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吴量福:内耗 (连载一) 教育

p100817111
吴量福,1954年出生天津,1961年就读于天津实验小学,1968年就读于天津90中学,1970年到山西接受再教育,1978年考入上天津师范大学,1982年天津商校教书,1984年考进天津首届“开发区管理干部培训班”,1987年赴美留学,1989年在打工之余获mpa学位,1996年受聘于美国一地方政府,职为cio,1998年获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1年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为客座教授,202年cio工作之余下海,成立“美国市政技术公司”,身为总裁,客户400,多为美国政府机构,成为这些机构中“家喻户晓”的人物,2003年又受聘于美国西北大学,做兼职教授。2003-2004两度被中国政府以专家身份请回国,讲授政府应急管理。

祖国,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你
就不爱我们了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使得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势力;对中国社会有摧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内部。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60年代初期的“三年的度荒”,直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几次大运动,都是中国人自身的争斗。经受了这几次大社会动荡之后,中国领导人也在不触及自己领导地位的前提之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阻止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中国政府极力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实行法治。再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事件的可能性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发表前言”

原以为这本东西能在国内发表。但前后几家出版社看过后,都觉得无法通过政审。其实,本文讨论的资料全部来自于中国政府官方的网站。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本文的讨论实属“温和”型的,但将中国的问题如此集中起来讨论,那就不行了,准要触动某种神经。今天本文能在这里与读者见面,也不辜负我8个月的功夫。感谢《华夏文摘》提供的这个交流平台。

本文所依靠的资料时间大约在2007秋季中到2008年夏季。但是从这两年国内发展的情况看,文中指出的“内耗”现象一点也没有“退潮”的意思。从教育、环保、医保、房地产、人口问题,到上访、社会诚信这类社会问题,“新例子”层出不穷,没有改善的趋势。就拿环保来说,前两天有关部门宣布,中国全国水源基本在“中度污染状态”。相比我在两年前搜集的资料要严重了。我在结束本文时还觉得,再过一两年,文中所揭示的问题可能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从现实中看,根本没有。

希望本文能为中国的发展有些促进作用。

吴量福
2010年7月30日

内耗

祖国,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你
就不爱我们了

前言

吴量福

一日,我在网上查找有关中国政府土地开发政策的信息数据时,忽然看到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国际形势黄皮书, 《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是中国顶尖级的研究机构。由它研究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不得了。这份报告就9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技术力、人力、资本力、信心力、自然、军事力、GDP、外交力、政府。我试图在网上寻找并下载这份研究,但可能是心不诚,花了1小时也没找到。倒是有许多评论和学习心得一系列的文章可供参考。寻找原文的目的是想看看作者是如何定义这些因素的。其中,“人力”比较容易理解。可“信心力”就不那么好懂了。不过,这些都是枝节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这9个因素对世界各国进行衡量。结果是美国排第一,中国在英、俄、法、德之后排行第六。这份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实际上在三个方面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充裕的资本资源、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

另据报道,至2008年12月,中国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为 19460多亿!1 1万9千亿是一个什么数字?这笔钱几乎相当于道琼斯所有股票总市值的1/2,足够买下微软、花旗银行集团和埃克森—美孚,余下的“零头”还可以“顺便”买下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2 这笔钱,足可以使中国有能力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再看国内,1万9千多亿美元照今天6.8的汇率,等于13.23万亿人民币。去掉那小零头,是13万亿人民币!13万亿人民币能在中国干些什么?50万人民币一套的公寓可以盖2千6百万套;30元一顿的天津狗不理包子套餐,可以买4410亿套。换句话说,13亿中国老百姓可以在一年之内,每天可以免费吃一顿狗不理包子。真可谓做到了人人“有檐遮日,有食填肚”。要是用这笔钱制造类似美国尼米兹号那样的航空母舰,可以造430多艘。要有那么多艘航空母舰,中国绝对可以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了!

这些消息令人欣慰!无疑,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已经确立。回想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清政府那怂包劲儿,就别提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

回想自打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这个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坎坎坷坷的60年。这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几乎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简写本。新中国的领导人首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封建的农民中国之间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那个仍属于西方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没能使得新中国的领导人们达到他们原来憧憬的目的。事与愿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种植到农民中国这块土地上,却产生了中国式社会主义;想建造一个列宁式国家政权的尝试却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3 这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社会运动最终使得一代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规律是没有国界、没有社会制度之分的。这也可以算作是中国社会以那场浩劫为代价得到的教训。

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当年邓小平如何决定将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开放,搞改革。那歌词好像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4 邓小平的决策使中国的发展拐了个大弯,后来的发展速度之快,连中国领导人自己都感到措手不及。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1万9千亿的外汇储备!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百姓带来了什么呢?

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来年中,老百姓是在一种极端的平均主义之下生活的。物质的贫乏,民众的生活水平十分贫困。从三年的“自然灾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城市居民的粮食、肉菜、衣布等生活必须品都按家庭人数定量分配。那会儿人们出门买东西,要带着粮票、布票、油票,副食本、粮本,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缝纫机要缝纫机票,等等。尤其是那个副食本,每户定量购买油盐酱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生活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小康”的水平,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人均800美元这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重要标志。据估计,到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400美元。6

从政治上看,197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对那之前的30年全盘否定。但中国领导人所不愿意改变的是他们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在这一点上也的确做得很成功。在保证社会稳定这一口号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仍是非常巩固。可能这就是前面9个国力因素之一的“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任何可能的反对力量,使得这场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也都同意,中国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管,否则就要天下大乱。

中国发展与开放的高潮是以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为标志的。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参加WTO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一旦成为WTO的成员,中国就必须遵守许许多多的国际通行的规则。这些规则中有很多是中国领导人尚不熟悉或者不太愿意遵守的。比如,按照WTO的规则,中国最终必须允许外国的金融业、交通业、通讯业进入中国的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允许外国的这一类企业进入中国意味着中国政府将要失去对这些行业传统上的控制。
有位叫胡雄的人,在2007年写了篇题为《中国银行狼烟四起》的文章,为中国金融国际化敲响了警钟。 胡文指出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购几乎有中国银行的部分股份。照目前这势头,“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廉价获得”。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按照国际标准在中国本土上与外国工商企业竞争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那后面更严肃的课题是,现行的政治体制结构是否还能够适应那样的经济环境。如果一个中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金融系统的控制,那么所余下的就是宣传机构和军队了。当年邓小平那“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7是否还能适用,没有人知道。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打算如何对付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这一类国家大事并不是我在本文中打算谈的。

