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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量福:内耗 (连载三)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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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量福,1954年出生天津,1961年就读于天津实验小学,1968年就读于天津90中学,1970年到山西接受再教育,1978年考入上天津师范大学,1982年天津商校教书,1984年考进天津首届“开发区管理干部培训班”,1987年赴美留学,1989年在打工之余获mpa学位,1996年受聘于美国一地方政府,职为cio,1998年获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1年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为客座教授,202年cio工作之余下海,成立“美国市政技术公司”,身为总裁,客户400,多为美国政府机构,成为这些机构中“家喻户晓”的人物,2003年又受聘于美国西北大学,做兼职教授。2003-2004两度被中国政府以专家身份请回国,讲授政府应急管理。

在人口上,中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大国。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中国人口就占了将近13亿。人多本应该是好事,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就是问题了。首先,中国东部临海、水多;西部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地理环境的结果是,中国人口分布是东密西疏,大量人口被压缩在东、中部地区。

解决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必行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对生儿育女的观念是解决中国人口的关键。眼下,国家还不得不继续采取那些现行的、被实践证明不太有效的政策。

第三章 人口:中国发展的千斤坠

一 人口问题ABC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大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讨论中的基点是将人类看成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相对立。其实,人类首先应该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在环境污染这个问题上,人是在以社会的人在作为,却最终以自然的人受到惩罚。人类的行为必须与自然规律相符合。作为社会的人,我们制定的各种社会政策,诸如环保政策、人口政策,等等,最终还是表现在对自然规律的遵从。

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自然关系。人口问题属于自然人的范畴,因为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延续种族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自然规律关系控制着的,比如自然环境,各种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等等。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口是如何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的。

1 世界人口

世上本无人。那个由猿进化成人的过程有几百万年的时间。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出现是在20-30万年之前的事了。地球上有多少人呢? 根据手边一份联合国的数据,公元零年,世界人口
才有3亿,在那之后的1千年内,才增长了1000万。下面的表一显示了世界人口自打公元元年开始以来的增长数字。有意思的是,世界人口的增长,在第一个1千年中才1000万。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医学水平不高,人们偶感风寒就可能会丧失性命,导致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在那段时间里,每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才是1万。这是全球的人口增长人数。到第二个千年中,人口爆增,由3.1亿增长到60亿。要是按照百年来计算呢,最值得注意的还要算20世纪(1900-1999)。在这100年中,44.1亿人口出现在地球上。而在19世纪(1800-1899)人口才增加了8.7亿。在20世纪里,80年代末期的几年中,年平均人口增长数为最:8600万!

自打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人口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每对夫妇有4.9个孩子的平均数将为2.7,这意味着每个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数在减少,家庭人数在减少。同时,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由56岁增加到65岁。这是两个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特点。第三个特点是都市化。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0世纪中,世界性的人口都市化快速发展。到2006年,世界人口的一半在城市中或者城市周边生活。世界上出现了许多超巨型城市。20世纪人口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人口的老年化。上世纪末的1999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为5.93亿,占世界人口的10%。根据联合国的计算,50年后的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数将为20亿,占世界人口的22%。

这4个特点带来的是什么?家庭变小,成员渐老,而且都挤在大城市里。这些变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经济增长、资本投资、劳工、就业、退休金,健康保险、老年保健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表一: 世界人口增长1(略)

2 中国的人口

2.1“5亿爆炸到13亿”

在人口上,中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大国。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中国人口就占了将近13亿。人多本应该是好事,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就是问题了。首先,中国东部临海、水多;西部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地理环境的结果是,中国人口分布是东密西疏,大量人口被压缩在东、中部地区。这是为什么?中国有句俗话:良禽择木而栖。鸟兽都如此,况且人类。这种选择居住地的方式体现了人类自然人的一面。假设中国的地理条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13亿人口是均匀地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可能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但自然、历史不容假设。

中国的人口变化从公元元年开始也是呈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两次大幅度的人口上升。第一次是在1741年(乾隆六年)和1840年(道光二十年)之间的100年期间,人口由1.4亿上升到4.1亿。2 第二次是在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和2006年短短50多年内,人口由1949年的5.4亿爆增到2006年的13.3亿,净增人口数约8亿(!)。3 这个增长速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个数字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带来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将在接下来的许多许多年中困扰着中国。下面的表二列出世界上15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为冠(13.1亿),第二名是印度(11.2)亿)。也许是巧合,中国和印度都是穷国。在印度后面遥远的第三名是美国;美国的人口刚刚在2007年达到3亿;美国恰好是世界强国。看来,人口的多寡与国家的富有程度有关系。

表二: 世界人口前15国排行 4(略)

为什么人口对于中国来说会是一个问题呢?影响人口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传统观念、战争、瘟疫、科学与医疗技术的水平,一个特定地区和国家的有关政策,等等。一般讲,从历史上看,社会安定,风调雨顺的时期,人口数量就会稳定增长。看中国的情况。公元初年间中国正值汉朝,人口约为0.6亿,直到18世纪中期的乾隆年间才上亿。在这1700多年间,但凡有战争或者饥荒之年,人口发展就缓慢。若是遇到稳定的朝代,人口增长就快。在史学家常常提到的“乾隆盛世”年代,人口增长就比较快。比如,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的人口为1.4亿。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的人口是 3.1亿。这47年中的增长数字要大于那

