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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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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文扬先生。文扬,著名华文媒体人、自由写作人,《新西兰联合报》社长兼总编。2009年他与旅美学者寒竹合著出版的《中国力》一书被认为是继《中国不高兴》之后的时政力作。

对于中国这个现代化后发国家来说,近三十年来是作为边缘地区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历了被改造和被吸纳的过程,随后初步稳定在了一个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上。

“世界工厂”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劳工作而成功地争取到的一个国际地位,这个地位不是“世界商场”、“世界游乐园”、“世界夜总会”、“世界CBD”,只是一个工厂。由劳动大军和生产基地等粗放部分组成,与环境破坏和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相伴。

自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以来历史上一直维持不变的全球“中心-边缘”格局,正在遇到历史上最为强劲的一轮挑战,而中国正是发起这一轮挑战的一个前锋。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根源。

中国政府将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定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短短两三年时间,国际形势不同了,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紧接着,劳工成本也开始上涨,过分依赖低廉生产成本的模式也将难以为继。对于已定位在“世界工厂”这个地位上而且产能严重过剩的中国来说,仅仅这两大困境,就足以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陡增。

对于一个出口占到GDP三分之一的经济体来说,出口贸易下滑和劳工成本上升这两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大获其利的“机会窗口”即将消失。

不难理解,这个“好景不长”的紧迫形势,并不是因为刚刚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或者中国近年来经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问题,而是一个或早或晚必然要出现的变局,一个想要绕也绕不过去、想要解决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试图求助于主流经济学中现成的理论和公式,或在其它先发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寻找现成的解决案例,在我看来,都类似于缘木求鱼,不大可能有结果。

基本的事实是: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永远都会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而且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永远互为条件——没有边缘地区的被剥削和被掠夺,就没有中心地区的财富积累和经济繁荣;没有中心地区的征服和统治,也就没有边缘地区的被改造和被吸纳。对于中国这个现代化后发国家来说,近三十年来是作为边缘地区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历了被改造和被吸纳的过程,随后初步稳定在了一个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上。

“世界工厂”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劳工作而成功地争取到的一个国际地位,这个地位不是“世界商场”、“世界游乐园”、“世界夜总会”、“世界CBD”,只是一个工厂。由劳动大军和生产基地等粗放部分组成,与环境破坏和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相伴。

原本这个事情就这样了,“世界CBD”的西方领袖们为共产主义中国被成功改造成了新的“世界工厂”而高兴,中国也为自己通过纳入国际经济体系而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而高兴。如果没有其它非常因素和特别情况,一个原来就很落后的、而且刚刚才开放不久的中国,从此作为全球格局中的边缘地区,得体地附属在中心地区的卫星轨道之内,顺从地臣服在西方的主导和引领之下。

但是,一个非常因素和一个特殊情况,大大改变了这个想当然的可能结果,同时也大大改变了全球格局。

1、改变全球格局的非常因素

这个非常因素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国家。以下几个非常的特点使得中国不大可能持久地稳定在被中心地区所安排的边缘地区。

第一、中国人口规模巨大。

现实情况是:一旦中国全部劳动力都作为中国的资源投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而且其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到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其产能必然过剩,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必然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那种在劳动生产率较低、产能不足的情况下所形成“中心-边缘”关系,必将受到冲击,保护主义终将成为中心地区应付巨量物美价廉中国商品洪流冲击的唯一选择,全球自由市场难以维持。

同样也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在中国国内即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这个格局由于得到中国政治体制的保障而更加稳固和可靠。如果可以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边缘”格局(剥削关系)的持续稳定,那么,中国政府实际上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政治-行政手段来为经济增长创造其宏观条件。这就使得中国具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别优势,令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长期保持强势,一种有能力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并使自己成为新的中心的一种超级强势。

第二、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国家。

对于凭“世界工厂”的身份和地位并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来说,国家就类似于一个巨型的生产企业,靠巨量的“中国制造”的出口维持整个企业的发展。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威权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企业型”国家服从生产效率原则的集权管理需要,避免了“福利型”国家服从公平原则的分权政体对总效率的抵消。无论这个适应性是如何形成的,也无论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冲突在国内造成了多大的社会问题,结果是,中国的政治威权体制加上中国自成一体的“中心-边缘”格局,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最有效率的“企业型”国家。

就这样,人口规模巨大,自成“中心-边缘”格局,实行威权主义,终成“企业型”国家,几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这个非常国家以一枝独秀的态势迅速崛起,在并入全球经济体系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边缘地区的一极,一个强大到足以挑战中心地区的一极。

