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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刑时间最长反革命犯坐牢57年77岁获释

57年,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一个月前,77岁的他获释,被人搀扶着走出官渡监狱,家乡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躯和淡漠的亲情,让他只能整日蜷缩在床上,就像来到另一个监狱。自由和故土就在门槛之外,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他的刑期为何长达57年,在牢狱中怎样度过漫长岁月?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变革期的这57年风雨,是否也逾越高墙波及其命运流转?57年之后又如何面对一个全新世界?他会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体制化然后又被自由所杀的假释老头吗?

新街镇敬老院坐落在镇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缅树下。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残败古庙的一角,泥墙上挂的还是撤乡并镇前的“新街乡敬老院”木牌,储物柜外侧可见30年前漆写的“新跃公社”字样。正在膨胀的小镇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时光与尘世之外。6月28日,这里来了一个同样命运的老人。两名监狱警察开车从几百公里外把他送来,恳请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现在释放,可是家里人都死了。”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东北角烤火屋的隔间里,曾先后有4名老人在此度过最后时光。现任主人离终老也并不遥远,他佝偻得厉害,双腿像竹竿一样细,需要扶着旁物才能走一点路。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塑料小桶做夜壶,这样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厕。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扎上,让他坐地上时垫着,还可以手拉着袋口在地上挪动。

他来这里10天后,我们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他正这般姿势坐在地上抽烟,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他瘦骨嶙峋,牙齿几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给他点上一支烟,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灭,独自发呆。“你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凑近他耳朵大声问。“十多年了。”“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在家了嘛!”这时他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再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二十几了”,还说“想做点事业”,继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没听懂。

我们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欧树。”他抖着手,两次写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欧感谢政府与干部”,全是繁体字。然后继续发呆。

“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敬老院院长戴学义说。更多时候,他坐在床上,斜靠着墙,眼睛似闭非闭,看着白昼升起和黑夜沉降。他如果在想着往事,往事就像蚊帐里的苍蝇,嗡嗡地在脑海里进出。

6月27日早上,欧树吃过最后一顿囚餐,脱去深蓝色囚衣,换上监狱买来的深蓝色西服,穿上崭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几页减刑裁定书,一顶毛线帽,几张说不清来由的纸,一张闲来用铅笔写上“伍圆”再加个线框的“纸币”,几片药板——装进一个深蓝色旅行包。两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带着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欧树不知道,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2007年,英国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病死在监狱,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

车特意开得很慢,欧树不停抽着烟,一直盯着窗外。傍晚终于到达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这就是他的家乡。当新街派出所所长用家乡话欢迎他回家时,他喜笑颜开。

欧树在当地已无任何资料,镇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门紧急磋商,决定安排他住进镇敬老院,日后再申请办理“五保户”。派出所当天为他办理了户口,“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他小心翼翼想把户口本放进胸口的西服内袋,可是手抖得厉害。随行警官帮他放好,系上扣子,他又紧了紧衣领。

他被搀扶着走进镇敬老院。安置好后,警官正要离开,他突然站起来似乎想要跟着走。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诉他:“你到家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他攥紧警官的手,舍不得放开。

欧树已经告别旧身份,迎接新生活。外人如果担忧他无法适应这个崭新时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会发现他并没有像布鲁克斯那样,被街头疾驰的汽车惊扰,一把年纪了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受顾客和老板的白眼。中国的年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有能力让欧树这样的老人只需呆在房间里休养生息,所以他没有理由像布鲁克斯那样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离开”,然后悬梁自尽。

实际上,欧树已经老得无法“离开”。7月22日我们第二次探望他时,他比两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员扶他到院子里散步,他几乎站不直,坏了松紧带的裤子几次滑落到脚面。我们把翻拍好的那张档案里年轻时的黑白照给他看,他面无表情看着,左眼却渗出一滴浑浊的泪珠。

这天是他住进敬老院后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时间全在那个泥墙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里度过,包括吃饭、洗脸、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点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房顶。想抽烟了,他就慢慢挪到门槛前,坐在地上,举着烟,对着院子里喊:“火!火!”

他的老家黄旗厂村就在4公里之外,但他从没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岁的姐夫、堂姐带领一帮亲戚来看过两次。姐夫马支说,欧树父亲劳改十多年后就释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欧树1960年转入云南省二监以后就失去联系,后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节会给他烧些纸钱。

村干部给他介绍每个亲戚时,他只是笑笑,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记得自己和村庄的名字,小名里有个“福”字。亲戚们哭了,他也跟着掉泪。

这是欧树重获自由后与家乡仅有的两次接触。敬老院其他5个老人从不进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许嫌这里太脏。欧树来后头半个月还能吃些东西,敬老院变着花样给他做米线、饵丝、米饭、稀饭,但后来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几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长戴学义吓着了,连忙跑去镇政府汇报,镇领导也没有好办法,只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记录。

戴学义说,欧树是建院20年来最费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都50多岁了,照顾欧树显得很吃力,尤其是面对一大堆的脏床单、衣服,想花100元请妇女来洗都无人愿意。