表三:中国人口变化1949-2006 5(略)

* 出生率= (本年出生人数÷本年平均人口数)× 1000%
** 死亡率= (本年死亡人数÷本年平均人口数)× 1000%
*** 自然增长率= [(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 本年平均人口数]×1000%

之前的1000多年中的总和。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呢,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关系。再看另一个年代。1912年是民国元年,那年的人口为3.6亿。那之后,中国大地上军阀战争四起:北伐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这些炮火之灾使得中国的人口到1947年才达到4.6亿。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人口是一个反映社会秩序的晴雨表。

再看一组数字。上面表三中列出新中国建国后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先看总人口数:1949年建国时的人口为5.4亿。那年的出生率高达36‰,但由于死亡率也高达20‰,所以那年的自然增长率才达到16‰。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到2005年一举超过了13亿。

从中国人口发展的情况看,在诸多的因素中,各类社会政策以及传统的意识观念似乎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新中国建国后的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只能算是历史一瞬间。即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开始算至今,也已有近2300年的历史。在这2300年的历史中,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人口在最后这人口的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不同,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也就不同。50多年的时间里爆增呢?

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仍然比较落后。这可能就是教科书中讲的生产方式问题。在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下,种田人的多寡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中国的农民就倾向于多生孩子,以提高生产能力。在一个农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国家里,其文化中对“儿孙满堂”就会有特殊的结情。

儿孙满堂固然好,但这满堂的儿孙中不包括女孩子。这一特点又要追源到农业的耕作方式。女人力气小,在大田里做不了什么事。而且,女孩最终要嫁人,姓了别人的姓(在传统中,女孩子结婚后就要姓婆家的姓,比如“张氏”、刘氏,等等)。连姓氏都改了,就不是自家的人了。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所以,生了女孩,叫“弄瓦之喜”(瓦,纺织机上卷线的轴),生了男孩叫“弄璋之喜”(璋,一种方型的玉)。可见男孩、女孩的地位之不同。结果,那些只生了女孩的夫妇就还要继续生,直到生了男孩为止。孟子对这种子嗣文化有极精辟的解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提到的这个“后”是指儿子说的。这个后代繁殖原则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虽然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生男孩还是女孩完全是由父亲决定的,但仍然有许多妇女因为没能给丈夫家生男孩以传宗接代而感到对不起男方的家庭,甚至感到没脸见人。这种生了男孩才算真正的生了孩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直到今天的农村中还在起作用。即便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坚决的时期,仍然有许多人为了要儿子,生了女孩不算数,还要接着生。挨批受罚,在所不辞。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最终生男孩而多生孩子仅仅是中国人口爆炸的原因之一。

纵观中国的人口历史,人口的急速增长也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和平的社会环境为人口的正常增长提供了条件。虽然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但对农村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表三所示,新中国建立后的出生率是很高的,并有持续性。但是死亡率却呈下降的趋势。

另外,政府的有关政策也是人口爆增的原因。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刊有王东京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妇女,生五、六个孩子很平常,要是生到十几个,那就是‘英雄母亲’,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生产队里都得高看一眼。小孩子刚六、七岁,还没到上学年龄,就得照看一大堆弟弟妹妹,背着一个,领着一群”。6 钢铁大跃进,农业大跃进,自然,人口也要大跃进。简单地说,中国人口在1949年后发生爆炸的原因是:

生产方式 + 传统文化 + 人多好办事的经济发展政策。

2.2 “三年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

在有关中国人口发展的讨论中,必须要谈及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三年大饥荒”。

为了便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我们将表三中的相关数据摘录下来形成表四,并加上每两年之间的人口增长数目。我们从表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60年与1961年这两年,中国的总人口是减少了。类似的非战争、非灾害年代的人口锐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1960年的自然增长率居然为负数。这就是新中国建国后著名的“三年大饥荒”。无论是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或者是被误导,人们都还认为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所以,在今天的日常对话中,许多人还是以“三年自然灾害”来形容那三年间发生的事。

表四:三年大饥荒人口变化(略)

对于“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而且,即便是一些手头的历史资料也可以用来说明问题。比如,根据中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1949~1990年中国雨涝事件表》,在1956年到1964年的8年期间,中国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灾害。7 另外一份比较权威的信息源是由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8 这本书按照年代,将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间的中大事件加以介绍。文中包括的主要资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我们仔细阅读了在1955年到1965年的中央文件以及每年大事记之后发现,在这10年间,在所有的国家大事中,没有包括全国性自然灾害。

在那10年中,没有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典型的政府决策失误。

在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的淮阳县,1958年8月全县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热潮,将原331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为13个人民公社。农村办起公共食堂3029个,社员均集体就餐,发零花钱,并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县组织民工4万人,开挖长151公里的运河。1959年6月竣工。后因违背客观规律,分段平毁。同时,全民掀起“大炼钢铁”高潮,建立小高炉,砸锅炼铁。为实行生产、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全县移村并庄1007个,拆房7.04万间,造成很大损失。农民不种地,哪里能有收获!到了1959年,全县老百姓多发浮肿病。公社食堂不能开火,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饥饿致死”的替换词,但比较能掩盖真相。9 淮阳县的这个官方网站没有提供具体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根据我们对全国许多其他县政府网站的访问,我们看到在淮阳县发生的事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普遍的。我们随便在网上查找,发现安徽的肥东县,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全县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饿、病、逃、荒、死,人口减少18万。”10