自打2002年开始至今,我每年都受中国国家外专局邀请,和另外几位美国专家到中国举办有关政府管理的讲座。在每年一次的访问中,我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心中真替自己的祖国高兴。眼看车窗外那宽阔的公路以及两旁如丛林般的高楼大厦,几位同行的美国教授更是感叹不已,连称眼前的景象“摧毁”了他们原先对中国的认识。在这些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力量来自于中国人民的勤奋和中国的资源。当然,他们也认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是否将改革之路走下去的决心。这些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并不是十分理解我们说的这个“改革”的含义。在他们看来,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有一天,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协会主席蒙佐教授问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有什么能使中国停下来的力量呢?我当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使得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不是来自外部的势力;对中国社会有摧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内部。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60年代初期的“三年的度荒”,直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几次大运动,都是中国人自身的争斗。经受了这几次大社会动荡之后,中国领导人也在不触及自己领导地位的前提之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阻止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中国政府极力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实行法治。再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事件的可能性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从何处才能找到答案呢?我始终认为能够阻止中国发展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什么内部的因素呢?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中国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组题为《贵阳拾荒小女孩点燃火柴与同伴取暖》的照片。8 照片反映的是贵阳大街上一个年龄仅8岁的小女孩,在严冬的寒风中拣破烂,帮助妈妈持家过日子。照片上的小女孩,脸上拖着鼻涕,两只小手被冻得通红。这一组图片在中国各大网站都有转载。就这组照片跟发的帖子更是成千上万。看着这组照片,我想,在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是不是可以拿一点点出来,使得这个孩子不用在零下3度的气温中出来拣破烂呢?这个小女孩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金融系统要出问题,她也可能不太关心自己祖国的国力已经在全球排行第六。她一心想的是如何拣到更多,质量更好的破烂,如何给自己和身边的同伴点燃手中的火柴取暖。

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改革事业又是那么宏伟。相比之下,一个拣破烂的小女孩就太渺小了。但是,这个拣破烂的小女孩为我们显示出来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决心已定的中国领导人的带动下,中国改革发展就像一艘离了港的万吨轮,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是前面的水路上一定是布满了暗礁险滩。但能够使得这艘万吨轮停下来,甚至颠覆的力量却不是前面的暗礁险滩,而是这艘万吨轮自身上许许多多无形的损耗。对于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来说,一个零件的损害,或者是系统中一点点损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这艘万吨轮上要是有更多无形的、微不足道的损耗,那样的效应会是十分巨大并有颠覆性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此文定位在“内部耗损”这个题目上的原因。

前言参考文献源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2009年3月24阅读)
2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 张旭东);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10/29/content_5262470.htm;2008-1-18 阅读
3 (作者不详)《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免费论文网”: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zhengzhi/shehuizhuyi/20070623/27026_3.html。
作者指出:“十年‘文革’后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当中国改革的决策者认识到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4 《春天的故事》,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
5 央视国际 (2002年10月01日),《“走向辉煌”中国步入小康社会》;
http://www.y6e8.cn/news/china/20021001/100240.shtml。2008年1月19日阅读
6 “人民网”,《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2400美元》(2006年10月10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4898299.html (2008年1月19日阅读)
7 根据吴稼祥的《溶解性功能主义——中国改革的世界哲学意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8430)一文,邓小平最早提出这个说法可能可能是在1979年4月5日-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会上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提出的创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议,并对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或许,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说了“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编辑出版他的正式著作时删掉了。
8 《人民网》:http://cq.people.com.cn/NewsCenter/20080121172502.html。2008年1月19日阅读。

第一章 教育

一、中国教育的“ABC”

1. 历史背景

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发展史上可算有最悠久的传统。自打孔子开始,我们就注意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的那个时代,正值春秋晚期,列国争斗,社会秩序不可算不乱,但孔子却也看到“教育救国的道路”。孔子虽然自己不动手写,但由他人替他笔录的东西也是不少。根据山东大学的葛老先生考察,孔子编辑整理的教材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种。1 在那个时代,教育文化本都是宫廷里的事,属于贵族活动。但由于孔子的努力,教育也“走向了社会,分布于民间”。2 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普及教育。自打孔子以后,政府和老百姓都重视教育。老百姓读书,意在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皇上从民间选有才之士出来当官,也是通过考试进行。考卷答得好,也不进行政审和考察,即可有个一官半职。每年科举考试都要考出什么状元、探花、榜眼,举人,等名次。虽然不都是当了大官,但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会为此而大大地升高。由此可见在中国古时候,教育和学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虽说重视教育,但是上学就意味着家有闲人。在中国封建年代,农民以耕田为其生,老百姓家里养不起月食斗粮而终日读书的人。所以,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与教育无关。这才有了方圆几百里才能出一个秀才的情况。像王冕那种贫寒的学子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读书人大多是出在有钱人家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当官。再下一代,还是有钱,还是能当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只能在大田里耕作。这样代代相传。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教育也让皇上不喜欢:能读书了,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了,就要思考。爱思考的人老是要问为什么,给统治者找麻烦。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体现了统治者的这种担心。就是到了现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也提出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与秦始皇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

中国传统上的教育与现实生活基本是脱节的。仅从语言文字与日常的说话为例,直到近代的中国,书写与平日的说话是两回事。书写文字是“之乎者也”似的文言文,老百姓平时说话却是大白话。直到鲁迅那个年代,人们开始提倡白话文,才真正开始将书写语言与日常用语通用。这个“白话”运动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给普及教育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文化的入侵,外国办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3 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为中国打下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孙中山要打天下,统一中国,也要办一所学校,培养军士骨干。那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办“抗大”,以培养革命精英。

新中国建立之后,对教育仍是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培养出的一代大学生到后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在10年文革中,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摧毁了。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停滞不前,造成了一个断层,中国教育的元气在文革后的几十年内都不能恢复过来。

2.中国教育的现状

(1) 投资情况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教育上落后的后果,的确下了大力气来解决教育的问题。现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4 由于其重要程度,教育的管理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

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解释一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的行政作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投资,都是国家行为。一般百姓对国家的行为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教育的问题上,国家打算投资多少、投资比例,公众事先是不太知道的。我们在讨论中应该牢记这个特点。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公众对政府征税以及政府的预算数字比较了解。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不负责美国老百姓的教育。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所以,中国教育体制与西方,至少是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

既然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在2002年就达到3107亿元人民币。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总投资,而仅仅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投资。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2年,社会投入346亿元,个人投入5795亿元。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分别为:33.6%,7%,62.7%。这三项加在一起的总额是9248亿元。这么看,要想把中国的教育办好,那1万亿的美元储备也还不算太多了。

