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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树:自由与稳定必须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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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会议的组织者杭敏教授都没有料到,在我们为地震死难者致哀后,第一个发言的会是我。我的名字是“心树”,我想这是天意–上天之意:这个会场里的每个人,不管你是藏族还是汉族,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是来自北京、香港、新加坡,还是欧洲、美洲、大洋洲,此时此刻,我们的心,都在玉树,与玉树人民在一起。

这个会议是关于未来媒体。在今日中国谈媒体,有一个题目绕不开,那就是言论自由;在今日清华谈未来,有一个公司绕不开,那就是谷歌中国。大家知道,谷歌中国的总部就在清华科技园区,从这个大楼的窗外就可以看到。大家记得,几个星期前,谷歌关闭了中国内地的搜索引擎,称其服务器遭到了源于山东与上海的入侵,其用户的私密信息遭窃,而中国政府过滤搜索内容的要求侵犯了谷歌关于言论自由的道德底线。

这一冲突在海外媒体上沸沸扬扬数月,并四、五个关于言论的讼案与刘晓波讼案交响辉映,不绝于耳。

有西方媒体视此为控制与自由的冲突:中国政府要控制,而中国网民要自由。

有中国学者视此为价值目标的冲突:西方人要自由,要把它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而中国人要稳定,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

有内地媒体视之为民族利益的冲突:外国公司向中国人叫板,大败而归。

其实,此类冲突没有赢家,各方皆输。中国网民输了,他们少了信息和发声渠道;中国政府输了,他被外界视为反自由反民主;跨国公司输了,他们少了市场与赢利;中国和各国人民都输了,他们相互之间又多了矛盾、误解与不满。

自由与稳定,好比环境与能源。有人认为环境与能源的矛盾是平民百姓与能源公司的矛盾:百姓要保护环境,公司要增加利润。其实,环境与能源缺一不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家庭,都需要能源,因为我们需要衣食住行,需要舒适安康,需要发展进步;但我们同时也需要环境,因为我们需要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合适的气候。环境与能源,是难以兼得,但又必须兼得的鱼与熊掌。于是,我们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清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只有科技的解决才能给我们清洁、高效、环保的能源,使我们兼得两者,使各方皆大欢喜。而纯政治、外交或军事的解决都只能使部分人受益,甚至使所有人受害。

类似地,自由与稳定,也是难以兼得,但又必须兼得的鱼与熊掌。

有西方人主张自由压倒一切。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明白,没有稳定就没有长久的自由,更没有普遍的自由。曾经战乱饥荒和文革动乱的中国人,不怀念“红卫兵”和“造反派”曾经享有的“自由”,不羡慕泰国黄衫军和红衫军正在享有的“自由”,更不赞成拉萨、乌鲁木齐的抢掠纵火杀人者希望拥有的“自由”。足食、丰衣、安居、乐业、幼有教、老有养,是有史以来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最起码的自由;社会的稳定,是这些基本自由不可或缺的前提保障。可惜,生在稳定上,长在富足中的许多西方人,误以为稳定像新鲜空气一样与生俱来,到处弥漫,无需争取,毋须捍卫。他们忘记了,是他们的先辈为他们创造的稳定,使他们享受今天的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与投票自由。

有中国人主张稳定压倒一切。这些“稳定主义者”不明白,没有自由就没有长久的稳定,没有“稳定的稳定”。近三千年前的周朝人已经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言论观念如江河之水,只能阻塞一时,不能阻塞长远,每一次防堵都蓄积能量,像堰塞湖一样孕育日后更大的不稳甚至灾难。缺乏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只能以经济政绩作为正当性的基础。但经济有周期,会饱和,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总会有减缓、停滞甚至倒退,以高速增长为基础的政治架构,甚至没有能力承受缓速增长,遑论停滞或倒退。更何况,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哺育了不曾见过粮票、不曾听过布票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饱暖思淫欲,这个“淫”,首先是对自由特别是言论信息自由的渴望;经济越发展,生活越好,这种渴望越强烈,对稳定的压力就越大。[2]