1959年5月,湖北、河北、广东三省粮食供应告急。武汉市一度几乎断粮,而湖北全省春荒严重。春荒意味着春天不播种,秋天无收获。秋天不收获,就决定了下一年的情况将会更糟糕。1961年初,山东官方报告的饿死人数字为1000;到外省逃荒的人数高达90万。1959-1960冬季死亡的牲畜为31936头,死亡生猪127577头。11 到1960年5月,粮荒已经涉及京、津、沪三大城市。到11月,在这三大城市需要5.7亿斤粮食的情况下,中央仅能调入3.7亿斤。12

新中国成立后,高层领导人虽然对国家前景有展望,但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却没有掌握。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但对农业的管理规律却是一窍不通。1958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其中人吃600斤,其他留下储备粮、种子和喂猪),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再过一个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粮食。13 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同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在两位领导人说话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华大地上就要出现饿死人的事了。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首次正式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将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糊涂政策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虚报产量。于是就出现了亩产万斤小麦的高产田的荒唐数字。实际上,从1960年开始,一连三年,中国经济全面大倒退。工农业总产值、粮食、食油、原煤产量连年减产。特别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1959年的269亿元猛跌至1962年的71.26亿元。

1961年10月14日,山东广饶县一位公安局干部曹树立给当时总理周恩来写信,反映山东省饿死人的问题。这位月失去双亲的公安干部“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地说:“我们这里的死亡太惊人!您实在不该稳坐北京,专靠行文、指示、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了”。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曹树立信中根本没有提到自然灾害的问题。他认为“土地使用的措施”和“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是两个关键问题。14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期间中国人口的变化。表四显示,1959年的人口比前一年要多出1200多万,自然增长率为10.19。但到了1960年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时,中国人口比前一年减少1000万,死亡率高达25.43,导致自然增长率为负4.67。这里就出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假如没有大饥荒,中国的人口在1960年应该增长1213多万(这是根据1959年的数据推算的)。可实际情况是减少1000万。这样一来,中国人口实际上是少增长了2000多万。如果将1960年的数字也加进来计算,那么在这两年中,中国人口已经少增长了3000多万。但是,就本文的重点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61年下半年,中国政府调整有关政策,全国的经济状况稍见好转。随着中国开始进入三年调整时期,中国人口开始迅速回升,出生率之高,很快就将少增加的数字赶上了。这种现象是补偿性生育高峰。

这次补偿性生育高峰自1962年开始,延续到1976年。大家可以回到表三再看看。自打1962年开始,每年的出生率都在30‰之上,特别是1963年,出生率居然到了40‰(!),自然增长率都是在20‰以上。若是仅仅从人口发展的角度看,虽然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减少,但从几年后的情况看,却反使得中国的人口加速增长。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高速增长的影响比三年饥荒本身的影响还要大。

从各种资料看,自打新中国建国以来一共有三次人口高峰:
* 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51-1958年
* 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62-1976年
* 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1985-1991年

但是,从中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看,第二次高峰本应该是第一次高峰的一部分。但由于“三年大饥荒”在当中割断了这个延续的人口出生高峰,使得这个延续的发展看上去似乎是两个高峰。同时,那第三个高峰又实际上是第一次高峰的结果。

无论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口的“爆炸”是持续的。是生产的需要、是传统?中国人似乎就是喜欢生孩子。人口注定要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大包袱。

二 “按下葫芦,漂起来瓢”

从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看,中国决策高层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人口问题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缺乏理解。为此,中国每走一步都具有尝试性,犯小错误,影响一代人;犯大错误,影响几代人。比如,在另一场人为的灾难,“文革”中,中国社会基本瘫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15 为此,大批的初、高中生离开校门后就无处可去。为此,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一句口号,使得将近有1700万到200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中国的农村被当作一块“海绵”,来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解决了燃眉之急。此举成了中国发展上的一个断层,基本毁了一代人。

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但没有受到中国决策层的重视。虽然“计划生育”这一概念在许多文件中、领导人的讲话中被提到,但其含义以及后果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计划生育被提到日程上来。但这项政策遭到想生男孩的家庭的强烈抵制。结果使得本应该是“自愿”的计划生育具有强制性色彩。中央下硬指标,各个地方政府超坚决地执行,发生了许多强制堕胎的事件。这还给了世界上一些人权组织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借口。许多人还以此为理由到西方国家申请政治避难。其实,许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看法的外国人,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那人山人海之后,也不得不同意中国应该就人口问题做点什么。