再来看这3107亿元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似乎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3107亿元占中国2002年GDP的3.2%。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比例呢。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算低的了。与发达国家比,那肯定是太低了。与不发达国家比,也不算高。前几年山东有两个人搞了一份研究,比较各国在教育上的支出。他们比较的是“人均教育支出”。在1993年,世界平均的人均教育支出是29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们中国的是10美元多一点。5 这是与别人比。

自己和自己比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负责教育的部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90年代中期,政府或者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应该达到GDP的4%。实际上呢,1995年才是2.1%,2000年占2.6%。进入了新世界后,2002年,才有3107亿元,还是没到位。有两位北京的学者在2007年搞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与GDP的比例为1980年:3.0%;1985年:2.9%;1990年:3.0%;1995年:2.4;2000年:2.9%。6 北京这两位学者的数字与山东两位研究人员的数字相同。由于我们手边没有2006和2007年的数字。但我们可“猜一猜”。中国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6年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7 从这位国务委员的言语中可以看出,4%这个比例仍停留在目标这一水平上。教育部门在9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没有被实现。那么,是否能达到“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个新目标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在世界上算是低的了。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承担量却在世界上数第一。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总数为1400万8;不算大学生,仅在中国农村的学龄儿童数量就高达1.5亿。9 这两个数字,外加在城市里几千万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再加上在各种技校中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国学生的总数可能会高达2亿。2亿是个什么概念?按国家算,这个数字可以抵国。拿美国来说,其人口在2007年达3亿,如果有2亿人口只上学,不创造财富,那美国在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未发展国家了。

周部长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但从资金上看,教育的“基石”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是事实。多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都在说、都在讲,要重视教育。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教育问题,“获得7次掌声”。教育部发言人对此十分感动,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10 但是,“重视”总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增大对教育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样道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不对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在程序上和技术上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教育不是修大坝、造火箭、修建国家大剧院,几年后就可以看到成果。教育界有句口号,“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今年种的树,要10年后才能成材。而百年育人呢,不是说要花100年才能培养一个学生,而是说教育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换句话说呢,今年对教育投入1000亿,其效果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反过来看呢,今年对教育少投资或者不增加投资,其影响在几十年内也看不到。投资不到位还是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连续在报告中提到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掌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意义!

上面谈的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中国老百姓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我们在前面介绍了,2002年中国在教育上的社会总投资额为924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才占3107亿元,还不到一半。谁出了大头?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个人投资额为5795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62.7%。面对这些数据,难怪中国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认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早无‘义务’之实”了。11

让我们拐一个弯,看看美国老百姓在教育上的开销。我们随手找一个美国的中学学区来比较。这个学区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学区中有两所高中,有学生8千多。学生是从周围5个城市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跨市的学区。五个城市的居民中,凡是有房产的,都要交纳房产税。房产税的35%是给这个学区的,另外23%给了小学学区(本文不做介绍)。以此看,地产税中将近60%都用于教育了。无论家中是否有学龄儿童,这部分是必须交。从学区的预算中看出,12 学区总财政收入为7178万美元。其中,居民交纳的财产税占81%,学费占3%,联邦的援助性拨款占3%,州政府的援助性拨款占0.007%。其他一些来源占余下15%。

我们从这些实际数字看出,第一,老百姓的税是学校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难怪美国老百姓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指手画脚呢。第二,美国政府(美国人没有将政府看为是国家的化身)对教育投资甚少。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是社会化了的。美国的这种办教育的方法与其政治体制有关,中国无法借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不可比,这是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上看呢,虽然名义上是义务教育,但实质上已经将教育经费负担转到老百姓身上了。城市居民尚可承担,到了8亿农民身上,就是苦不堪言了。为了解决农村学生的学费问题,中国政府办了两件事。第一是从2007年开始,将1.5亿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而且还为家庭贫穷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课本。13 这就是国家 “两免一补”的措施。对于广大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政策使得许许多多原来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都走进了学校。第二是在2001年对农村的学校设置进行了合并调整(2001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这样的调整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的布局”。14 调整的结果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农村的小学数量减少了9万所,初中减少了3000所。王旭明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减少了,但入学率还保持在98%。

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如何呢?先看那“两免一补”的措施。免收学杂费,国家要投大量资金去填补空白。这本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之前,中国的海南省就已经自行拨出近2亿元补贴教育,免去了省范围内农村学生的两费。学生不用交学杂费,并不意味着学龄儿童就都来上学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县穷孩子太多,每年开学,所有县乡干部就要挨户动员他们上学。一番动员之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孩子辍学在家。原因很简单,第一,不交学杂费并不等于没有费用。学校远,孩子要吃要住宿,都是额外的开销,农民出不起。第二,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在家可以帮助干点农活。去上学,田里的活没人干。下面是一段有关的报导:

“保亭县贫困孩子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所有农村中小学校舍破旧,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多学校除了校舍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有的学校连厕所都没有。学校建不起教师宿舍,一些教师只能住茅草屋。为了改善校舍,前些年只能先请施工队施工,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全县还有六七百万元的工程款无法偿还,一到年关,我这个教育局长就到处躲债。另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4年来没有分配一名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当教师,教学质量差,直接影响了升学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番亲小学校长竺达龙告诉说,全校224名学生几乎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都欠学费,一欠就好几年,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忍心让他们不上学。记者在响水镇合口小学见到在校寄宿的8名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4岁,宿舍是一间教室临时隔成的,男女学生都打通铺,吃睡都在床上。学校没有厨房,只能在露天用石块搭灶煮饭,煮一锅稀饭就吃上一二天,馊了的稀饭他们照样吃。什半村10岁的吉丽怀和8岁的吉丽金是一对寄宿姐妹,姐姐吉丽怀说,爸妈一星期只给我们3元钱生活费。而同是住校的王世健和王世龙兄弟俩家里则拿不出一分钱,他们只能以盐当菜。所有住校生都一样清苦。”15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了。农民的孩子上起学,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仅仅依靠“两免一补”是远远不够的。学校的设备和师资也还是待解决的大问题。

再看学校合并调整的措施。实行这项措施的根本原因不是要“优化整合农村现有的学校设施”,而仍旧是资金不足。这项调整的结果可能是节省了教育投资,但也为农村的孩子们带来更大的困难。王旭明承认,调整后,许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学校,在吃饭和住宿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16

根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17 从资料中看,在“2000年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至少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策信息与现实脱节。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从2007年才开始“两免一补”的政策,那又怎么能在2000年就宣称“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了呢?从城市中的情况看,学生的家庭仍然是子女教育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没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了义务教育。

农民太穷是教育落后的原因;教育水平低,又是农民不能脱贫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迄今也没找到答案。

中国人口13亿,其中8亿是农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西部在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国1.5亿农村的孩子中,5000万在西部。这5000万孩子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西部的前途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教育跟不上,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几千年的循环还在重复。国力从何谈起?