而就在这个时期,在全球体系的中心地区,却又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动荡不定,充满了不确定性。

2、改变全球格局的特殊情况

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与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型”国家在边缘地区高速崛起的同时,中心地区的众多“福利型”国家普遍出现了衰退。

从历史演变上看,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地区、以第三世界为边缘地区这样一个全球格局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在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之初,西方国家靠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当时的英、法、美、德、俄等主要的先发国家,在经济结构上都是“世界工厂”,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世界农场”、“世界原料场”国家,也都是具有全国资源整合功能的“企业型”国家。这些“企业型”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征服将其他国家强行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生产端,使其变成原材料供应基地,在市场端,使其变成其产品的倾销市场。正是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政治经济关系作用之下,最终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地区的全球“中心-边缘”格局。

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在两个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原边缘地区出现了如“亚洲四小龙”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地区)”(NIC),成功进入了“企业型”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中心地区以美国为主的老牌“世界工厂”国家开始向靠信用消费为主的“世界商场+世界CBD”国家转型。

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企业型”国家之前,尽管发生了老牌“世界工厂”与新一代“世界工厂”同步转型的大升级,由于在经济总体上发生了升级的部分相对还比较小,涉及到的国家的范围和人口规模也比较小,全球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西方国家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中心地区,“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体也部分地跻身于中心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或远或近地分布在边缘地区。

但是,正是西方国家向全球经济链更高端环节的集体转型,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在当前这个以主权国家为竞争单位的竞争性的世界中,一个具有强大生产能力、充分扎根在实体经济中的“世界工厂”国家,先天地具有竞争优势,而一旦转型为以消费为主的“世界商场”国家,则必须要靠其非经济的政治、军事、文化等霸权地位来维持其竞争优势。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生产多、消费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是出口部分;而一个国家生产少、消费多,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是进口部分。世间常理:占用别人的消费可以靠公平的商业竞争,而占用别人的劳动则必须要靠不公平、不平等的交易——暴力掠夺、商业欺诈、巧取豪夺、坑蒙拐骗。

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很清楚:当西方国家作为“世界工厂”取得其中心地位时,其经济竞争优势是“硬优势”,即使不靠其他非经济手段,也足以维持全球的“中心-边缘”格局并从中获利。但是一旦西方国家开始作为“世界商场”取得其中心地位时,就必须要占有其他国家人民的劳动,其经济竞争优势就变成了“软优势”,若不靠其他非经济手段就完全无法维持。而一旦其他手段无法奏效,危机就发生了。

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经济作为一种信用欺骗手段,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作为一种暴力掠夺手段,好莱坞大片对全世界人民的洗脑作为一种文化征服手段,Google, Facebook, Twitter等全球性网站作为一种信息控制手段,美国这个在最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消费维持其经济的“世界商场+世界CBD”国家,也在最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军事、文化和知识等非经济手段来维持其地位。而完全不具有相应手段却有着类似经济类型的弱小西方国家,如冰岛、希腊等国,则只有国家破产这一个注定命运。

3、中国的机会与挑战

中国作为最新一代的也是最大的“世界工厂”,一个最庞大、最有效率的“企业型”国家,在当前所面对的就是如上所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形势。

一方面,二战后新一代“世界工厂”与老牌“世界工厂”同步交接、升级这个历史过程,已不可能完整地重演了。“亚洲四小龙”可以在接受劳动输出国地位的同时,接受一个依附性的国际地位,在享受经济起飞成果的同时,接受一系列“不平等交易”的安排。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却不大可能将自己定位为这些小经济体的同类,也大不可能长期接受被西方国家强占其国民劳动的“不平等交易”安排。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借以维持其中心地位、维持全球“中心-边缘”格局的各种带欺骗性的霸权手段,也已经纷纷失效。将非西方国家定位在输出劳动的“世界工厂”国家,将自己保持在强占他国劳动、只消费不生产的“世界商场”国家,这个一厢情愿的安排,也已很难强加在诸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几个“金砖”大国身上。

如此看来,自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以来历史上一直维持不变的全球“中心-边缘”格局,正在遇到历史上最为强劲的一轮挑战,而中国正是发起这一轮挑战的一个前锋。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根源。

世界归根结底是要分为中心和边缘的,中心和边缘之间也归根结底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主流经济学有意避开了这个视界,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偏狭的、技术化的观察角度上,所以不大可能对大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判断。本文只是简单地回归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借用很简单的概念工具,反而可以将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宏大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谨以此文迎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一行到访新西兰。

2010年6月16日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