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郑永年:中国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p100729101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从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

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为不了大国。

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

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

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

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

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

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

近日,有关中国的总体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越日本的消息,从中国官方有关人士那里传出来,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回响。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无疑,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一些人对中国何时能够赶上日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来了。实际上,一些人早开始关注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的问题了。从不同角度来看,GDP数字的增加所能产生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效应非常直接,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海外的反应看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的担忧也在上升,那就是,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中国是否会趋向“霸道”?很多观察家在密切关切着中国官方乃至学者的一言一行。

海内外的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但是从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为不了大国。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GDP总量是大国的一个综合国力基本标志。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GDP的来源,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扩张和财富的积累。再如GDP的去向,即所生产出来的GDP如何配置和使用。配置和使用得当,就可以有助于制度建设,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配置和使用不当,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的发展。

GDP增大可能让中国更脆弱

从这些视角来看,人们不但不应当对中国成为GDP大国感到骄傲,而是应当对流行很久的GDP主义作深刻的反省。很显然,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

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但GDP主义并不新鲜,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们的一个共识。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地发展,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GDP)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清楚,一旦把GDP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从中国近代史看,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例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有制度建设的一些努力。但客观的结局是,较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显得困难重重,往往不了了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短暂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很清楚,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就是典型的GDP主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但GDP主义则继承下来了。

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

改革开放早期,GDP主义显现出其必要性来。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但是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社会”,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基本市场制度建设。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改革近代以来的GDP主义,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而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构架内,各方把GDP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年来的GDP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制度化,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党政官员的评介指标的核心标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各地方之间、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GDP,什么方法都可使用。这不仅导致了GDP中间包含着很多虚假成分,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为了GDP而不惜牺牲和破坏已有的社会制度。不难发现,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医疗卫生、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都已经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成为GDP增长的来源。

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近年来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构建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之一。为此,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是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的。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情况下,制度建设就常常会被无情撂在一边,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而非单纯的GDP。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就GDP来说,英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GDP,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内部制度延伸到国际社会,造就了大英帝国。所以说,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意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