尽管强制性的计划生育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批评,但中国政府顶住压力,坚决执行这个既定方针。十几年下来,中国为世界人口做出了“少了4亿”的贡献。但是,到后来发现人口虽然控制住了,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又接踵而来。比如,家庭成员的结构、男女比例、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分布、老龄化,等等。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但其他方面又出毛病。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人口是能够被控制的吗?联合国的那份报告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一个估计,提出“当世界人口于2200年达到100亿时,就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16 这份报告本身没有对这个估算的方法做具体的解释。但是,由此看人类增长的数量似乎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这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这个命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将有关人口问题与自然界的现象归纳在一起,指出像人口这样的社会问题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的生物链一样,每个链条之间都是相互连接的,任何一个环节断裂脱落损坏,都会危及、损坏另外一个环节。反之,每个链条都能完好无损,就会增益其它链条。17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但有一个副产品:高达1亿之众的独生子女。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的核心就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儿”。这就是“一胎政策”。一胎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迄今这项政策为中国减少了近4亿人口,18 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个1亿独生子女对于中国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独生子女具有的一些特征,诸如娇生惯养、性情孤僻、自我中心,缺乏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感,等等,已经成为潜在的问题。以致有关专家呼吁“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得不应对的新问题”。19 当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组织家庭之后,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这些独生子女孩子们的生活中将不再有什么叔叔大爷、姑姑姨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亲戚;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关系也不复存在。再往远处看,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人到老年,需要有人照顾时,中国社会的福利制度必须到位,否则这些人将无人照顾。这就是人口学家所说的“4-2-1”问题。20 显然,目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没有看这么远。先按下葫芦再说吧!

再者,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生儿育女的传统不接轨。计划生育在开始时还允许每对夫妻有两个孩子,“一对夫妻两个孩,俩孩相隔四五年”。这就是所谓“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生育转向严格,开始实行“一胎政策”。中央电视台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对一胎政策以及其影响有惟妙惟肖地描写。由于生男孩还是女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生了男孩还好,若是女孩怎么办?前文说过,尤其在农村,独生女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是女婴,干脆就扔掉。自打“一胎政策”实施以来,弃婴的现象十分普遍。所弃之婴都是女孩。以至外国人到中国来领养婴儿时,都带回家女婴。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仅2006年,美国人就从中国领养了6493个女婴。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父母已经领养了55446个中国孩子。21 弃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多发生在农村。在城市中的人们,手段就比较“科学”、比较“文明”了。如果发现是女孩,就打胎。为此,中国医院里还开展了婴儿性别鉴定的服务。如发现是女婴,可以早早地进行处理。以致国家“严格依法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追究溺弃女婴行为者的刑事责任”。22

从实际效果上看,一胎政策意想不到地使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得到发展。结果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男女比例最为失调的国家,23 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婚龄男子找不到配偶。而且,在城乡全面失衡。这种失衡的社会后果不堪设想。仅仅从那3000万男子的生理和其他社会需求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构成所谓的“光棍炸弹”。为此问题,广东还专门搞了一班子,就男女比例问题进行研究。这份研究,《广东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以及综合治理对策》发现,“2010年广东缺少20%的新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2050年则需要从外地‘进口’50%的新娘”。24 主持这项研究的陈友华教授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生的男孩子,最快10年后,将面临找不到年龄相当的老婆的困窘。未来这种局面甚是令人担忧,因为到时候“政府不可能凭空造出那么多女性来给多出来的男性配对。”25 为此,有关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提倡“关爱女孩”行动,在部分农村计生家庭采取奖励金制度等措施,等等。这些方法是否能奏效还有待观望,

显然,“独生子女政策”没有看这么远。还是先按下葫芦再说吧!

三 轮椅上的人口

如何对待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比,只有人是会帮助、照顾同类的一种动物。这就是人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数字是很大了。但是,这13亿人口中,残疾人占的比例也很大。先返回到1987年。那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中国有残疾人5164万,26 占中国人口(109300万)的4.7%。到了2006年,国家又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残疾人。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27 中国残疾人数的比例在上升。

北京有一个研究班子,叫“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这个班子在2007年初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专门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做出了展望。这份报告很有权威性,而且也十分直率。报告提供的数字真是令人吃惊:不包括已经有的残疾人,中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来这个部分比还在升高。另外,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人口中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6000万人左右,智力残疾人达544万人,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

山东省在2003年搞了一份本省的调查。这份调查发现,有12.2%的儿童存在心理和行为异常。其中,城市、县城、农村的儿童心理和行为异常的比例依次为8.1%、7.8%和19.8%。农村儿童存在心理和行为异常的比例比城市/县城高一倍还多。28 山东省的调查的对象是心理和行为异常的儿童。我们不了解山东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但农村儿童中有将近20%的儿童有心理和行为异常。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讲是十分严重的了。黑龙江省大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30.3%的孩子存在明显的心理障碍和心理问题。 29

我们常说,儿童是我们的明天。可是,如果有20%–30%的“明天”有心理障碍,那可怎么办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 全球共有6亿残疾人,其中80%在发展中国家。30 造成残疾的原因有多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造成残疾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发展落后造成营养不良、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各种疾病、遗传、战争、内乱。许多残疾人是因为踩上了多年前就结束了的战争中使用的地雷。

