一篇论据充分口齿伶俐的檄文放松一下,但我保证,我一定会回到公园散步并享受好天气,我保证。”

而三个月后的北京记者招待会上,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乔姆斯基,在斗争中慢慢变老是怎样一种感觉?他笑了,说,我的确正在变老,要做的事情却很多,“至于疲倦,我从未感到疲倦”。

“我比奥巴马更适合诺贝尔和平奖”

——乔姆斯基北京语录

Q:您能用一个词来勾勒您的人生吗?

A:我的一生很复杂,似乎很难概括,我一直致力于政治和科学研究……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这一生,那就是“不变”——尽管情况在变,但我对学术,对政治的承诺一直没变,我一直致力于为全人类解除苦难,我希望把余生用于科学研究。

Q:您对于高考的看法?

A:虽然考试有助于人们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并不能只把应试能力作为一个指标而不去考虑其他方面。理想的方案是完全让学生们追求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自己的能力,但任何考试都有局限,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也不能说是明智的方法。

Q:你对自己的学生时代有何印象?

A:你想听实话?实话是……我恨高中。因为在高中学习,会限制一个人,好像钻入一个黑洞,总是忘了曾经学过什么,基本把老师教的都还给他了。当时我以为进入大学之后,就有了很多选择,这很让人振奋。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甚至想过退学。后来我去MIT(麻省理工大学),很重要的原因是MIT不看证书,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学,并不太关心证书,他们比较关心你是否对工作感兴趣。我觉得我的人生多是偶然,没有框架的。

Q:主流媒体上几乎听不到您的声音(例如《时代》周刊),这种情况下,您怎样完成自己的责任?

A:批评的力量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被很好地接受,如果很受欢迎,你必定是做错了方向。回顾历史,在人类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社会中,大量的知识分子都是权力的支持者。坚持批评者只是少数,他们经常会被很恶劣地对待。

圣经里有先知,他们进行地缘政治的分析,他们谴责国王,他们谴责残酷的法案,他们要求同情孤儿等等。他们受到的待遇很糟糕,被扔进监狱,被流放沙漠,被仇恨被谴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权力的支持者能优先获得进入媒体准入的特权,批判权力的人常常会受到很坏的对待,有多坏则取决于社会的性质。比如在苏联,就可能被流放或被送到古拉格群岛。在美洲独立区,中美洲,头会被打掉,这就残酷得多;在美国,则是温和的,你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体制之外。不同意某种观点,那就与之争论,但不必禁止它。政治是每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压力的迫使。

Q:您对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什么评价?

A:奥巴马获奖之后,当地的一个报纸在这件事半小时之后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奥巴马对和平没有任何贡献,但我却是个不错的候选人。

(杨梅菊 李珵 韩新 贾云娇/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