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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斯.德布雷北京演讲:知识分子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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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雷吉斯·德布雷应法国驻华大使馆之邀,参加“法国文化季”,在法国文化中心发表演讲“知识分子与权力”,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图/曹进)

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多是用笔或自己的思想进行干预,往往没有得到政府公开的许可,就像萨特说的,知识分子是管闲事的人。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管闲事呢?实际上就是针对某个事件,把自己的观点公开。

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个主题实际上是由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提议的,或者是强加于我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知识分子”和“LV”一样被需要

我要澄清一点,知识分子有它的历史,但却是一个新词,它出现在法国,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震旦报》的一篇宣言里——所谓德雷福斯案件,简单来说就是公开抗议一个无辜的人被宣判。

“知识分子”是一个形容词,一个限定性的词。这个和知识有关的词变成一个实意的名词,指的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大学教授、作家、医生、律师、大学生等。当然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也是脑力劳动者中有创造性的部分,包括了自由职业者、职员、技术人员等。

德雷福斯案件构成了法国当时的冷战,它实际上是通过军事法庭宣判一个犹太人出身的上尉军官叛国罪。一方有既定的权力,也就是军队、教会、法庭、政府;另一方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他们孤军奋战,最终获得了胜利——德雷福斯上尉最终得到了他所有的权利,但那是在近十年的努力之后。

具体来说,“知识分子”这个新词是在政治对抗、对立的背景中出现的。《震旦报》的总编是当时的共和党人,反对派的领袖,就是克莱蒙梭,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法国内阁的总理。

虽然“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比埃菲尔铁塔古老,但却是法国的民族特色,可能跟法国的肥鹅肝或者是LV、米其林,都是人们最需要的词。

在其他国家,“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带有侮辱性。比如美国人会说“鸡蛋脑袋”,指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

这个词开始是法文词,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有名的人物,如伏尔泰、左拉、萨特或马尔罗,或者是中国的鲁迅,英国的萧伯纳和罗素,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诺尔曼·梅勒或者是乔姆斯基,意大利的帕索里尼、莫拉维亚,还有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洛夫,巴勒斯坦的赛义德,还有捷克的哈维尔,一位入狱的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

知识分子就是管闲事的人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快被全球化,但我们也要区分开,知识分子和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哲人是不一样的。就像弗朗索瓦·于连说的,中国的道家,其实没有很多想法,不会表明态度,也不会和他人辩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自然。而儒家意义上的文人,是服从于君主的权力,满足于君主的选择,和这种天人合一的官僚主义文人统治的传统比起来,欧洲的知识分子更多是用笔或自己的思想进行干预,往往没有得到政府公开的许可,就像萨特说的,知识分子是管闲事的人。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管闲事呢?实际上就是针对某个事件,把自己的观点公开。所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实际上取决于出版的渠道和方式。

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在法国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

还有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科学界的约里奥·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科学家,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

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可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欧洲产生并非偶然。因为欧洲有非常长的、与当权政府对立的传统。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那时的雅典,公民在中央广场以演说和辩论的形式使民主得到真正的行使。

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以真理的永恒性,反抗当权者,对他们提出异议,最后被判死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苏格拉底是为永不满足的、不可救药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了模板。“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来源,应该提到天主教。因为它的产生在欧洲是作为罗马帝国的反对力量出现的。天主教产生的基础沿袭了犹太人历来的区分,区分预言家和国王、上帝和凯撒。

在君士坦丁堡之后,神权和教权是分开的,可以容忍不同的思想宗派的争论,这跟道家和儒家不一样,非常强调言论的意义和教义的舆论效果。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讲,现代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神学家的无神论后代,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是去天主教以后世俗神职人员的继承人,教士是在高高的椅子上向信徒布道。和尚只是在寺庙的后院里独善其身,但知识分子需要去表达。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反比例

既然“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是复数的形式,我们应该还要提及一些知识分子得以成长的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对于知识传播的影响。

15世纪,中国发明的纸张通过阿拉伯世界被传到欧洲,同时古腾堡又发明了字母的铅字印刷,这种结合让书籍得以诞生。从此,对有思想的人、对政治和宗教、对于言论控制来说,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新教可以说是印刷术的孩子,或一个产品。当时人文主义学者发起并组织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教是一种在宗教领域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运动,发起这个运动的人在当时利用了那个时代产生的宽容心态。这种宽容心态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新教和天主教不断冲突的过程中,社会主张要宽容。

真正的制衡力量出现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证明学者和有知识的人第一次拥有权力,哲学与革命之间形成历史联系。这使得这次革命和以往的农民起义、骚乱或暴乱不一样,在历史上出现真正的理性的胜利。

普世理性每每战胜特殊的混乱,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1949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59年古巴卡斯特罗主义的胜利。还比如说在德黑兰,1979年2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将宗教知识分子推向了权力,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带有一个后缀——主义。

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当政治权力被削弱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增强。在中国的国家政权非常强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会进入有振荡强度的变革时期。

这仿佛是说革命过程的演进需要一些变量,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些不变的规律。我们注意到,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发动并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者们马上就会回过头来攻击知识分子。

我们看到18世纪的哲学家和文人,我们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在精神上为法国大革命做准备。但法国大革命却把像孔多塞这样的人推上了断头台。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后来的斯大林也将知识分子送到了古拉格这样的流放场所。