就中国的情况看,在全世界6亿残疾人中,中国的残疾人仅仅占14%左右。但从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残疾人的数量应该比目前的少才对。在中国本土上已经将近60年没有战争,环境和平。但残疾人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分析,导致中国残疾人数上升的原因有四:1)人口流动频繁,2)人们工作节奏加快,3)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4)环境污染。31 影响中国残疾人数上升的这4个因素与上面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原因不太一样。从总体上看呢,将这4条归纳起来,还是归结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过分前置,其他方面跟不上。环境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世界范围内看,发达国家对本国残疾人的照顾是比较全面的。让我稍微介绍一下美国对残疾人的做法。美国对残疾人和正常人“一视同仁”几乎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从法律到社会习惯,对残疾人的照顾可算是到了家了。美国的《建筑法典》规定所有的有公众进出的建筑物,这包括大大小小的公司、商店、餐馆、学校,政府部门的建筑,等等、等等,都必须有残疾人轮椅的进出坡道、专门的停车的车位。所有这些建筑物中的厕所里必须有残疾人专用的设施。在就业、上学等方面,更是有专门法律,严禁有任何歧视。美国许多大学里,学生们都自发开展一项“扮残疾人”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学生们或者将自己的眼睛蒙上,在一天的时间内当“瞎子”,体验一下盲人的生活,或者只用一条腿行走,体会少一条腿的残疾人是如何行动的。

从不同的报道中看,中国在保护帮助残疾人方面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2003年国家教育部就取消了一些“体检标准”,放宽了对残疾学生身体条件的要求。原来残疾人是不能上大学的。中国是否能在上大学这个问题上将残疾人100%地与健康人一样对待,还有待观察。国家有关残疾人的法律能否被整个社会接受并认真执行,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就是在今天,绝大部分公司和政府机构在招录人员时,明文在录取条件上署名“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等等与个人能力无关的条件。若是在西方国家,雇主们说什么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张贴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招工广告的。

如何照顾残疾人的确是一个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残疾人都被视为家庭和社会发展的累赘。张家口是一个位于北京仅100多公里的城市。该市有一个儿童福利院,每年只可接纳十几位被父母遗弃的残疾儿童。张家口市共有32万残疾人,其中10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大概有几千名。这个福利院的接收能力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福利院现有大约300名残疾儿童,大到20岁,小到刚出生。福利院只能负责养活这群孩子,并不提供给他们教育。32

最后需要提出的是,单单只看残疾人这个群体本身的社会影响,会导致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我们知道,有许多残疾人的家长是将残疾婴儿一扔了事。其实,还有更多的家长还是心疼自己的亲骨肉,呕心沥血地将残疾婴儿一把一把地拉扯大,令人感动。但照顾残疾婴儿、儿童,要有整个家庭的支持。如此一来,这些家庭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被残疾的孩子消耗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支持的就不仅是残疾人本身,而是整个家庭。不单单是残疾的孩子在轮椅上行动,而是整个家庭也“残疾”,成为轮椅世界。在分析残疾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应该将这些家庭也计算进来。

四 文盲:教育的尾巴

我们在本文的第一章中探讨过教育问题了。再让我们从人口这个角度看看中国的扫盲教育。中国领导人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就看到扫除文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那以后的每一届政府都把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一起提上日程。2001年1月1日,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中国终于摘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33

5年后的2006年,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在纽约出席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及国际开发署联合主办的白宫全球扫盲会议。陈至立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扫盲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努力并介绍了几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数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50年后的2005年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地区的人口覆盖率已提高到95%,小学入学率达到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鉴于中国人口众多,这样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

根据国家标准,如果一个人识字不超过1500个,那就是文盲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制定的标准。认识1500个字就能够阅读简单浅显的文字。那时的扫盲重点人群是年龄在15周岁至50周岁的青壮年文盲。一个文盲实际上失去了一半与社会交换信息的能力,除了听、说之外,可能连工作申请表都填写不了。就算是一个农民,如果连标签都读不懂,那又如何正确使用农药、化肥呢?掌握新技术就别提了。到2000年末,我国基本实现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但是,就在陈至立国务委员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扫盲成绩的时候,一些新的数字出现了。

2007年4月,中国教育部专门负责扫盲工作的高学贵处长指出: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增加了3000万,年平均50万人。到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34 前面提到中国摘掉了“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但还是全世界第二。我们在为陈至立国务委员所宣布的成就高兴之余,也为高学贵处长提供的数字感到担忧。在两组数字之间,我更愿意相信陈至立国务委员的那一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每10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一事实似乎难以令人接受。35

中国在教育上9000多亿的年投资额怎么还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文盲呢?

说到在扫盲这个问题上的投资,我们又看到类似环保那样的情况:政府的重视程度似乎很高,但实际效果不佳。而且与环保问题的不同之处是,国家在治理污染上高投资,在扫盲问题上,国家投资却是少得可怜:每年为扫盲拨款才800万元,相当于每个文盲只能分配到7分钱,几乎等于零投资!800万元虽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白白浪费掉也是可惜呀。

中国目前的扫盲任务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中国的文盲问题已出现了地域化特征,其中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地区有4000万文盲,而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中东部地区文盲数量明显增加,仅山东省的文盲人数就达到963万人。36 这是一个似乎违反“常识”的现象。我们一般会认为中国的东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比较发达,所以,东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应该较高。可事与愿违,偏偏东部文盲多,尤其富饶的山东怎么会有将近1000万文盲呢?且不说山东,就拿中国的首都北京来看,文盲人数也高达60万。估计这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现象有关。农村劳动力中目不识丁的人,一旦进入城市的劳工市场,就从扫盲工作中消失了,成为扫盲工程的盲点。

中国文盲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女性人数远远高于男性,几乎是70%。37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无论男劳力下田耕作,或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在当娘的身上了。如果母亲是文盲,那子女就十分可能也成为文盲。我们偶尔听到某个世代农民的家庭里,培养出几个大学生的感人故事。但一般地讲,没有文化的家庭很难培养出有文化的孩子。“草窝里飞出金凤凰”是传说中的故事。

人口中的教育水平似乎是决定一切的一个因素。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前文讲到食品污染一个不识字的菜农如何能懂得国家对许多农药有禁止使用的法令?一个不识字的瓜农进城卖自己地里种出来的西瓜,他又哪里能明白为什么政府不让他在马路边上设摆瓜摊?

