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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霍查算什么海内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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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霍查。

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会唱这么一首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革命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事实上,这是一首“语录歌”,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5日签署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的几句话。那么,作为中国海内知己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配不配和愿不愿意做中国的海内知己呢?

霍查出身于吉诺卡斯特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930年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国蒙贝利尔大学(也译为蒙培利埃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之后退学并加入法国共产党。霍查也不断在法共党报上发表批评阿尔巴尼亚王室与政治的文章,1936年回到阿尔巴尼亚,在科尔察中学担任中学教师,并开始与当地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成为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阿尔巴尼亚也被意大利占领,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1941年霍查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德军与意大利军进行抵抗运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42年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委员。1943年为民族解放军总部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54年任党中央总书记。1944年5月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任政府总理。1946年,霍查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之后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1946年至195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1954年起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至逝世。1955年起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兼任人民军总司令。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司令恩维尔·霍查逝世。

霍查在对外关系上,可谓合纵连横,有板有眼。 1948年,阿尔巴尼亚在外交上与希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与南斯拉夫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当时甚至还有将阿尔巴尼亚及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合并,成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计划。但自1948年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反目成仇后,霍查背离了铁托而转向斯大林。斯大林在阿尔巴尼亚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即便是斯大林53年逝世后,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马上发生变化。两国关系后来走向破裂是在苏联开始排斥斯大林主义,即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宣布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同苏联关系破裂后,霍查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发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一样反对苏联的清算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反对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和平共处的理论——这也就是我们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后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原因。

霍查对中国示好,还因为他可以从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然而,这样的援助,并还有换来相应的报答。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比如: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这些分歧,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传出的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 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 听 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时间进入了新时期,此时正是铁腕人物邓小平当政,他不客气地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不能置之不理,他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 霍查于是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认为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还说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中阿关系至此跌入谷底。

霍查结局跟斯大林相似:1991年6月,劳动党易名为社会党, 并公开批判霍查。5月5日是阿尔巴尼亚烈士节。就在1992年的烈士节前夕,刚爬上总统宝座的贝里沙就作出“第28号专门决定”: 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而死者家属却一无所知。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一夜间便增添了十几个大坟头,其中一个坟头的破碎水泥板上刻着“恩维尔·霍查”几个字。

这些“经得起疾风暴雨考验”的“海内知己”,最后都一个个成为笑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