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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之春: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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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舆论管制看似可以蒙蔽民众的眼睛,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无法对民众实行永远蒙蔽的,尤其是这个资讯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而一旦舆论管制不再有效,一旦真相开始公开,民众就会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会很快抛弃这个政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写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之。人的自由有很多项,然而,言论和出版自由却是其中最核心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在西方国家,追求言论和出版自由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特别是在中世纪后,它更是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但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这一制度使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了可靠的保障。我国古代也有不少对于言论方面的论述。譬如《国语·周语上》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汉朝的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清朝的梁章钜在湖北江陵官司署有一副题联:“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些关于言论方面的开明观点无一例外都是从为政者一方说的,是他们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主动采取的一种姿态、一种策略,而不是从人民对言论自由所拥有的一种天赋权利方面说的。这便意味着他们可以让人们说话,也可能不让人们说话,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志和需要。唐太宗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终于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这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采取的一种统治策略,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和不可复制性。就是他本人,也曾几次动了要杀魏征的念头。一旦这样开明的统治者不再存在了,或者这样的统治者自身变了,这样的政治局面也就结束了。所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因此,“为民者,宣之使言”还不够,还要让人们拥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事皆可与人言”还不够,还要“事皆须与人言”、“事皆须让人言”。

人有头脑,就要用来自由地进行思想;人有嘴巴,就要用来自由地发出声音;人有耳目,就要用来自由地获取外界的信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头脑被禁锢,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嘴巴被封住,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耳目被遮蔽。因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拥有这样的自由,人就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智性和德性,就能够保持不衰的活力和创造性;拥有这样的自由,人们就可以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不断地追求真善美;拥有这样的自由,人们就可以对社会进行自由的批判,社会就可以不断地走向进步。这样的自由一旦失去,人类就会进入蒙昧状态,社会进步的事业就会停止下来。“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①

在专制制度下,出版领域总是要实行管制和许可制度,书籍要经过官方的审查方能出版。然而,“一个检查员可能比一般人更贤明(这在今后的检查员中是可想象而不可求的),然而他的职务和工作却规定他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其他东西”②。这种制度使人们付出了丧失自由和尊严的代价,戕害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社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纠错机制,然而,从根本上说它并不能达到思想禁锢的目的,并不能完全消除“异端”的存在,并不能换来专制统治的长期稳固。“我们不能说这(指出版管制制度——引者注)是对他们(指民众——引者注)的爱顾,因为在极端仇恨和鄙视俗人的教皇统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我们也不能说是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它只管住了许可制中的某一部分,而且连这一部分也没有管好;其实它所要防止的毒素大可以通过其他管不住的门路更快地涌进来。”③一个社会要有效地消除“异端”,就必须让“异端”有存在的权利,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让各种“异端”去进行竞争,平等地接受人们的鉴别和吸收。社会上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端思想的,但受管制的舆论环境恰恰是异端思想产生的温床,而在言论自由的舆论环境下所产生出来的发达信息却是消除异端思想的利器。

言论自由是否存在一种边界呢?当言论自由与他人权益发生冲突时,当言论自由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要对它进行限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使在西方自由国家,也没有随意造谣诽谤侮辱的自由,言论自由有其刑法约束边界,逾越此界,就要受到法律的制止或追究。然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能是后置性的而不能是前置性的,如果某一言论违犯了有关法律,只能在事后依照法律进行制止和追究,而不是事先就对言论进行审查、过滤,因为谁也无法胜任这样的职能,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滥用这样的权力。事后追究的结果反而有利于人们培养起发出负责任的言论的习惯,事前审查的结果只能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只能使社会思想创新的活力遭到扼杀。而且在西方社会,只有当言论自由对其他利益造成了真实而非臆测的、实质而非边缘的损害,且又没有其他手段以避免或消除这种损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最小的必要程度的限制,绝不可能仅因政治言论被判刑而成为政治犯、良心犯。在处理言论自由与其他利益之冲突时,决定应否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囯际上有几条普遍公认的检验标准或原则。符合某种标准,便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否则,限制便是非法或不当的。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标准为例,学者常提到的有以下这些原则:恶劣倾向原则,直接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优先地位原则、逐案权衡原则等。