能使1.13亿文盲可以读1500字的工作,任重道远。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东西失平衡的状态。国家几次试图开展西部大开发计划,但实际效果都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大部分西部地区老百姓,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交通系统落后,与外界处于隔离状态,基本文化交流甚少。从文化水平整体上看,提高教育水平的任务将十分艰巨。但是,不提高教育水平,又如何能够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水平呢?但是,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看,以1500字“分胜负”的标准有些太低了。“1500字”的标准跟不上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扫盲的目的应该还包括,法律常识、道德规范等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内容。

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不要忘记,当我们还在以1500字论胜负的时候,外部世界还在发展。我在文献搜索中发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非洲的穷国之一的卢旺达也在努力减少文盲的数量,为此卢旺达的两大报纸之一的《新时代》刊登了一篇有艾伦?森永加的文章。这是一位乌干达籍的自由撰稿人,在非洲各国颇有影响。森永加的文章指出,联合国已经修改了对最基本的文化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1)进行基本的读与写,2)对不同形式的信息(图表、表格)能进行理解、解释、与他人进行书面和口头的交流,3)能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获得信息和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换。38

卢旺达的文盲率高达36%。但这位森永加却在呼吁卢旺达采用联合国的新标准,以适应世界的新挑战。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考虑调整那1500字的标准?这样的调整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如果照此标准,即使像北京这样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文盲数量也会超过百万人。39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最大的障碍还是资金。是否重视,得从资金上看;光说,无济于事。每个文盲公民7分钱的资金水平纯粹是浪费。

五 我们越来越老

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歌词大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愿意在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这是形容恋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在实际生活中,人到老年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件事。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人口的老年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人口的平均寿命高,意味着社会发展程度高。生活好,人们健康状况良好,活的就长。新中国建国时,人口平均寿命才不到40岁。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接近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指标。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是紧密联系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另一面”。平均年龄高,意味着社会上老人就多了。老人这个群体,用前半生为社会做贡献,现在能力、体力下降,轮到社会照顾他们了。老人这个群体越大,对社会的要求就越高。这里牵扯到长期的退休金体制、社会福利系统、医疗系统、养老保健系统,等等。这个群体,只消费,不生产。而且,如果他们有一些终身积蓄的话,也只是取用,不会再投入。

老年问题严重,不但引起各国的注意,而且联合国对这个问题连续召开国际会议,召集各国的专家献策献计。联合国对老年问题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的注意。人口老年化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在人类发展史上,老龄化问题还是第一次变得如此严重。在人口年龄的两端,老年人(60岁以上)在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而年轻人(15岁以下)的比例却在越来越小。第二,老龄化问题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人。老年人的绝对数字在稳步上升,对人类生活的基本稳定有深远的影响。第三,人口老年化过程不可逆转。在1950年,老年人的比例是8%,2000年为10%,那么,按照相同的发展速度推算,到2050年将达到21%。这个“21%”的数字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可以想象,这就意味着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由于造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转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人口的老龄化就会继续下去。40

表五:中国2006年人口年龄组比例* (单位:1000)(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一个人到60岁时,就算老年人了。这样一来,对我国就“老年群体”这一概念的范围有很大的影响。请参看表5中的数字。如果将老年组按照65岁划分,那老年群体的总数为109696万,占中国总人口的9.2%。如果将“60-64”这年龄组的人口包括进来的话,那么中国的老年群体总数就十分惊人了:168582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3.1%。退一步讲,即便我们以65岁划线,中国也已经属于老龄化国家。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到总人口的10%时,此国家就属于老龄国家了。41

老龄化的起因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今天许多较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但不发达国家“后起直追”的速度却要远远高于当年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国家的速度。结果,发展中国家就沒有太多时间调整,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后果。42 从表五的数字看,中国就是此类国家之一。

“没有时间调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对这个问题就看得十分透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指出,发达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43 对于老龄人群来讲,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老”了之后,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工作,“小车不倒只管推”,以维持生活。联合国的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往往是年老工人的参与社会生产;在较发达国家,60岁以上的男人有21%在经济上是活跃的,而较不发达国家的男人则是50%经济活跃的。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较大程度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于根本没有退休计划。或者有,但杯水车薪。

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老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说起来简单。那就是,谁来照顾老人?中国目前的退休金制度远远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国家是在1993年开始实行国家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基金筹集的制度。在这之前的职工们的退休金的来源完全依靠国家负责。但在转型之后,这些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在今天,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挪用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来弥补现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这“拆东墙补西墙”的金额每年高达3-4000亿。44 到2005年,这种空账户已经高达8000亿元。45

在没有其他灵丹妙药的情况下,国家正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延迟支付退休金的时间。但是推迟退休年龄,又带来其他问题。我们将在下节中讨论这个问题。但不要忘记,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城镇职工。8亿农民中,现在有多少老年人、将来会有多少老年人?农村的老年人谁来照顾?还有,眼下的这1亿独生子女,当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

老龄化挑战中国,既带来近虑,也留下远忧!