这个小小的乡村敬老院,有自己的猪栏、鱼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种养,去年的开支仅1万多元,但戴学义表示,这不是不送欧树去医院的理由。他懂些医疗常识,觉得欧树没有生病,只是老年痴呆。由于多日只靠米汤为食,他担心欧树将不久于人世,等不到春节搬进敬老院新大楼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学义去黄旗厂村找到村干部和欧树的亲戚们。大家对他热情相待,称赞他“菩萨心肠”,对欧树的照料“比农村里很多人对亲生父母还要好”。但当他提出,希望村里能有人去帮忙洗洗脏衣物时,村干部微笑而坚决地说:“不可能。”欧树的堂侄媳说,她天天忙着要烘烤烟叶,实在脱不开身。

欧树父亲去世后,欧树的大堂侄最后继承了他家的草房,几年前用在外做破烂生意赚的钱,在上面建起一栋3层小洋房,在村里显得鹤立鸡群。我们问,是否考虑过接欧树回村里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后说:“他一样都不认得了……。”欧树85岁的堂姐则挥手摇头——“麻烦!”

他们强调对欧树父亲当年的亲情:他释放回家后给生产队喂猪,后来眼睛和腿都坏了,主要是这两个堂侄长年照顾,直至去世。现在再冒出一个“死了多年”的人,还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觉得已仁至义尽。欧树姐夫马支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欧树释放后遭遇的亲情冷遇,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远在官渡监狱的原责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惊和难受。他否认在欧树77岁高龄后释放是监狱“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狱。

“他获释时身体还是不错的,而且确实想回家,但出去后一切都变了,对一名老人来说,适应起来比较痛苦。更可能出去后,失去监狱里原有的精神支撑。”王警官仔细询问后,这样分析欧树的变化。

“那就是,监狱里他遵守监规,受到尊重,作息规律,有独立人格,对自由和家乡的想念让他觉得还有盼头。但出去后这个念想就没了,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应该怎样与别人打交道。他本来特别爱抽烟,但如果现在都不接你的烟,说明他把心门关上了。他一直是个倔强的人。”

近两年,四川、江西等地监狱相继提前释放大批老病残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褒贬不一。主流意见称,这批犯人由于政策限制滞留监狱,加剧了监狱医疗、警力资源的紧张,应该让他们在通过人身风险评估后早日回归社会。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也在进行同样努力,尚未得到上级答复。

反对声音里,有两种互为交锋:一种认为,就应该让他们在监狱里品尝失去自由的恐惧,以对犯罪形成震慑;另一种认为,让习惯了监狱生活的人回到社会,那才是真正的恐惧。

由于欧树不能言说,无法得知他从一个渴望自由却又习惯体制化生活的囚犯,到获得自由却反被自由困在床头的糟老头,他的内心究竟倾向何方。也许他真的老到无法辨别,任由时代将他推波助流。

欧树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道:“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你过得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不是欧树的笔迹,但欧树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块泪(水)渍。

我们想念给他听,他轻轻摇头,苍蝇从他长满老年斑的头顶飞起。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他现在是一名77岁的垂死老人,躺在家乡和自由的边缘,等待死神的敲门。

(南方都市报)

最老“反革命犯”57年终出狱 参加一贯道

中共建政61年,他坐了57年牢,是中国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囚犯,当年的20岁青年因加入「反动会道门」一贯道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如今已是77岁的垂垂老者,家中至亲皆亡故,他唯有在养老院中度日等死。

自由和故土就在门外,这近,那远。内地传媒报道,77的欧树6月获释,被人搀扶�走出云南官渡监狱,两名狱警开车送他回家,不过家中至亲都已亡故,狱警只好把他送往老人院。欧树瘦骨嶙峋,牙齿几乎掉光,已有些耳聋,仍喜欢吸烟。别人问他年龄,他会答自己「20几岁」。

1953年11月,20岁的欧树因参加道教团体「一贯道」,被以「反革命罪」判监4年,之后被指「抗拒改造,装疯作傻,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敌对」,且企图夺枪逃跑而被加刑15年,其间又因盗窃、再次越狱未遂,在1959年加刑至终身监禁。

1963年和1972年,他两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说女犯是他老婆,有80几个。」监狱记录显示,「虽一再给予加刑处分,也是无所谓的样子,说话颠三倒四。词语结构上逻辑性极差,有明显之思维破裂现象。」

1997年,中国《刑法》修改,「反革命罪」被「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并加入可减刑条款,云南省高等法院从1999年起为欧树减刑,并尝试联繫其家人办理保外就医,但他的家人都已亡故,无法办理。

从来无人去探望欧树,亦无书信,更无汇款,他的背愈来愈驼,手脚不灵,已经无法劳动。「他保持�当年参加一贯道的习惯不吃肉,但他胃口挺好,一点醃菜就能吃光一碗饭,极少感冒。」狱警说,欧树有时会唱《跨过鸭绿江》等革命歌曲,也会讲故事,但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汪精卫为「汪主席」。

欧树的亲戚说,早就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会给他烧纸钱。他姊夫说:「政府要麽早年放了他,要麽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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