以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为例,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言论只有在对社会秩序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而实质性的危害时,才可予以限制或处罚;(2)言者具有通过言论煽动或产生立即非法行为以破坏既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或者说,具有如此之故意,是限制或惩罚的一个必要条件;(4)对社会秩序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破坏必须达到明显而严重的程度,才足以牺牲言论自由的利益;(5)言论之后的非法行为之产生有一种“立即性”或“可能性”,对于这种可能性,除非限制言论自由,无法阻止与避免;(5)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言论的客观环境,而是其实际内容,客观环境乃是判断其危害性大小的参考因素。1969年Brandenburgv. Ohio一案被告因鼓吹暴力而被控违反了俄亥俄州《有组织犯罪防治法》。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了无罪终审判决,认为宪法保障言论及出版自由,政府不可可以禁止或限制任何主张暴力或主张不遵守法律之言论,除非该主张是以煽动他人为立即非法行为或以产生立即非法行为为目的,而且只有该言论的确可能煽起或产生此种立即非法行为者,才可对之予以限制或处罚。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在一份判决的不同意见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致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是明显且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教育的方式防止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morespeech),而非强制的缄默。”言论自由有其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我们在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要面对它所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弊端。但问题在于如何面对这些弊端,是用行政、司法的力量对治言论,还是另寻他途?实践证明,用行政的方式对治言论的结果只能是取消言论自由,以司法的方式对治言论也只能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严格地依法进行,否则就会形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一旦对言论自由实行限制,这种限制就很容易不断受到强化。在正常情况下,行政和司法的力量都不要介入言论,而采取用言论对治言论的方式,即让言论在其自身的环境机制中实现一种平衡。“因言论自由造成的弊端和负作用,应通过言论的自由流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人们理性与智慧来消除。例如对付一般谣言,最合适的行动是扩展信息流通渠道,更为及时准确地向民众提供相关和必要的信息以平息之。”④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可以自由地发出声音,只要某一种言论没有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极端的言论就很难形成气候,谣言就会不攻自破,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理性、宽容的氛围。言论自由的环境就像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自然生态一样,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中自己会产生出一种平衡,而权力一旦介入,这种平衡反而遭到破坏了。

1842年4月,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也写道:“威胁每一生物的生命的危险就是该生物丧失自我。因此,不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姑且不谈道德上的后果,请想一想,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玫瑰的刺,就采不了玫瑰花!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马克思先后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最后来到英国,定居在伦敦。正是西欧社会特别是英国所具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制度,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他大量地发表言论和著书立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们不能设想,在一个实行政治专制和出版管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还能公开地进行革命活动,还能公开地发表和出版这些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然而,这些实行出版自由的国家并没有在马克思的批判声中倒下,而是从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实行社会福利、缓和劳资关系的政策,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西方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这样的学说只有在言论自由的国家才能产生,同时,言论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在不断的批判声中灭亡,而是不断地从中获得新的生机。一个可以自由批判的社会是有着无比广阔的前景的。“一个政府越是巩固,它就越不怕别人挖它的墙脚,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⑤而一个政府越脆弱,越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越不能给社会提供一个可以持续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环境,它就越不自信,就越害怕言论自由。

2006年底,袁鹰先生出了一本书——《风云侧记》。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人民日报》副刊工作的经历,回忆了与一些宣传、文化界重要人物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但到了2007年初,包括《风》在内的八本书被有关部门列为了禁书。《风》这本书我读过了,却怎么也感觉不到有何“反动”之处。书中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国家机密,也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然而,有关部门只要觉得“影响不好”,就可以随意地下达禁令。作家韦君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文革”结束后她痛定思痛,深刻地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政治悲剧发生,写下了《思痛录》一书。但这本书写出来后曾经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出版,有关部门考虑的也是“影响不好”。可当它最终出版后,社会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日头还从东边升起。像《风》和《思》这类的书对于人们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很好地予以发掘,将会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在《论语·子路十三》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一言”是可以兴邦还是可以丧邦,这要取决于当政者:当政者如果能够谦虚谨慎,闻过则喜,就会“一言而可以兴邦”;当政者如果高高在上,听不进逆耳之言,就会“一言而可以丧邦”。单纯文章不足以兴国,也不足以亡国,它要通过当政者发生作用。“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在悼念同是“三家村”之一的邓拓的一首诗中写道:“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侫幸覆乾坤。”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是靠堵住人民的口而取得长久的,也没有哪个政权的垮掉是因为言论放得太宽造成的;相反,只有广开言路,倾听人民的呼声,尊重人民的意愿,满足人民的要求,才能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些失去人心、在专制和腐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终于垮台的政权,都是败在了自己手里。西周时期的周厉王实行横征暴敛,并且“止谤”,人民敢怒不敢言。《国语·周语上》中说:“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而,周厉王的残暴统治最终还是引发了“国人暴动”,被推翻了。人们有话总是要说的,水流如果被壅堵,是总有一天会溃决而出的。