(2) 教育结构和教育系统的效率

中国的教育体系分成4个层次和4个类型。第一层次为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主干部分。普通教育按学生的年龄与接受教育的水平分为 4个阶段:1)学前教育包括幼儿园、学前班,等等。2)初等教育,也就是小学。3)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业中学、普通中学,等等。4)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大学和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等。第二层次是成人教育。所谓成人教育就是为错过正式上学机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人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水平的有成人教育的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等等。在初等教育水平的包括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中等专业学校,等等。在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职工或农民扫盲班,等等。第三层次是其他类型的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军事院校、民办学校、外国留学生学校,等机构。第四层次是各类的培训学校、培训计划,等等。其实,按照严格的定义,这一层次机构不应该算作是教育,而是技能培训。

中国的这个教育结构的设计是合理的,其涵盖范围涉及了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3年幼儿园,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最后是4年大学(医学院校和清华大学除外)。如果还打算读研究生,那就需要相对地增加几年。在这4个层次中,值得讨论的是普通教育及其中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教育阶段。

从设计上看,既然是“普通”教育,那么这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就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干,承担了在中国普通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知识上和人才基础的主要任务。从现实中看,中国教育投资的重点也就放在普通教育上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867所;中学76703所,其中16153所高中,60550所初中;幼儿园和学前学校130495所。

2006年在这些学校中读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高校:1738.8万;中学: 8451.9万,其中, 2514.5万高中生, 5937.4万初中生;10711.5万小学生;2263.9在幼儿园中的学龄前儿童。这组数字显示,中国的普通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将下面两组数字比较却能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力量”还是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高校
中学
高中
初中
职业中学
小学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377.5
2789.5
727.1
2062.4
179.5
1928.5
2006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数
546.1
2794.8
871.2
1923.6
294
1729.4
单位: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

我们从这两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系统的接纳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2006年,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928.5万,初中和职业中学的招生人数的总合(2217.6万)。大于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但是,同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为2062.4万,但高中的招生人数才达到871.2万,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为42%。这就意味着有58%的初中毕业生(约1200万)没有升到高中。由于中国高中教育系统的容纳量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中国的教育部长将中国初级和中级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18

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高中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初中毕业生是必须读高中的。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规定学生必须读高中。有一些州允许学生从高三开始学一些职业性的课程,如果这些学生不打算继续读大学的话。无论高中毕业后的前途选择是什么,高中毕业文凭是必须的。由此看,中国有一半初中生没有高中水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的8亿的农民人口可能是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再看大学招生情况。2006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71.2万。可同年的大学招生总人数才是546.1万。高中到大学的升学率为62.7%。这个数字可是不算高。让我们再换一种比较方法。在1994年,中国的小学一共招生2537万名。这些学生在经过了6年的小学教育、3年的初中教育、3年的高中教育之后,无论是中途辍学,还是成绩不佳,或者是其他原因,到2006年只有21.5%的人成功地进入了大学(2006年大学招生人数为546.1万)。这个比例说明中国教育系统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美国在1994年小学(Grade School)入学人数为1221.3万。到2006年这批学生升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美国的初中为2年,高中4年),美国高校(包括公立和私立)的招生总数为1373.8万。19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高校每年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和许多非当年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使得美国2006年大学入学人数要略高于1994年小学入学人数。故此,如果将这两部分学生去掉的话,招生总数会明显地低下来。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教育制度的效率和成功率还是比中国的高了许多。

(3) 说是要改,但改不了的教学方式

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效率问题,资金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学校中--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占主流的还是以“考试得高分”为目的的教学文化。我们将这种教学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来考察,是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所谓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是指在教学中和学生们的学习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将考试的成绩搞好。考试难,上好学校就更难。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为什么是重点?就是因为升学率高。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每一个小学生在入学时,就开始与其他4个学生在竞争上大学的机会。家长们都知道,12年以后,每1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不上大学,就没有前途。

在中国的教育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似乎早已有定论。从中国最高负责教育的官员到学生家长,都认为应试教育应该被改革掉。中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坦诚地认为,中国教育方式中的“应试教育还是相当严重的”。20 但是,教育部的部长周济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试教育仅仅是一种严重“倾向”,中国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21 从大量的讨论中看,中国各个教育系统中的升学办法以及入大学门的高考被认为是应试教育的根源。22 但周济部长却坚持说“现在高考在我们国家还是行得通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23 教育部长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所讨论的问题焦点在于大学考试是否应该成为各级学校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是“素质教育”。相对于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方法来看,素质教育侧重于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但是,就目前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升学压力,应试教育还不能一时间就被铲除。身为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也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会“非常困难。”24

在应试教育的文化中,中国各个年级的学生压力之大,每日只能苦于读书。每天在上了普通课之后,学校还要外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讲解分析各种类型的考试题。学生和学生家长压力之大,以致各界人士都发出“将少儿时代还给孩子们” 、“废除一卷定终身的教育方式”的口号。这个“一卷”指的就是考试卷。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众所周知,在此就不再赘叙。

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浪费。千万学子的精力如此白白地消耗掉。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是得到西方国家教育界承认的。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学生,一到西方的学习环境中立刻会出成绩。这种现象也可以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内耗当一个佐证吧。

(4) 教育成果的市场如是说

此处所指的教育成果是指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个群体和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人才,另一方面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每年国家、社会、个人对教育投入那么大量的资金,学生和学生家长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将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大学生和研究成果就是产品。从市场学的角度看,如果产品卖不出去,那就是产品在市场上出问题了。或者是太多,供大于求,或者是质量不好。

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根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解释,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似乎对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定位有错位的问题。王旭明提到一个例子。四川兄弟俩,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猪。王旭明鼓励其他大学毕业生也打开眼界,改变观念。25

让我们看两对数字的比较。26

(1)在校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5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561万8千,占中国人口(13亿)的1.2%
* 美国2005 年高校在校总学生数为1742万8千,占美国人口的(3亿) 5%

