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谢盛友: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南昌

p0903071261
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今日与俞力工教授通信:

亲爱的力工兄:
这篇发言稿写得真好!
你2010年8月20日去南昌?
盛友

力工回信:
谢谢! 为了调养身体,久已不写文章。这次的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是我两年前倡的议,不能不去。既然要去,也必须讲点话。我大概15號左右动身。
力工

再从法律、政治视角析主权
— 2010年8月20日南昌“臺灣同學會紀念保釣運動40周年促進兩岸學界交流研討會”上的发言
作者:俞力工

整整40年过去了,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大概不外两个: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是希望国家富强,以至于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

就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我想借南斯拉夫解体为例子,从几个不同角度,探讨领土主权问题。

7月22日,即我正在草拟这篇讲稿时,国际法庭(海牙)就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做出裁决,即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背国际法”。这一咨询意见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极大指导性。因此可以预料,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的国家,将会由目前的69个国家急速增加。

科索沃的情况与西藏、新疆甚是相似。都是一个 主权国家内部的“自治行政区”,而不是根据某种联邦宪法,可以自由选择“加盟”或“退盟的”的“加盟共和国”。上世纪1960年代,国际法上固然存在着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共识,但这里所涉及的自决权,并不等于独立权或分裂权,而仅仅是指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实施“行政自治权”。因此国际法并不是对所有的独立运动一概给予支持。

国际上唯一积极支持的独立运动,涉及十九世纪以来,殖民主义扩张下所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原因很简单,殖民主义明显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色彩,侵占殖民地的土地,剥削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至于传统的老帝国的自然扩张,并不属于殖民主义范畴。就此意义,新疆与西藏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数百年便属于中国,因此应当归类为传 统帝国主义扩张。也就因为如此,该地区便不可能依据国际法提出独立诉求。于是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也至多在背后、暗地里进行捣蛋,而其官方,却必须承认中国对该两地区的领土主权。某些国家之所以偷偷摸摸暗地捣蛋,倒不完全是为了尊重国际法,而是这些国家本身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问题,对外政策一个不慎,便可能像是投掷澳洲回镖一样,即刻打击到自己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南斯拉夫建国并不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为了惩罚奥匈帝国,而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地区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几个斯拉夫民族拼凑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从第一天开始,科索沃便属于该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科索沃不过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行省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在1990年代以前,曾经争取过行政自治权益,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要求。那么,为什么1990年代南斯拉夫遭西方肢解、导致2008年科索沃的宣布独立后,国际上192个国家里,竟会有69个国家很快地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为什么这些给予承认的国家就如此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如今国际法院又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通过裁决,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并促成一个违背国际法规定的先例?使得今后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提出独立要求并制造更多事端?!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法律之外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国际之间,法律之能够起作用,严格说来就是不同的玩家达成了某种共识,同时愿意付诸实施。一旦主客观条件改变,或者说过去达成共识的基础不再存在,那么, 法律便形同虚设,甚至还可能重新拟定。科索沃问题即是如此,当国际社会需要南斯拉夫的存在,需要他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时,他的主权便受到尊重;一旦东欧集团崩溃,国际上缺少制衡力量,西方集团便可肆无忌惮地肢解这个国家,以至于不顾现行的法律规定,堂而皇之地给予国际承认。

那么,继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法律对领土主权的维护起不起作用呢?我的回答是,法律不过是承认事实,而事实又是什么呢?用一句西方谚语概括,就是“疆域就是炮弹所及之处!”。如果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某个地区进行实际有效的控制,迟早便能取得法律承认。反之,谈法律完全是多余!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国家力量不是一个静态现象,而是像股票价格一样,随 着公司营运的结果,时刻上下浮动的能量。一旦它发明了某种先进武器,那么它与邻国争执的土地就“行情看涨”,就无形中收复了许多;一旦内部发生严重天灾人祸,所谓的边境,可能已经让邻国派兵驻守。鉴于此,我们对待钓鱼岛的问题,以及所有其他边疆领土的争执,不能拘泥于历史的资料,不能够单凭法律的依据,而应当抱着动态的眼光去观察,即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到收复失地的程度?! 如果还没有具备此实力,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和加强国家力量。