再者,当世界乃至东亚的潮流走向自由民主时,为什么中国例外?据说是因为“中国国情”。这个“国情”究竟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愚钝落后不守规矩,一有自由就破坏稳定。与此同时,国人正为中国国力军力列入世界五强、三强而豪情满怀,为成为最强的前景而期盼欢欣。当一个愚钝落后不守规矩的民族崛起为世界一强甚至最强的时候,世界有没有理由担忧?我们自己应该不应该担忧—担忧威胁别人伤害自己?就好比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自认愚钝,自认受欺,时不时来几句“我可以说不”、“我不高兴”;近来有钱了,耍拳弄棒之外,又满怀豪情玩起了机枪火箭原子弹,这里面有没有一点安全隐患哪?

中华民族的勤劳,聪明,智慧,仁慈,博爱和勇敢,绝不亚于其他任何民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是明证,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明证。我们中有愚钝落后也有不守规矩,其原因之一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缺乏:若制度把人当坏人,好人会做坏事,坏事多做就成了坏人;若制度把人当好人,坏人会做好事,好事多做就成了好人。

有中国人说,承认自由民主,就中了美国人和平演变的奸计了。试问,“和平”与“演变”,究竟“奸”在哪一条?不要和平,难道要暴力动乱?不要演变,难道要停滞倒退?或是激进革命?有些人的逻辑是,凡是西方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若是这样,那么只要别人主张我们稳定发展,我们就必须动乱内斗,自相残杀,亡国亡族,这样才算热血爱国。如此“爱国”,实为害国。这才是真正的“中奸计”。

有西方人说,承认稳定渐进,就中了当权者把持政权的奸计了。试问,不让当权者把持,难道让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民进党来把持?中国大陆迟早会出现各种利益集团、政治组织和竞争政治。但在目前,过于剧烈的变动会摧毁萌芽中的法治。没有法治,凭什么造就自由民主、凭什么维护自由民主?激进者的逻辑是,当权者反对自由民主,凡是当权者拥护的,他们就要反对。于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蜕变为反对政府的实践。世界上“硬汉”们的思想方法,何其相似乃尔: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伤害人民也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利人民也要反对。在硬汉的心目中,敌人很重要,人民是幌子,打击敌人自己才能做英雄,所以必须找到甚至制造敌人;说到底,最重要的是自己–称硬汉,逞英雄,才是重中之重。

所有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唯一宗旨的人们,必须摈弃这种黑白两分、你死我活的思想方法。要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乃至崛起为世界第一,必须给中国人民以充分自由,而要实现自由,则必须保证稳定。自由与稳定必须兼得,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但两者又难以兼得。我们需要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包括清华的社会科学家和清华毕业的政治家,像研究工程难题一样来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稳定进步,实现自由民主?

要把环境与能源的矛盾转换成工程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张发展者必须公开、大声地承认环境保护的绝对必要,而主张保护者必须公开、大声地承认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

类似地,要把自由与稳定的矛盾转换成工程问题,中国政府和稳定主义者应当公开、明确地宣布,自由民主是中期目标;而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和自由主义者,应当公开、明确地承认,维护稳定是当务之急!

所有负责任的政府、媒体、学者和政治家,都应停止意识形态之战,不应再把稳定说成是维护独裁的幌子,或把自由说成是和平演变的武器。

西方人应该停止 “人权外交”,停止用强权、压力与傲慢来推行自由—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不晚于任何人,我们为自由民主所洒的血泪和汗水,不少于任何人,自由民主从来就是中华价值的核心。有朋友愿意帮忙,我们感谢,但请不要过于热心,太过热心必帮倒忙;请不要高举“美国价值”、“法国价值”或其他什么价值的大牌子来扮演英雄。中国的自由民主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华价值的旗帜下实现。这个英雄,只能由中国人来当!