(2)毕业生与人口的比例:
* 中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050952)、硕士学位(124791)、博士学位(22427)共1198140个,占中国人口(12亿)的0.001%
* 美国2004年高校奖授学士学位(1399542)、硕士学位(558940)、博士学位(48378)共2006860个, 占美国人口的(3亿)0.6%

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国人口中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如果中国打算从大学生人数上达到美国的标准(5%),那么就应该有6500万大学生在校。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国力。第二,美国毕业生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却比中国的要高数倍。我们将这两组数字一比较,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大学生数要远远高于中国;高比例的大学生走向社会。

仅仅用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定位误差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对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后面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加工出口。那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依靠加工和廉价物品出口得来的。在这种发展战略指导下,高精尖的产品的研制、生产、出口都还没被提到日程上来。从市场导向上看,在廉价物品出口和加工上投资,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水平的知识的需求就可能低于教育系统的产出量。这样一来,大学生又怎么不能过剩呢?鼓励大学生们向毕业后回乡养猪的毕业生学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能回家将猪养好,根本不用上大学。

我们的国家、社会、个人在教育上巨额投资,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将这种“浪费”放到“急需解决”的高度上来。这又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使得这种浪费以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期内看不到。是先搞经济发展,待经济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教育水平呢,还是以提高教育水平为基础搞经济呢?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文革后至今的30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培养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资总额度以及增长的速度来看,国家对高等教育还是重视的。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27 这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拨款。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在教育总投资额中占60%多。对高等教育的总投资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国家投资的数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投资额以及高等教育的成果,有目共睹,在此不再详细讨论。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高投入和合理的结构是不是就能出成果?让我们还是从学术研究和授课者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给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看看高等教育的层次设置。一般来说,初、高中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是为高等教育做铺垫,二是普及教育,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人才。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是有一定衔接的关系的。一个国家教育的普及水平是由初、中等教育在人口中普及程度中反映出来的。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却完全是由高等教育的水平决定的。

高等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块:教学和学术研究。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即教内容,又教方法。所谓内容,就是“是什么”,方法就是“如何”发现是什么。高等教育将大学学习按照内容和研究程度的深浅分为本科学习,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三种不同层次。本科学习的目的意在使学生对某一领域中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理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知道有什么”。硕士阶段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使学生精通掌握专业中的原理,进行开发或者描述性研究,寻找答案来。要是也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知道“为什么”。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探寻、发现并解释物质或者社会现象之间的新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要发现新的“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

这三种不同阶段学习的区别从论文的要求上就能看出来。学士论文的目的是要学生表明自己对本领域中知识了解的程度。硕士论文的目的是要看看学生对本专业中的知识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多深的认识。博士论文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能够对一个新关系的存在做出具体的解释。

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前面所介绍的三种不同的学习阶段之间,存在一种阶段性的等级关系。这个关系到不是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关系,而是在知识含量上的等级。这种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就好像气温,在达到100度时,必需要首先经过90度。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开始读博士,从掌握的知识含量上和学习方法上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教学这个问题上,博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硕士和学士。依此类推,硕士学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研究的水平一定要高于学士。这种等级关系是被普遍接受了的。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学士到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三者之间在学术研究方法水平上的差别巨大。换言之,到了博士一级,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所能教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掌握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水平。这就是高等教育三个不同程度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的授课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大学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体现在教科书的编写和授课上。俗话说,“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这是说,写在一本教科书上或者在一节课上所教授的东西,是需要花费成倍时间研究准备出来的。所以,到高等院校的运作中,非常看重教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没有区别的。

1. 学术研究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学术论文”制定有国家标准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号文件将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1)学术性 2)科学性 3)创造性 4)理论性

这个国家标准还对学术论文的4大特点有具体的定义。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按照这个标准,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现。论文撰写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在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中还有其他的规则,比如引用他人成果的规则、格式,等等。最后呢,论文写出来了,只有发表了才能得到承认。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学术论文撰写的相对一方,就是各种出版社、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将研究成果发表,使得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人分享、承认、批评。从总体上看,出版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研究又是什么状况呢?

(1) 学术研究与经济收入

高校教师必须有搞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点通用于中外。美国的教授们每年除了教课之外,也要写论文出书。这体现了上面介绍过的“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的道理。教师们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教好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重视。各个高校对教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有规定。

在这里让我们再拐一个弯,看看大学教授们的收入。我们在这里没有用“工资”这个概念。因为就工资来看,仅仅是教授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拿一位任职于我国北方某大学的教授、学院副院长的收入为例。这位任教20载有余的教授,每月收入是5591元(基本工资+每月本校或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岗位津贴)。在扣除水电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所得税(1142元)之后的实际收入为4448元。中国教授们的工资大体上都是这三部分,基本工资以职称、工龄为参考而不同,这一部分是退休时计算的工资基数。本校和地方补贴各地、各校都不一样,是按人头发的。其中有的有差别,如住房补贴、职务津贴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这部分也计入退休的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是根据本人的岗位定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级教授等等,每一档还有级,各校的分法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收入的计算会如此之复杂。

教授们的收入与下岗工人,或者进城打工的民工的收入相比,是很高的了。但与其他行业,比如企业白领、大型国有企业(电信、石油等等)的中层干部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很低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授,其工资居然还低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28 那些年轻的老师们的收入就更少了。为了能够提升,老师们在要求的论文数量之外也就还要拼命写出东西。发表的东西多,学校就有可能给奖励,提职时会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发表论文的原因。

许多院校同情老师们的处境,但又没有其他财源。怎么办?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各种学习班、干部培训班是创收的好手段。尤其是当某某省、市要求下面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某种学习班,那些培训班就成了体制外的摇钱树。送老师到外面开班讲课,也是帮助老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某大学要引进人才,还要看这个“人才”能否带来什么项目;项目就意味着财政收入。能带来项目的教授最受欢迎,无论他的研究水平如何。

大学教授们整天都在为增加收入发愁,哪里还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将自己花钱制成的光盘拿到课堂来出售,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凑学费。29 这种做法说明大学教授的职业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希望我们这种评论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教授。

(2) 学术研究的水平

既然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师的收入有关,那么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谋生手段。论文写的越多,收入就越高。美国的教授,论文质量不高,或者好几年搞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那么能得到“终身教授”一职位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是,无论每年写出来多少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也不多拿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高产学者。30 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吉德在网上撰文,就某个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近日,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嘉宾资料上发现北京林业大学某学者出版了30多本书。我有意观察了那位学者的年龄,最多50岁。就算他20岁参加工作,工龄最多30年,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年就写一本书。我惊讶不已,顿感自己的渺小。后来发现如此高产的学者并非此君一人,据说,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期间,浙江大学领导金某共发表学术论文106篇,平均10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5本,共141.9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48名;领导吴某共发表学术论文86篇,平均12天发一篇,还出版著作、教材9部,总字数为324.1万字,同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62名。31

