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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美国才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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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被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乔姆斯基:

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人物周刊: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

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

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

人物周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

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人物周刊:您的观察很有意思。

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人物周刊: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

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

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

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

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阿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乔姆斯基 永远的异见者

当我们把录音笔掏出来的时候,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孩子般地笑了,“我要提醒你们,我的声音非常不好录,我声音太小,我太太常常取笑我,说没人听得懂你的喃喃自语。”

乔姆斯基常说自己的演讲能力不好,并不是、也不愿做一个具备煽动性的演说家。他说:我只想用事实、道理、逻辑来说服你。

约访乔姆斯基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跟他助手的往来邮件像打乒乓,你来我往数个回合,得到了40分钟的采访时间,安排在3个月后的某一天。然后,助手又很客气地来电话,要求延期。采访当日,排在我们前面的还有两位采访者,是拍电影的。乔姆斯基的助手彬彬有礼,铁面无私,在一旁控制着时间,一分钟也没多给。后来才知道,能在2006年里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是非常优厚的礼遇了——乔姆斯基非常忙,他的日程表上,仅受邀参加的演讲,已经排到了2009年。美国有些媒体采访他,乔姆斯基只给5分钟。

语言学大师

诺姆·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费城,28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即令他蜚声世界的“转换——生成理论”研究,33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贡献,相当于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贡献。早在1957年,他已经凭着他的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直到今天,“乔姆斯基构架”还是计算机系很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特别是如果你想做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老先生著作等身,迄今为止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不乏艰深的语言学专著,但出版最快、传播最广的却是他犀利的政论。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从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的言论被引用次数是全世界所有健在学者中最多的。而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的被引用次数排名第8。

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霸权统治”曾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强权。”他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这是乔姆斯基最擅长的政论技巧,他喜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3岁发表政论

乔姆斯基与太太自幼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直到今天,夫妇俩仍非常恩爱,乔姆斯基的头发还是他太太帮他剪的。他把自己的太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从来不对媒体提起他们。他特别提起自己幼年的经历:纽约的72街有个很大的地铁站,他叔叔在那里设了一个报摊,乔姆斯基从小就在那儿玩,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层人民,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语言跟普通人进行沟通。

虽然已年近80,但老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话中要引用任何资料或事例——人名、书名、事件发生的年月,他都是立刻信手拈来。

在乔姆斯基堆了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13岁起便开始发表政治言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似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做,一以贯之,不知疲倦,从不动摇。

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

异见者的一生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他永不懈怠地激烈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美国式民主的虚伪、美国政治宣传的阴险和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野心——“9·11”之前的焦点是巴以问题、美国干预科索沃,近几年则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因为他经常批评以色列政府。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因为长期撰文对美国霸权主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视——有人扬言要在给他的邮件中夹寄炸弹,试图以此使他闭嘴,那段时间,乔姆斯基收到的邮件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也与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达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

(蒯乐昊 李江/《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期)

揭露美国谎言的美国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罗慕士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

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

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

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

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

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

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

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

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

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

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

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

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