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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粗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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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纪事》等。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1968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

奥登的随笔集,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

当他需要金钱或是面对难以推辞的邀请时,他暂时放下分行的诗歌,写下这些连贯的段落。“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他在第11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电视上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空间的谩骂和煽情,名为海德堡花园的楼盘,书店里积压的成功学,从《货币战争》到《明朝那些事儿》、《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再到山寨手机的扩音器中放出的流行音乐、奥运会的开幕式与拙劣的大制作电影……“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一位朋友感慨说。我清楚她的意思。

我们大多2000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和开阔的,而事物也有其标准。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需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摹仿;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作为一家电视台和一份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只要获得了成功,没人在乎它的不择手段和臭名昭著。所有的界线也都模糊了。你分不清文化和娱乐,高雅和粗劣,创造和摹仿,秩序和混乱,公共与私人,可爱与幼稚,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这是每个时代都共有的问题,还是在此刻的中国尤其突显?

我记得那种批评的快感,我们列举了种种现象,然后为它们都加上了粗鄙的标签。在两杯咖啡之后,带着满足离去,似乎刚刚与一头怪兽搏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年来,尽管写过很多对当下文化的批评,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超出前几年的描述与分析水准。我仍旧习惯排比与铺陈,将庞杂的现象罗列在一起,然后给予它们一个整体性的结论。似乎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越来越习惯在写作中强调姿态和立场。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但是姿态也能吞噬很多。在此刻的社会,那种公然的愚蠢和丑陋太多了,它们不断重复地出现,你可以不断地表明对它们的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背后,却一直使用着同样的逻辑、甚至腔调。是的,你可以从芙蓉姐姐批评到小沈阳,从东莞的白宫谈论到北京的CCTV大火,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了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我行我素。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终其一生,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抗争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但关键是你抗争的对象是否是强有力的,而你抗争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特性。与中国传统的紧张感,曾造就鲁迅的锐利,但他又不仅仅是锐利,他还用无穷诗意来面对绝望。那个传统强大、绵延,很多时刻仍富有无穷的诱惑,他成长于此,想摆脱它,又时常被它吸引,而且在孤独的时刻,它又总是能够提供慰藉,他精心地延展开内心的恐惧、焦虑、依恋和绝望……那我试图抗争的是什么?庸俗的社会现实吗?我的方式又是什么?仅仅是为它们贴上庸俗的标签,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我从那座像是20世纪30年代厂房一样的图书馆里借到了的文选。当写作发生障碍时,我总是去寻找某种参照。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方面,帝国蒸蒸日上,全英国都陶醉在富强的情绪中,认定钢铁和煤的产量,是国家的荣耀所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剧烈的变革,民主改革业已开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仅改变了政治的面貌,也改变了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在谈论一切都是平等的,再没有美与丑、高与低之分。

一些最保守的心灵,比如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新趋势嗤之以鼻,他认定只有恢复贵族传统才能保持文化的水准,而另一些最乐观的人士,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相信,只要保持自由精神,价值观念上的混乱自然会在争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秩序。而马修·阿诺德站立在这两者之间,他承认新的现实已经到来,混乱不可避免,但也强调某种更高标准的指引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希腊与罗马文化中的追求完美的精神。

不过,这一次他没给我太多的鼓舞。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只是由一些既有的元素组成。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你在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选拔现场,发现了某些相似吧;你在网络聊天室感受到的情绪,和你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的感觉也颇有相同的吧……当今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去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而我似乎也在陷入相似的逻辑。每当在理解中国现实遭遇的困境时,我就求助于一位或是很多位思想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过去,大多早已死去。他们也构成一个既有的秩序。历史经常重复自身,而人们也经常遭遇相似的困境,发出的忧虑和寻找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共同的。谁能说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不适合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但是,我的思考也经常在这精彩引用的瞬间,戛然而止。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解现实社会的某种捷径,却很少想象这捷径是否真的能顺畅地进入到现存庞杂的道路上。在我排列出的无穷捷径中,我却找不到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我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与奥威尔来面对我的现实。他们的精妙语言,有时还遮蔽了我的视线,放弃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我需要耐心,需要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需要重新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建立联系。

此刻社会的粗鄙化与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吧?九十年代初,也是个旧文化秩序死亡,而新文化秩序尚未降生的年代。空气中飘荡着厌倦、无奈、不确定还有强烈的饥渴。想想那个时候的繁多文化现象与此刻是多么相似?那些身穿印有“别理我,烦着呢”T恤衫的青年,与今日网络上的草泥马们,不无类似吧;商业化的浪潮,诱惑着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一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那是一次喧闹却失效的讨论,论辩的双方成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姿态的俘虏。经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而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但接下来的十多年中,我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滑落的呢?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兴起,它试图将每个人都弱化为经济人,知识分子没能回应这场巨大的变化;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社会情绪。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的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羁的状态,可以并行不悖,更多的时刻,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