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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卡拉汉:后西方时代的中国大战略

中国在短期内不能赶超美国。然而,政府的“和谐世界”政策与精英的“大国”梦想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可能会增加中美之间的矛盾,民粹主义很可能随着胡、温的卸任、“第五代”领导班子在2012年上任而抬头。因此,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应对中国在各方面的崛起,而是当中国的发展遭遇崎岖不平时,如何避免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弹。

各种关于中国成为世界领跑者的前景之辩正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本文作者William A Callahan认为,有一些甚为流行的说法向北京的官方说辞“建设和谐世界”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争论何为中国应追求之战略目标。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正在思考,中国如何能够将其新增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持续的全球政治文化影响力。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将如何为(后西方)世界建立秩序?”

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曾对这一问题首次做出官方解释──中国将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不过,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追寻什么目标这一问题另有两种观点与之争锋。一种是非官方的观点,认为中国应当追求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式的世界社会;另一种是半官方观点,认为中国应想法竞争“世界第一”的地位。

本文检视了关于后西方时代中国大战略的各种不同观点,同时对西方大国应如何应对提出了一些建议。

官方政策:“建设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这一理念中所体现的世界秩序是中国国内“和谐社会”政策的延伸。的确,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常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其目的是要利用国家权力来“减少贫富分化、减轻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典范。依照这种逻辑,中国的学者认为“建设和谐世界”能更好地“维持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让不同文明体能够在地球村里和谐共处。

实际上,这种“和谐世界”的官方说辞缺乏具体的实施细节。北京政府倾向于用一种含糊其词的老生常谈来描述这一政策,这使得人们对一些问题难以明了,例如,“和谐世界”是否需要通过建设“和谐社会”来实现。政府外的一些机构对“和谐世界”的解释则更加直率一些,香港《文汇报》曾号召北京应成为“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参与者和捍卫者”,以此为整个世界带来和谐。

“和谐世界”这一说法的模糊性带来了许多理解上的差异。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相对良好的愿望,也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潜在的、令人不安的野心──中国要把世界给“和谐”了。这种战略构想的内在真空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中国在制定后西方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不同的看法。

理想主义的国际社会:赵汀阳的“天下体系”

在中国,过去十年里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认为应当用独特的中国思维来理解“中国的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200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伴随着北京“走向全球”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中国文化也应当走向世界。要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创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构想和全球结构”,以此发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

赵汀阳将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引入了他的核心构想,也就是创建一个地理上、心理上和制度上无私的全球统一体。他认为在这种观念下,中国在本质上是和平、有序、慷慨的,并且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将如此。中国不会重蹈西方的霸权秩序的覆辙,霸权只会为世界带来暴力、混乱和压迫。这种统一的天下体系的建立将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制度,这种制度将重视秩序甚于自由、重视道德甚于法律、重视精英治理甚于民主和人权。

“和谐世界”这一理念将世界划分为以数个大国为首的不同文明体,这些大国各有其自身的社会体系;由此这一理念认为多极世界正在兴起。赵汀阳的看法与之相反,他所谓的统一的天下体系并不容纳不同文明理念共存;天下体系为长远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同时也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倡导一种更为激进的思路,即应把世界“和谐”于中国的理念之下。《天下体系》一书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没能很好地解释如何将不稳定的、充满暴力的当今世界转化成一个和谐的未来世界。

战略竞争者:刘明福的中国梦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2010年出版的新书《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另一种观点。他的观点不同于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官方政策。刘明福认为,要想维持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应追求“军事崛起”,从而与美国霸权相匹敌。因为纯粹的经济大国(如日本)不过是世界舞台上等待军事大国宰割的羔羊,而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由此才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刘明福的《中国梦》一书将国际政治比喻为文明体之间的奥林匹克竞赛,而不同文明体就是由不同的大国所代表的。他认为中国应当利用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来超越美国,从而向全球“冠军”的地位“冲刺”,也就是说,最终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梦》一书并未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视作必然,而是以一种威慑逻辑看待这种冲突:“中国的军事崛起,不是为了打美国,而是为了不被美国打”。基于这种逻辑,刘明福强调中国必须拥有维护和平的军事力量:和平崛起必须包含“中国军事崛起的特征,就是自卫性、和平性、有限性、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由此,《中国梦》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也就不同于中国官方的“和谐世界”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与“建设和谐世界”不同,刘明福的设想是一种大地缘斗争,在这种斗争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正常的、有益的;同时,与赵汀阳超越国家中心型的国际体系设想──天下体系不同,刘明福非常狭义地将国际关系看作“中美关系”;与“和谐世界”和“天下体系”均倡导的双赢不同,刘明福将国际关系视作一种零和博弈。“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没能描绘出一个通往他所构想的和谐未来的清晰路径,而刘明福的《中国梦》则没能描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后应当做什么。《中国梦》一书之所以有极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揭露了伴随这中国崛起而来的矛盾和紧张局势。虽然此书清楚地阐释了中国要成为全球第一的目标,但刘明福在两种立场间徘徊不定:一种是“紧迫追赶的心态”,这种心态将中国的崛起局限在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范式和结构中,并将中国追求的目标定义为“赶超”美国;另一种是“新时代心态”,这种心态强调了在不同文明体(种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中国所具备的独特性,进而倡导挑战现有国际体系。

中国走向全球之路

许多中国官方或非官方的文献对中国未来的描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全球竞争里中国即使不会马上胜出,至少是必然会胜出的。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不太可能赶上美国。相反,中国世界第一的宏伟目标与其尚属平庸的实力之间的鸿沟只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向民众们承诺了不切实际的未来世界大国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宣传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可能会增加中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民粹主义很可能随着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卸任、“第五代”领导班子在2012年的上任而抬头。的确,著名的战略学家阎学通最近哀叹,随着民粹主义的抬头,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些民粹主义者并非安全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许多民粹主义的战略家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种充满敌意的零和博弈、一种两极文明体之间的斗争。

赵汀阳和刘明福的观点之所以颇为引人注意,部分是由于他们相对来说是体制外人士,他们的观点为模糊的官方政策(例如“和谐世界”)提供了一种限定性的参考范围,在这一范围里,官方政策被制定、实施、辩解、进而废弃。

本文所提到的三种观点──“和谐世界”、“天下体系”和“世界头号强国”并未能尽述关于中国在后西方时代大战略的所有观点。但是,将这些观点放在一起审视能让我们认识到,应对当今中国内部对这一问题的激辩的最好方式就是重视正和博弈的、多边主义的官方和非官方言行。因此,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应对中国在各方面的崛起,而是当中国的发展遭遇崎岖不平时,如何避免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弹。

(William A Callahan文/王玉珏译/openDemocracy.net/中国选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