总的来说,国家、政党或者是一个政党国家,总是希望在一个身体里汇聚老鹰的两个头,一方面是凝聚精神权威,另外一方面是武力;或者一方面是霸权,另一方面就是强制性,使得这个国家不能允许其他权力的竞争,不能有人来竞争这样的权威。以至于尽管这些革命往往从反对贫困开始,最后又陷入所有人的贫困。还有这些胜利的起义者,他们最初总是通过受到教育的人来进行政治反抗,但最终他们又会取消所有的知识反抗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进入第二阶段时,总是会要建立起一个法治国家,把国家建立在社会力量的公开和制衡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共同的法律。

老鼠会慢慢变成猫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欧洲,当然我也要讲一下亚洲,虽然我也许处在并不太合适的位置,但是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是不是社会极为和谐的理想并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兴盛呢?

中国的古代和欧洲历史不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法家统治的时期,有过“焚书坑儒”;也有过儒家时期,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国家的齿轮,变成行政的官员,让知识分子一致服从于君主的思想。但是在我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是让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且,我觉得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在一本杂志当中确定了自己的精神——《新青年》,这个杂志上有一个法文的副标题,la Nouvele Jeunesse。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他们是参考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大陆变到另一个大陆,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但有一个不变量,那就是传播的途径、传播的方式和手段。

知识分子要公开个人言论,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要有扩散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追溯一个媒体的历史来看知识分子的历史,考察知识分子自身如何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的媒介途径。从中可以看出,任何政权都试图来掌控传播渠道,比如说每一次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媒体的时候,国家就会马上出场来建立一个立法的网络,以便从技术上对媒体进行控制。

在苏格拉底时期或者是天主教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是受到控制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有话语垄断权,在教堂的讲坛中,只有教士是惟一被许可在大众面前演讲的。随着技术的变化,人们开始慢慢地有一些自由的舆论,然后到20世纪出现了电视台、广播电台等,现在是互联网。

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也就是刀剑和精神。他还补充说,刀剑总是会被精神战胜的。从一个武力者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是很矛盾的。他这样一位皇帝并不是生来就赞成战争的。但是我们看到拿破仑还是试图掌握所有的传播途径,比如说他有很多禁令,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所以在拿破仑时代,他组织国家的方式是使得国家没有力量的冲突。

刀剑当然是政治权力,而让精神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传播载体。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书籍,当时的法国王朝很快对书籍有严格的控制。18世纪是印刷术脱离国家控制的时候,很多人去瑞士、爱尔兰、荷兰偷偷印刷,然后走私。当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他们都很依赖于书籍的交易和运输。

后来又出现了很便宜的报刊,也在18世纪受到控制和国家的查禁。结果是报纸越来越多,报刊出版越来越发达。20世纪的电视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今天我们也看到互联网面临同样的处境。

这就像猫鼠游戏,猫就是政权,老鼠就是这些小小的媒体,刚开始的时候老鼠是可以被忽视的,后来慢慢膨胀,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老鼠就会变成猫,也就是说它们会获得权力。历史地看,力量小的也许能战胜力量大的。

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

当我们回顾了近一千年发生的事情之后,在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当中,我们发现技术总是获胜的。那马克思对此事怎么看呢?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个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当时并没有对此进行思考,因为他没有给知识分子很重要的地位,尽管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他也当过记者,写过很多小册子,但是他并没有预见到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工人运动和工人党派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马克思讲到了一些由工人组成的工人党派,他提到的这种先进的工人阶级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组建的社会党的基础就是这些人。

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在量的基础上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建立在质的基础上的制度是社会主义。

在这些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生活主要是以质的价值来进行衡量,比如说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这些价值是他们所重视的。因此这些人很自然地会与一种建立在量的利用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相敌对,他们与资本主义之间天然缺乏共同的情感。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些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诞生了这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吸引了这些知识分子。这些人很有想法,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他们不仅是被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公正的理想或者是科学观所吸引,同时他们也是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建设一个不是建立在金钱与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

今天,整个生活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传播的途径已经在改变,文学在衰退,出现了电子学、信息科学、自动化、生物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成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成为专家可以不需要知道列宁或者雨果。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讲,也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分子的绝唱。

现在的人相信技术的救世性,根本不去管环境保护的问题。

当然也还有一种模式,就是相信投入政治的时候需要感情化、集群化、宗教化的投入方式,每当这种投入方式达到顶端的时候,最后都掉入深渊。媒体自身的特性在于繁殖性的增长,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这些在15世纪就已经成形。政治偏向于领土性,而传播则打破了空间的界限。原先政治是害怕技术,但是技术不一定会产生对政治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则是想象性的威胁。

政治如何应对媒体的轰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禁止个人使用媒体,另一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媒体,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后一种方法。

从某种角度上说,极大的信息富足导致媒体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

当然,言论完全自由的话,知识分子就不能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现,因为这失去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严格要求的情境。由此生发开来的是,知识分子仅仅是发明一些“口号”,成为某种点缀。

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的敌人好像越来越少。列维·斯特劳斯在生前的最后几场讲座中说过,自由要想有实质内容和意义,就不能空洞化。自由永远都意味着一种相遇,一场决斗,是要去战胜对方,所以需要遇到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障碍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根据录音整理,由陈卫星审校/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