六 需要干活的,干活的,没活干的人

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自然就丰富。到底中国有多少干活的人呢?仅仅从人口年龄分布的数字看(表5),往少说也得有7亿多劳动力(从“20-24”年龄组—“60-63”年龄组)。当然,这7亿人中一定有许多人是不进行生产劳动的。比如,城镇在校的大学生、残疾人,还有农民,等等。就是将这些人都排除,中国的劳力队伍仍然是庞大无比。针对这个庞大的数字,国家怎么办? 制定出可能是全世界最优惠的退休年龄政策。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

“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 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

这段文字来源于国家自打1978年开始实施的文件。女职工在45岁、男职工在50退休,这在世界上都不多见。这样优惠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是为了给年轻人以就业的机会。制定这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对付过剩的劳动力。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就业要求也巨大。2006年,中国全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口为2500万,但每年增加就业岗位才有800万。供大于求的差额约1400万。46 在这个待就业的大军中还有2006年毕业的413万大学毕业生。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中国职工退休金的问题,就是与中国国家的退休年龄的政策息息相关。照前文所述,如果延迟退休年龄,那就会使得就业问题膨胀。这里又出现一个“按下葫芦,漂起瓢”的问题。

在2500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口之外还有两个群体。一是被称为“下岗职工”的群体。下岗职工是指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因为原企业已没有工作岗位,但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有就业要求、但还没有找到新工作的具有本市城镇户口的职工。下岗职工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仍然是年青的职工。这个群体在2006年有1300万之众。47 另一个是“已退休”的群体。一个职工在正常年龄(目前的标准)退休之后,虽然不工作了,是不是也算失业了呢?按照中国统计的方法,就不算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算法。我们可以设想,一位50岁身体健康的女工(55岁,如果是干部),“退休”在家,这不是失业是什么呢?

这仅仅是计算问题。我相信,国家的决策高层一定十分清楚,在中国,这样巨大的可就业人口游离在“就业”范围之外,无论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秩序上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就社会稳定方面来看,中国政府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返城知青,这三个群体高度注意。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过剩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是劳力问题的源头。无论采取什么政策、无论是如何在工龄上做文章、无论是如何调节劳动力市场的转换,都由于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而无效。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就业问题仍然属于比较明显的问题,受到各界的重视。让我们来再看看两个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大环境中的两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且不论现行的退休制度的目的与实际效果如何,这个“45-55-60”退休年龄的硬指标,虽然成功地为下一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但造成的浪费却是不可斗量。这个问题深深地带有中国特色。本文在第一章中谈到教育时讨论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之一是“粥少僧多”。另一个原因是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48 这是从劳动力进入就业领域时的情况看。从国家政策这个层面上看呢,硬性规定出来50-60这种退休年龄。其实,无论是50-55女性还是60岁的男性,正是一个人工作经验的巅峰时期。另外,由于他们的独子或独女也都已经离开家。这些“5060”们家居空巢,正值可以在工作上出成绩的时间段。但他们却黯然带着多年的经验离开工作了多年的职位。 当然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会被返聘回原工作单位,或者到其他地方谋职。这样一来,从全社会角度看,他们的经验似乎没被浪费掉。但如果他们回到劳动力市场另有高就,那么“强迫”这些“5060”退休,给年轻人让位的目的就不那么明确了。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让“5060”们的经验就这样浪费掉了。从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长远的发展看,这实在是可惜。

第二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总体的质量水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劳动力除了“廉价”之外,没有质量上的竞争力。中国在1979年打开了门户,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由于在开放初期对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于是在引进外资时,便沿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将近30年后的今天,廉价劳动力仍然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基础。虽然我们手边缺少具体的数据,但我们可以推测在那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凭借廉价劳动力赚来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向中国市场投资时,也都是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生产塞进中国。一顶草帽虽然赚不了几美分,但编织草帽不需要进行知识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还是不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出中国造的高精尖产品的原因之一。

这里的问题是,是先培养出高知识、高质量的劳动力,然后再以真正“中国制造”占领国际市场,还是继续利用目前这种“加工厂”式的劳动力模式进行发展呢?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但是,只要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劳动力的素质得不到提高,我们就还不得不在目前这条已近走了近30年的路上继续下去。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浪费巨大。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量就是一个佐证。

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战略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的一贯口号。但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高。普遍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将会导致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目前工人的工资十分微薄。一般工人的月工资都在1000元上下(由国家支持的行业垄断性产业不包括在内)。某市开发区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的工厂,每月支付的工资才700-1100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根本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其中,孩子上学,看病,吃饭的基本费用就远远超过这点工资,更不要提到购房。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会意味着失去“廉价”这一优势。从目前的情况看,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越南,已经开始替代中国。美国奈克公司就在考虑将在中国的加工厂迁到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去。