这样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写出来的论文质量能达到要求吗?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抄袭他人成果,一稿多投,自我复制,署名挂号,等等。近几年所发生的抄袭案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一案。沈履伟在自己的著作中整章整节的抄袭他人作品。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在其作为被揭露之时,沈履伟还将对方(天津市语言学会)告到法庭,求助于法律为自己解辩。此案几经周折,法庭先是判决沈履伟胜诉,引起全国各界大哗。虽然到后来起诉庭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使得沈履伟的抄袭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但此案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难怪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教授悲叹,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剽窃者的天堂”。32

200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了19起科技工作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33

2007年末,学术界再次出现为学术问题到法庭打官司的案例。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和其丈夫张仲春教授将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认为被告批评院长夫妇二人在他们高产量的论文中自我或者夫妻相互抄袭,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克隆、重复发表”。34 我们从网上可查找到的资料看,院长夫妇并不否认自己有自我抄袭和重复发表的做法。他们只是认为那种做法并不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则。故此,在网上公开批评他们的人就是侵犯了他们夫妇二人的名誉。到本文脱稿时南京受理的法院尚未就此案进行判决。但是,无论法律上的判决是什么,从学术研究标准的角度看(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此案已经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而且,南京的法院能受理这样一个本是学术研究标准上的争议的案子,也说明中国理论界和司法方面对学术研究定义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对于什么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可想学术界的整体水平如何了!

抄袭剽窃,自我克隆,夫妻相互复制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更大比例的学术论文根本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不用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了。我们从网上可读到的“学术论文”发现,从内容上看,大部分都是工作报告,不具有学术论文那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学术价值。有的论文,行文似报告文学,但又没有报告文学那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特点。还有的论文,用词华丽,读上去犹如在读文学作品,读时令人激动,读后不知所云;还有的论文,根本不遵守“论文的标准”,随意提出观点,而不用理论或者数据支持,科学性全无。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他人的观点,需要提供出处,什么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论证。

从网上可看到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列举。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水平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标志,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实在令人担忧。那样高额的投资,就在一篇篇如此质量的论文中被无形地消耗掉了。

(3) 学术论文水平低下,出版界有责任

作为学术研究体系一部分的出版界对学术研究水平低下的状况也有很大的责任。

各种学术刊物本应该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体。但在某种非专业利益驱动之下,出版社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机构。经济利益是任何组织经营的根本。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利的手段和方式。

有一位叫王寿臣的记者在2006年搞过一次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以《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为题发表,揭示出各个期刊在“学术腐败”中起的作用。35 王寿臣的调查发现,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和研究生每年定期发表文章,所以就有大量的文章待发表。这就“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王寿臣还发现,有的网站承诺80%的论文都可包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收费4000元。保证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杂志上发表。交钱发表文章,可算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创新。为了能“赚”钱,出版社对稿子的质量就不太重视,造成大量的“知识垃圾”。难怪我们那么容易地就能发现那么多低质论文。

出版界也有自己的苦处。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巨额投资,但是对期刊杂志社却实行了“自负盈亏”。一般讲,期刊杂志社的上属单位都在经济上放权,让期刊社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盈利企业”来办。于是,论文就成了买卖关系的载体。否则,期刊社就无法经营下去。中国的人情关系是在社会运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素有“社会运作的润滑剂”之称。36 北京一家所谓学科级刊物的编辑曾经说过,领导“推荐”来的文章最难办。水平低,但不能驳回。怎么办?只好自己来给文章做大手术。这种现象也算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

中国期刊出版界的另一个怪现象是期刊索引系统居然成了论文质量恒量的标准。就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一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期刊社但编辑的业内人士。37

中国有一个期刊索引系统叫“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其英文是“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这位编辑认为,

论文是否能够在CSSCI期刊上发表,“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这与中国对教师的绩效评价密切相关。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学术期刊被分为三五九等,这种等级区分,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又切切实实地表现于制度、规则上,例如,许多学校将学术期刊分为A、B、C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为A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某某研究’类的期刊为B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为C级期刊(前面提到的B级期刊都是CSSCI来源刊,但它们比普通的CSSCI来源期刊高一个级别)。年终进行绩效考评的时候,根据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所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加权、求和,然后按照求和的结果发奖金、津贴。由此可见,文章发表在不同级别上,是与教师的自身利益忧戚相关的。不同的学校对期刊的分级是不一样的,但大体而言,以CSSCI来源作为评价标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其中的原因既有以前的评价体系弊端越来越多,又有CSSCI制作方的运作成分在里面。”

论文是否揭示了新的关系,撰写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应该由同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来讨论、批评。从期刊社的角度看呢,所发表的文章,从稿件的接收、审阅到发表(或者不发表),是否经过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保证稿件的学术水平,这才是保证期刊社名誉的基础。是否由某个索引系统包括近来并不能保证出版社的业务水平。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浏览过许多“知识垃圾”就是在一些所谓CSSCI来源期刊上找出来的。

出版界对学术研究“内耗”的另一条贡献渠道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系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顾名思义,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制作的、按专业分类进行的、二次转载的一份刊物。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编辑如果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发现有符合他们主办的某种刊物宗旨的论文,便会拿来,转载在他们的期刊上。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中有一些质量还是不错的。文章一旦被转载,原作者所在的学校可能还会给作者一定的奖励。同时,论文原发期刊业会为此而扩大了影响。文章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就像渡了一层金。那些质量不好的文章,如果被转载,仿佛文章的质量也是不错的。结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多少居然成了评价刊物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目前中国的著作权法,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做法是侵权。而且,论文发表的角度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这种侵权式的做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同一篇文章有必要在两个不同的刊物上同时发表吗?这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在国际上的独特之处。

其实,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过的论文,很多也是“知识垃圾”。

如果说低质论文是内耗的一部分,那么各类期刊就是造成漏洞的原因之一。

2. 高等院校中的教和学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找一找中国教育系统中无功运作的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系统无一是处。相反,中国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到今天,广大高校中的老师们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高校教学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不加以修补,最终会将万吨巨轮沉入海底。

高校中的老师们的职业责任可分为三种: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仅仅从这三项职责来看,中国高校的教师与国外的同行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高校中的老师的实际工作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倾向中,老师们的行为也趋于市场化。38