“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人类几乎想尽了各种着数,也产生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舆论监督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对于公共领域来说,公开、透明是其能够健康运行、防止腐化的前提条件,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为“阳光政府”,把这样的财政称为“阳光财政”……而公共领域的公开、透明又靠什么来保证呢?可以靠舆论监督。通过舆论监督,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公共机构的真相,对于它们怎么运行、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心中有数;通过舆论监督,人们可以就公共领域的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社会舆论,对公共机构施加影响。有了这样的社会机制,公共机构就要履行好公共管理的职能,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虽然舆论监督会使官员无法为所欲为,时时要担心被曝光、揭丑,整天如芒刺在背,公众好像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但这也未必不是对官员所打的一剂预防针,未必不是对官员的一种保护。总是感到背后有人在盯着,官员就不敢滥用自己的权力,就要管好自己的一言一行,从而减少了许多东窗事发的风险。在专制制度下,官员贪污腐败案件的频频发生,屡禁不止,不足以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官员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问心无愧的,但这些都无法进行自我的标榜,而必须通过舆论监督的环境,由公众来进行审视和检验。“身正不怕影子斜”,行为规范、合法,有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政府以及官员,是不怕公开透明、不怕来到阳光下的,而倘若实行舆论管制,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都在黑箱中进行,即使遭受公众的“不白之冤”也百口难辩,无从证明自己的清白。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即使是有利于民众的,为民众办了实事、好事,但在舆论管制的环境下,民众对舆论的可信度存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行为也未必会得到民众的承认。谣言止于公开,理解必须依靠真相,因此,政府维护自己形象的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管制舆论,而是实行舆论监督,公开真相。舆论监督看似有损政府的威信,政府由“一向正确”变为“动辄得咎”,但政府只有在阳光下运行,让人们充分了解到真相,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公信力;政府只有出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断改善自身的行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形象。那种实行“黑箱操作”的政府是没有什么公信力和形象可言的,所谓的“一向正确”其实只是“一向虚假”的美其名曰罢了。

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我们不难一一列举,也不难一一论证,然而我们要充分履行起舆论监督职能却又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困难重重的。不要说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千年文祸史,我们的每个朝代都充满了文字狱,就是在我们的当今社会,因言贾祸的例子也还是比比皆是,多少有良知的媒体以及个人为舆论监督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少媒体以及个人只能在管制森严的舆论环境中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尽管gcd在口头上一再强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但在绝大多数地方与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个哄哄公众的口号罢了,连‘焦点访谈’这种级别最高的‘舆论监督’在履行监督功能时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个记者可以列举法规的某一条款证明自己合法,但惯例却是,这篇报道本身可能就在报社部门负责人多年养成的‘自律’惯性作用下被‘枪毙’,连见报的可能性都没有;批评报道即使见了报,哪怕完全符合事实,但由于报道不符合宣传部门的意图,就可能被指责为‘社会效果不好’;而这时判断‘社会效果’是好是坏的权利,不在记者和媒体,而在于政府宣传部门。”(35)舆论上的管制使舆论监督成为一张难以兑现的支票,使媒体丧失了它应有的职能,沦为了党的“喉舌”。“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的。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君主或者一个精英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息和观点。的确,提供消息(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限于消遣娱乐,或是不痛不痒的评论。另一方面,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相称的信息。”⑥对于不受制约、垄断社会资源的专制权力而言,舆论监督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总是要无孔不入对舆论实行严格的管制,对政治上的异见人士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总是要媒体报喜不报忧,要人们都成为喜鹊而不是乌鸦。有时他们也会提出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建设“阳光政府”,但这些往往不过是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为自己刻意包装上的一种形象,口惠而实不至。就像一党专政不可能有宪政一样,专制制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那么,舆论监督如何才能实现呢?“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这与某些意见只许“内部”说,说给皇帝一个人听,或只供决策者参考,听不听在他,有本质的区别。”⑦建立在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基础上的舆论监督,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有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宪法的保障,权力才不能为所欲为,才不能对舆论实行管制,新闻自由才能形成一套制度,自由的舆论监督才能真正变成现实。民主宪政制度使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成为可能,而后者又是维护前者的正常运行、使前者不断走向完善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它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当然,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后它自身也并非就不会产生出问题来,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并非就不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在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问题和挑战是可以得到解决和克服的。“在法治社会中,如果利用权力谋私,或迟或早肯定会被揭露出来,然后按照法律惩办。即便是官僚想控制媒体,也会有各种手段摆脱控制。另外,资本也会力图控制媒体。但是,有反垄断法,有言论自由和自由竞争,媒体和其他公共舆论平台就能冲破他们的垄断和控制。建立起一个法治、民主、言论自由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制,那些不断出现的弊端、毛病就会逐步得到解决。”⑧