第二,由于待就业的人数巨大,在已就业的人口中,调动职工工作热忱的主要动力是“能否保住份工作”的担心,而不是职工知识素质的提高、以团队精神提供服务的时尚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绝大部分组织机构最多为职工提供技能培训,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为职工提供素质培训。在这样的劳动力群体中,每一个人都变成可有可无的成分;这样的劳动力在今天世界市场上不可能有竞争力。

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微不足道”,是相对巨大的待就业人口而言的。还是先按下葫芦再说吧。至于这两个将来才能漂起来的瓢,就先不管它们了。

七 中国人口的何去何从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的人口大国,也是惟一一个试图控制人口的国家。在多年的尝试中,眼下的13亿人口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巨大的人口是中国发展的结症所在。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环保、交通、社会治安问题全部都源于这13亿人口。无论政府做什么样的努力、如何调整各项与人口、劳工有关系的政策,最终的作用都还是隔靴挠痒。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口少增长了4亿。这是一个官方数字。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基数太大,即便这个“4亿”是真实的,似乎也没起到实质性作用。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中比较成功,95% 以上的家庭只要一个孩子。但是,这项政策在农村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种在生育上的“城乡差别”是长期以来国家从政策上将农村与城市从人口流动上相互隔离的结果。为此,这位留美学者指出,解决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必行之路。49

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政府在很早以前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50 从近年来发展的情况看,农民传统的、以种田为生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村开始城市化而造成的,而是由大批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结果。充其量,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称为“农民城市化”。被这些农民撇在身后的农村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农村的贫穷面貌依然如旧。所以,农民进城并不是农村城市化的正常道路。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还是任何一届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农民不种地,或者中国要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那问题将会更严重。农民进城也带来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扫盲、子女上学、医疗保险,等。而且,农民城市化最终是城市中就业量的限制。从每年2500万的待就业人口看,城市中的劳动力市场也已经饱和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离开其耕作的土地,也可以算做是一种革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是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主要特征。这么大量的农民工出外打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改变“农民意识”也很有正面的效应。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对生儿育女的观念是解决中国人口的关键。眼下,国家还不得不继续采取那些现行的、被实践证明不太有效的政策。

第三章参考文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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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9阅读)
3 《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6》
4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at Six Billion”, 1999.
5 数字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中国统计年鉴2006》。注:我在研究中发现,在可在网上查找数字十分混乱,统计数字很不统一。
我特请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年轻研究人员郭剑雄先生协助就已发表的年鉴逐年核证。结果发现,在
许多数字上,后来发表的年鉴对以前发布的数字有所修改。故此,表3中的数字采集于不同年度的
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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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eido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6741&extra=page%3D1 (2008/3/5阅读)
11 马奇彬 陈文斌 林蕴晖 丛进 王年一 张天荣 卜伟华,(1989)《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89。
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67页,181页
12(同上,186页)
13(同上,150页)
14 王东溟(主编),《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2008/2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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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317页)
16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at Six Billion, 1999,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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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irc.org.cn/rdzt/rd_sars_2.asp?id=3537 (2008/3/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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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
23 李慧英,“性别失衡与社会危机”,2006/11/13。《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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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任珊珊 郭艳平,“人口调查报告:2020年中国光棍将达3000万”,2007/01/12。《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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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
26 新华网,“中国残疾人增加3000万 占总人口比例提高1.44%”,《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2/01/content_5419243.htm (2008/3/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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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记者何勇,“山东儿童心理健康不容乐观”,2003/1/13。《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www.edu.cn/20030113/3075776.shtml (2008/2/6阅读)
29 作者不详,“研究发现:儿童心理问题多由教育不当所致”,2005/5/30。《大连生活资讯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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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
35 (作者不详),“中国文盲:一半在西部 七成是女性”,《中国教育报》,2002/3/4,4版
36 《青年参考》原发,“中国文盲总数过亿”,2007/4/7。《新浪网》:
37 (同上)
38 Allan B. Ssenyonga, “Linking literacy to health. 64% of Rwandans can read and write”, March 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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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刘虹 郝婧羽 王倩 刘毓洁,“联合国重新定义文盲标准:不会用电脑成新文盲”,200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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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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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215 (2008/2/26阅读)
44 陈晓,“中国考虑延迟退休?养老与就业将面临两难选择”,2004/9/21。《新闻周刊》
45 王涛,“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保软肋,中国研究延迟退休可能,”2006/10/26。《中国财经报》
46 迟明霞,“就业形势今年仍不容乐观 劳动力资源增量达高峰”,2006/2/14,《中华工商时报》;
转载:《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6381 (2008/3/14阅读)
47 张俊才 田阔川,“第3次就业高峰已到来 揭开大学毕业生失业真相”,2006/06/19,《经济周刊》。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6/19/content_4714866.htm (2008/3/14阅读)
48 陈轶珺,“劳动合同法施行后首场招聘会 ‘月薪面议’被清场,”2008/1/5。《青年焦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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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薛涌,“人口问题与城市化”,2004/10/09。《中国城市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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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覃宣伟,“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浅述”,2007/1/4。《学说连线网》:
http://www.xslx.com/htm/sxgc/sxzz/2007-01-24-21339.htm (2008/3/1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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