中国人应当停止批判“普世价值”,更不要把自由民主说成是西方价值;它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华价值。公元零前842年[3]周朝邵公谏弥谤[4],是人类最早的关于言论自由的理论,至少是“之一”。公元零前547年齐国太史“直书”被杀[5],是人类最早的为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生命,至少是“之一”。公元976年宋太祖《石刻遗训》规定不得因言论处死士大夫[6],是人类最早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至少是“之一”,比美国宪法中的《人权法案》早了约800年。公元1000年左右北宋范仲淹写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7],比美国人亨利的名句“不自由,毋宁死”[8]早了700多年。

如果说,是苏格拉底(零前468年-零前398年)给欧洲人送来西方哲学,是耶稣(零前5年-公元29年或2年-36年)给西方人送来基督教,那么,在苏格拉底之前约一个世纪,耶稣之前五个多世纪,孔子(零前550-478)给中国人送来了中国哲学和中国儒教。孔子编的《诗经》,在秦(零前220~205)汉(零前205~公元8年)[9]之交传到了毛亨(生卒年无考)、毛苌(生卒年无考)手中,他们编抄教授的《诗经》序言中出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0]。越千余年,北宋苏洵(1009-1066)在《远虑》中写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越近千年,毛苌直系后裔毛泽东[11]说出了至今不绝于耳的名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12]。此外还有毛泽东说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13],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常宣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4]的政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宣示自由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美国人在美国说自由是美国价值;法国人在法国说自由是法国价值;英国人在英国说自由是英国价值。这不难理解:自由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必须说成是自己的,以鼓励爱国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捍卫自由。这是爱国,地地道道的爱国,最高级别的爱国—美国人爱美国、法国人爱法国、英国人爱英国。

中国人在中国说自由不是中国价值,是西方价值、美国价值,则为当今世界一大奇观:把好东西说成是别人的,把爱国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煽动爱国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反民主,反自由,反对包括周邵公、齐太史、宋太祖、范仲淹、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抛头颅洒鲜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人说,自由民主是西方价值,主张自由民主是卖国。一个民族的价值目标中健康、进步的那一部分,是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她的灵魂;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民族神魂百般摧残,肆意践踏,着力抛弃,拱手送人,这是卖国卖族,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卖国卖族—卖中国,卖中华民族。

稳定与自由缺一不可,承认这一点,才能有平和的讨论与共同的努力,才能有长久的稳定与切实的自由。当然,确立共同目标只是第一步,要到达希望的彼岸,还需要千千万万的人,走千里万里的路,过千座万座的关;借用刚才喻国明老师的话,还“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责任”。

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4月21日上午10至10时30分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运营与管理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发言记录的修改与扩充。本文的酝酿、准备与写作得益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杭敏、崔保国、李彬、金兼斌教授的回馈评论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王宁女士的协助,谨此致谢!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美国北卡大学传播学院研究教授。)

[1] 见于《国语·周语上》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

[2] 参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增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42-59页。

[3] 即公元前843年。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离开基督建公元〉,载于(山东大学)《文史哲》2002年第4期(总第271期),第125-130页。

[4] 见于《国语·周语上》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

[5] 见于上海广益书局校印,长洲韩慕庐重订:《绘图增批左传句解》。原书木版印刷,无出版年,但显然出版于1949年以前。

[6] 〖维基百科·赵匡胤〗: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5%8C%A1%E8%83%A4,赵心树2008年7月10日下载。

[7] 范仲淹:《灵乌赋》。

[8] 原文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9] 零前220年即公元 221年,零前205年即公元206年。参见前注。

[10]《诗经·大序》,又作《毛诗序》,《诗经·周南·关雎·序》。

[11] 据清光绪七年(1881年)湖南韶山毛氏二修族谱《源流记》及江西吉水龙城铎塘村1919年所修《铎塘毛氏重修族谱》中的《龙城毛氏始事录》;转引自热地:《毛苌与江南衢州毛氏、韶山毛氏之渊源关系》2002年7月8日载于〖故乡〗网,http://boole.cs.iastate.edu/index.htm, 赵心树2005年12月13日下载 。

[12] 最早见于毛泽东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作报告,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邓小平等中国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引用这段话。参见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大上的闭幕词。又见胡绩伟:(《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的补充)《胡乔木反对“言者无罪”》,2000年作, 2001年1月5日转载于〖大纪元〗网站:http://www.epochtimes.com/gb/1/1/5/n29943.htm ,赵心树2005年12月13日下载。

[13]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原文是:“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转载自196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14] 最早见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清华大学全球传媒学刊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