先看高校老师上课。在市场化的趋势之中,“老师只是为完成指标而教,学生只是为拿到学分而学。教与学就像“市场交易”——你掏钱我卖货,钱货两清,各自走人。39 从可查找的报道和有关文章看,早在数年前就有人指出师生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刘静在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后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必须遵守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不仅靠年龄和权力优势,更要靠责任心、义务感和师生情来维持。因此,师生关系又表现为一种鲜明的道德关系。” 40 正当师生关系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的时候,2007年在北京的政法大学又发生了扬帆教授以辱骂的方式对待逃课的学生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学生在交了学期论文便离开课堂,扬帆教授开始骂学生引起的。而后,扬帆教授又和一位女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当时还将那位女生关在阶梯教室传达室小房间内,最后让保卫人员带走。杨教授当时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

也是在2007年,位于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还发生了艾云灿教授虐待自己的博士生的案子。一开始艾教授还坚持自己是恨铁不成钢,才对学生有粗暴行为。但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艾教授还是给当事的学生赔礼道歉。

在中国北方的政法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南方的中山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某位老师头脑不冷静、处理不当的界限。

中国传统中的“师道尊严”所剩无几。

(1) 研究生学习面面观

骂学生、非法拘留学生、虐待学生也许是大学教师中的个别现象。但一些在研究生学习中的弊病就非常具有普遍性了。

先从总体上看。中国有多少不够格的导师?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创新,将学术水平变成高等学府中的职称。博导(博士导师)、硕导(硕士导师)这些在不同学习和研究层次的教学阶段搞成了类似处长、科长那样的职称。而且,不同的职称,收入还不一样。既然是与收入有关的职称,那么有那些职称的博导、硕导们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一位教师的工龄达到一定年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那就可能得到一个“导”的职称。至于教书的水平和论文的水平如何,那就不太重要了。进一步看,有许多“导”们从学历上看,就根本不够资格。我们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高校中的许多博导,自己并不是博士;有许多硕导,自己都没有硕士学位。41 如前文所述,各个水平上的学习各自不同,目的、学习方法和水平迥异不同。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了高等教育中三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到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学习阶段,对学术水平和对研究方法的精通程度要求各自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习过程的人能够有相应的知识量和研究水平来带博士生。这就算中国特色吧!

更有甚者,在许多例子中,有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也在带研究生。天津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自己本身仅仅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但只因他是院长,也被“授予”博导职称,手下有博士生若干。这种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任上海市长和总理期间还在带博士生。他的一个博士生叫杨宏儒,毕业后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他后来也承认,“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不多,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42 朱总理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在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除了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之外,他带博士生的能力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中国高校中导师和自己研究生的关系远远超过学术和职业关系。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基本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作坊里的师徒关系。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在大学校园里早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博导、硕导们带着研究生做科研项目,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一些博导、硕导们也俨然以“老板”自居,而研究生们则沦落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近年来越演越烈。前文提到的老师虐待学生的例子中,那位导师可能就是觉得学生就是自己作坊里的学徒,可以随便打骂。老师病了,学生们轮流在医院守护;老师家中有事,导师自然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如果赶上学生中有几个政府官员、公司老板,那这些人身后的特殊关系就可为导师服务了。

这种师徒如父子式的关系,一方面是从中国作坊文化中继承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研究生的招生方式造成的。在中国是老师挑学生。挑到自己名下,就成了自己的徒弟。当了师傅的徒弟,毕业就不成问题,造成中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零淘汰率”现象。43

博导硕导们怎么带研究生?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现象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但是,在具体指导自己学生学习时,导师们的做法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了。学生上课、听课、写学习论文都还不太重要,导师一般不太担心。但到最后的毕业论文就是需要导师的帮助了。尤其到博士论文这一级,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的大部分硕导博导们,本应该是指点引导,但在指点引导不成的情况下,干脆就动手替学生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但最终使得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被浪费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博士学习的目的是发现并证明一个新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为此,博士生在这个新关系上应该是最有研究的人了。导师的作用是在方法论和文献研究以及背景性关系上对学生进行引导。如果导师能够替学生动手写论文,就意味着学生的研究没有超过导师的水平。这就完全违背了研究生学习的原则。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这个博士生身上的投资就完全被浪费掉了。

中国是一个生产博士生的大国。自1998年以来,“博士生招生年均增长幅度达23.8%,其中1999年增长幅度高达32.7%。与90年初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了15倍,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60多倍,同期的博士毕业生数翻了一番。如果仅按培养规模计算,我们已跃居世界前列了。”44 中国有如此宏大的博士队伍,却很少有人能拿出篇论文到国际学术界去拼一拼。2005年,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界的龙头刊物《政治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出众的文章。但后来才知道这位在中山大学任职的作者之一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45

中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之严重,到2007年末,国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行政执法的方式,决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46 且不说这种行政检查的办法是否能够奏效,但此举也显示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有一位叫智效民的研究人员(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面对学术界种种现象,心焦似火烧,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学术腐败”,并指出“学术腐败其害大矣,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利益,也瓦解了学者的人格,腐蚀了学者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说假药会毒害人的健康,那么学术腐败将会危及民族的前途。”47

(1) 本科教学质量拾零

研究生的教学问题之严重,都已经到了可以覆舟的程度。那本科生的教学又是什么样子呢?为了不在重复类似的分析,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具有特色的例子。

从1993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开始一种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制度,叫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这项评估从1994年开始实施,2003年开始改为五年为一周期的评估。到2005年共评了171所高校。我们认为教育部这项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它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许多高校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有关这项活动消息。比如,内蒙古医学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评估,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自治区连辑副主席还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应该“要通过迎评促建来统一全院的思想认识,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评估。”48 从自治区副主席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学校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评估是有意义的。而且,从学校的准备活动看,这所医学院肯定有通不过评估的地方。

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是由一个检查团到各个高校现场进行的。团员由一些大学的校长和一些重点大学的教务处的领导组成。他们到各个高校对有关本科教学的文件进行审阅。由于这项检查的目的是要督促鼓励高校将本科教学的水平提高,所以检查的项目很多也很详细。比如,在检查的项目中包括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学生论文的水平之外,检查团还要检查老师评判论文的方法。比如,按照规定,老师打分应该用红笔,打分时应该注明所得的分数,而不是所扣除的分数。虽然这种规格化判分方式与教学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被证明,但可也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由于各个高校的老师对这项要求不十分理解,他们在读判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没有很好地遵守那些格式。为了能够得到检查团队好评,每一个大学及其下面的各院校都要将已经存档的学生论文找出来,将那些不合格的重新打印,然后按照要求重新判分。如果有的论文写得实在太差,也顺便修改。