接着有人或许会问,除了等待和参与建设之外,知识分子难道就没事可做了吗?这也未必见得,以40年前的保钓运动为例,中国的知识分子取得了两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是,通过我们的敦促与呼吁,海峡两岸的两个当局均意识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另一个成就就是,我们当时竟然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把能够挖掘出来的有关资料(历史、法律、地理等等)几乎都给挖了出来;以至于此后的数十年,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重大的新资料、新证据。这就是说,我们老保钓,曾经利用我们的激情与学识,很光荣地完成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读书救国使命。

常听到许多人不满意地说:“保钓保到哪儿去了?迄今钓鱼岛仍然受日本控制!”不错,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如前所述,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优先次序安排。我们不能拿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坚持钓鱼岛主权问题始终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或最迫切问题。尤其是,当前负责处理钓鱼岛的当局是两岸政府,我们的责任至多是提供信息,实施监督,而不能越俎代庖。换言之,我们不过是读书人,不是国家领导人。同时就我们对当前两个执政党的认识,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

那么,民间的自发性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我们就不该参与了吗?个人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是靠个人激情与冲动所能解决的问题。试问,我们组织一两 艘船只在钓鱼岛边缘宣示领土主权又能够起些什么作用呢?更极端、更荒谬的情况是,当一些投机商人为赚钱目的组织旅游船前往该岛屿而引起国防纠纷,我们难道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些商业行为吗?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言及此,我的结论很简单,即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角色,厘清哪些是读书人的事,哪些是国家当局的事;其次,哪些活动属于积极的贡献,哪些活动是闹剧、是作秀、是添乱。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俞力工教授
2010.07.25 于奥地利. 维也纳

往事未必如烟
作者:谢盛友

日本侵略主义者,一直觊觎我国钓鱼台,近来更是变本加厉。钓鱼台列岛位于台湾东北海域中,包括钓鱼台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八个岛屿,其中钓鱼台岛最大,面积四点五平方公里,岛上有九个三峰,主峰海拔三百六十九米,资源丰富,海底石油蕴藏量至少八百亿桶。钓鱼台属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有宜兰县档案可凭。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明朝永乐元年(一四零三年)之《顺风相送》一书中,对航海针路(即指南针指引之路),以及对钓鱼台岛屿名称已有记载,此书原本现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而日本至明治十九年(一八六六年),海军省水路局在编印水路志时,才用汉字将钓鱼台写为“尖阁群岛”。根据上述史料表明,中国在十四世纪初叶已经为钓鱼台定名,而日本“尖阁群岛”之名称的出现,晚于中国大约五百年。

七十年代初,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保钓运动,当时的保钓明为反日,暗则指国民党不能保卫国土,因为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台湾责无旁贷。
由于日本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宣布将钓鱼台列岛划入200海里范围内,并在岛上设灯塔。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桥本宏于九月六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钓鱼台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他希望,不要因为钓鱼台这样的“小事”而伤害日本与大陆、日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港台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保钓运动。这次的保钓运动,就时间和规模而言,非七十年代之所能比拟。

我成功地发起和组织旅德侨学界的保钓抗议活动。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下午三点钟,几百旅德华人,不分政治背景,不管出生何地,却从德国的四面八方赶到波恩,聚集在日本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台,抗议者首先悼念陈毓祥先生,由著名侨领曾世雄为陈毓祥先生献酒,悼念活动在一片“血染的风采”之哀乐中进行,哀悼者每人点燃一枝香,围着站在献给陈毓祥先生的花圈,泪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湿透了日本驻德使馆门前的土地。

经警察与日本使馆交涉,大家推荐谢盛友作为代表,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信。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柳秀直接下抗议信,答应将之通过日本驻德大使转交给东京政府。

(作者赐稿)

评论

Trackbacks

没有 Track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