新闻自由不但是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所必须的,也是提高国民素质、产生具有政治参与意识具备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所不可或缺的。杰弗逊说过:“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严复也说过:“民智之不开,何以共和为?”让人民从无知变为有知,让民智由蒙昧变为“开启”,除了要靠教育外,还要靠报纸,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的作用在广泛性和直接性上还要超过教育。“报界的力量并不在于以意见劝服他人,而在于传播信息,以及唤起人们对或深刻或肤浅问题的兴趣。”⑨有了报纸的功能,人们就可以及时、全面地得到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信息,就会增长自己的见识,拓宽自己的视野,就会产生自己的学习兴趣,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正因为报纸有着这样巨大的意义,美国立国初期是十分重视发展报纸事业的。“美国早期拓荒者经常处于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他们每到一处首先建立的一是教学、二是学校、三是邮局。报纸就是通过邮局送到每一个拓荒者手中的,而且价格低廉,穷人都读得起。今天,我们把印刷品的邮费低于信件视为当然,很少人追究其来源。这一制度的创始者是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任邮局总长时制定一项政策:报纸编辑可以在邮局免费交换各自的报纸,报纸的邮费低于成本,并使邮局定期为报刊服务。”⑩我国晚清时期的改良派也十分重视报纸在开启民智上的功能,他们中的不少人都积极地投身于办报事业中。民主政治就是主权在民,民众要积极地参与政治,行使政治上的表达权、监督权。然而,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还是要对政府的运作进行监督,都离不开知情权这一前提。连对国家、社会的实际状况都缺少了解,谈何表达自己的意愿,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呢?新闻自由就要使民众可以全面、及时地了解社会事务,使人们可以充分地获取外界的信息,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才知道如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报纸所具有的这些职能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在舆论受到管制、新闻成为党的喉舌的国家,报纸被掌权者所控制,以宣传掌权者的意志、维护掌权者的利益为己任,它不但不能开启民智,为民众参与政治创造条件,相反还会对民众产生蒙昧,为政治上的荒谬推波助澜(如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开放舆论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这往往被当作是实行舆论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只要我们仔细推敲起来,便会觉得其大谬不然,不过是维护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的一种托辞罢了。在专制社会,虽然当权者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钳制舆论,但真相被掩盖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矛盾被回避也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相反,一味地掩盖真相、回避矛盾只能使社会压力得到释放的渠道,只能使问题失去解决的机会,只能使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着,平静的外表下往往酝酿着社会的大动荡。这样的社会恰恰是最不稳定的社会。而只要有了新闻自由,媒体就成了“天下之公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政府部门必须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对于媒体的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防止了权力的腐化堕落和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同时,民众的利益诉求也有了正常的表达渠道,社会的压力得到正常的释放,社会矛盾得到了及时、有效的缓解,开放的舆论环境起到了社会防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这样,整个社会表面看起来有些“乱”,实际上却进入了一个有序运行的轨道。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恰恰是这种社会。

实行舆论管制看似可以蒙蔽民众的眼睛,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无法对民众实行永远蒙蔽的,尤其是这个资讯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而一旦舆论管制不再有效,一旦真相开始公开,民众就会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会很快抛弃这个政权。苏联解体后,在分析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空白造成的。然而,学者林蕴晖在《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原因辨析》一文中认为,不能说这没有一点道理,“但从反面证明,原来的社会主义,正是没有民主,没有透明度,人民被蒙蔽、欺骗了几十年,一旦真相大白,被人民唾弃,乃逻辑必然。”

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说:“报刊就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850年11月他在《1948年至19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把报刊当作“国家的第三种权力”。他说的其他两种权力是国家元首和国民议会。从这些话中,我们能够读出的是对新闻自由的热烈追求,是对新闻工作神圣性的高度肯定,能够读出的是媒体是人民的喉舌而不是其他什么的喉舌。

①②③ (英)密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第5-6、29、30-31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④ 百度泊头吧:《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转贴),2007-04-04

⑤⑥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18-1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⑦ 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册,第14页,三联书店2001/2002年版

⑧ 袁伟时:《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答陈壁生》,《战略与管理》2009第五、六期

⑨⑩ 资中筠:《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2003年4月《南方周末》1000期庆祝会上的讲话稿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