这种“修改历史”的工作量很大。难怪到了内蒙古医学院那里,都得开大会,请自治区副主席来动员。我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北方三所大学中法学院的领导。当谈及这项检查时,他们都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大家都这样做,实事求是的学校就要遭受不应得到的处罚。最令人费解的是,检查团一方也知道对方应付检查的这种做法。但每年还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检查。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而且也知道下面的人都在糊弄自己。

检查项目中还包括科研设施。那些设施较差的大学,为了能评上好分,都还要积极改善教学设施,搞出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计算机房。具体到检查过后,这些设施是否被真正启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津某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能给检查团一个好印象,还将学院的长远规划编成一段顺口溜,让每一个教师都背下来。万一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教学楼里碰到检查团的成员,问及学院的规划,老师们就可“对答如流”:

注重素质
培养能力
强化基础
拓宽专业
严格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质量口号化以应付检查,也可算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观,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事。

那9248亿元的教育投资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浪费掉。

第一章参考文献源
1 葛荃,《楔子: 孔子一生做了三件大事》,《知青小屋》,http://www.zhiqinghome.net (2008/1/23 阅读)
2 (同上)
3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辛亥革命后,改
称北京大学。
4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22阅读
5 曹文,段崇峰,《政府教育投入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网”,
http://www.vaedu.cn/xxlrl.asp?id=5357 (2008/01/22 阅读)
6  刘泽云,袁连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国际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7 记者郭建光,《中国将加大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要达4%》,《新京报》,2006年10月13日
8 新华网,《教育部副部长:大学收费有点高 超经济承受能力》,2005-09-08,www.xinhuanet.com.
9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2008/1/18阅读
1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11 《新华网》,《中国教育投入知多少 》,2007-3-1。
http://news.xinhuanet.com/report/2005-06/16/content_3093744.htm, (2008/01/22阅读)
12 Downers Grove School District 99, http://www.csd99.org/district/administration/budgets.asp.,《2006-2007学区预算》。(2008/1/24阅读)
1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2008/1/18阅读
1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15 赵颖全 乔华, 《免交杂费,为什么山区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新华网海南频道》,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18日(2008/1/24阅读)
16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17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2008/1/18阅读)。
18 周济说到:“将来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完成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半或者一小半去读普通高中,另一半或者一多半读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之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通高中升入高等学校,一半是本科教育,一半是高等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实际是面向大多数孩子。职业教育里,将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教育,我们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温家宝总理说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 2008/1/18阅读
19 美国人口调查局,http://allcountries.org/uscensus/239_school_enrollment_with_projections.html:Education, School Enrolment by States. (2008年1月27日阅读)
20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 (2008/1/22阅读)。
21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2008/1/18阅读)。
22  晨曦,《自主招生是中国高考改革方向》,《央视论坛》:http://bbs.cctv.com/forumthread.jsp?id=7865956&agMode=1(2008年1月27日阅读)。
23  《新华网》,《教育部部长谈教育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lhft/20070308d/wzsl.htm,(2008/1/18阅读)。
24  中国教育新闻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17日上午做客中国网,就教育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http://www.jyb.com.cn/xwzx/gnjy/bwxx/t20070417_78326.htm,2008/1/22阅读
25  (同上)
26  数字来源分别是《中国统计资料年鉴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美国联邦统计局: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facts_for_features_special_editions/002263.html
27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校贷款规模逾4000亿 破产隐患凸显》,“新浪网",http://www.####.cn 2007年03月09日04:58 (2008年2月1日阅读)
28  马国川,《月薪8000元,高速路收费员谁不想干?》,《人民网》经济观察,2005年12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967618.html (2008年2月8日阅读)。
29 作者不详,《‘杨帆门’中那女生没错》,2008/7/18。《中国教育在线》:http://www.eol.cn/shi_dai_1873/20080718/t20080718_310492.shtml (2008/7/28阅读)
30 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 防治学术腐败》,《人民网》,2006年06月0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4453669.html (2008年2月1日阅读)
31 陈吉德,《高产学者》,《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067&type=1008 (2008年2月1日阅读)
32 肖雪慧,“剽窃者的天堂,2003/11/5。《BBC中文网》: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240000/newsid_3243200/3243245.stm (2008/2/29阅读)
33  “教育栏",《十九起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处》,《人民网》:2005年09月05日,http://edu.people.com.cn/GB/3667481.html (2008年2月1日阅读)
34  方言(记者),《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社会科学报》网,上海科学院:http://www.sass.org.cn/shkxb/articleshow.jsp?dinji=231&artid=22192&sortid=492(2008年2月1日阅读)
35 王寿臣,《中国学术论文交易调查:部分核心期刊明码标价》,原发《法制早报》。摘录于《新华网》:2006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1/13/content_5323595.htm(2008年2月1日阅读)
36  许吉,《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摘自《北京党建》网:http://www.bjd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201 (2008年2月3日阅读)
37 我们在此文中隐去这位编辑了真实姓名。
38 东剑涛,《教与学像“市场交易” 师生关系不能“市场化”》,《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1/25/content_7141281.htm (2008年2月3日阅读)
39 同上。
40 刘静,《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师生关系研究述评》,2005-8-12。《万千教育》网:http://www.wqedu.com/new/article.asp?articleid=34 (2008年2月4日阅读)
41 葛荃 吴量福,《从‘高薪招贤’看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美两国比较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1期,91-106。
42 曲力秋,《朱镕基的学生们》,《中国新闻网》(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cn/2001-02-12/26/69578.html (2008年2月6日阅读)
43 《中国博士人才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选自《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2006/07/26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发表:http://www.####.cn/education/zhuanti/06rcbg/txt/2006-07/26/content_7025917.htm
44 同上。
45 请参阅:马俊 於莉,“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二期,总期第67期,108-116。
4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2007年12月26,《教育部网》,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33249.htm (2008年2月5日阅读)
47 智效民,“学术腐败是怎样‘炼成’的”,2007-10-08 ,《北京日报网》: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710/20071008_359022.htm (2007年12月10日阅读)
48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评建办公室宣传组,“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迎评促建工作简报” (第1期,2007年4月3日),《内蒙古医学院》网, www.uugua.cn/ypcj_web/(05)pjdt/sanfuyuanjianbao1.doc (2008年2月8日阅读)

(天涯论坛/中国选举和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