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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平民首相的政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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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脾气这些年温和了,但骨子里的战斗精神仍未泯灭。”熟悉菅直人的人说。

菅直人决心要建立一个把“将不幸降到最小的社会”。这也成了6月8日就职演说的第一句话。“政治的作用不在于创造幸福,在于减少不幸。”

菅直人有个三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做国会议员,第二个十年塑造与自民党抗衡的势力,下一个十年夺天下。”如今,他做到了

6月8日晚,日本新首相菅直人的官邸,灯火辉煌。被菅直人称为“奇兵队”的新内阁闪亮登场。和去年9月的时任首相鸠山的组阁队形相比,64岁的菅直人只是向左挪了一步,站到了正中央。

但这一步,助他实现了三十年的梦想。

从田野乡村走出的首相

“很多日本首相是‘世袭的’,而菅直人是‘非世袭的、草根型’。”荷兰政治学者卡雷尔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多年前,卡雷尔曾以“政府的说明责任”为题和菅直人进行过对谈。几年前,菅直人还曾专门赴荷兰参加了卡雷尔的婚礼。卡雷尔评价菅直人“是一个从普通市民中走出来的百姓宰相”。

1946年10月10日,山口县的一个乡村,菅直人出生在那里。纯朴的民风、美丽的田园风光,伴随菅直人走过了童年。和很多东京的孩子不同,菅直人从小也许没见过高楼大厦,但他目睹了农田里辛勤的乡亲父老。

“听到他当了首相,作为他曾经短暂学习过的学校,我们感到很荣幸。这对在校生也是个激励。当首相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希望他努力!”山口县立宇部高中的教导主任对本报记者表示。

来到东京那年,菅直人17岁。从山口县的高中转到了东京都市小山台高中。那是一所非常重视理科教育的学校。那年考到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有60人,菅直人是其中一个。

屡败屡战抗打击能力强

“菅直人很受现在五六十岁左右的选民的欢迎。因为都是团块时代(日本战后第一个婴儿潮)的人,血管里流淌过反战运动的热血。”日本前众议院长老议员秘书梁田说。

的确,菅直人也曾热血冲天,但冷静是他的表达方式。和那些举着大旗高喊反战的“愤青”不同,菅直人没去振臂高呼,而是在大学里创建了现代问题研究会,并身兼大学改革推进会议的学生干部,用平和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斗争。

毕业后,菅直人选择了从政。他没有去苦敲议员大老的大门,请求他们收为弟子,而是选择走到女权运动家市川房枝的身边。“市川是当时有名的市民运动家。那个时代几乎家喻户晓。”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和菅直人有着20多年交情的五十岚敬喜教授向本报记者介绍说。

那时,大家经常看到年轻英俊的菅直人和年迈的市川并肩战斗。菅直人的政治才华也逐渐展露。“他太聪明了,以至于看不惯别的助手动作慢,最后都是菅直人一人包揽。所以我们都喊他‘暴脾气’,但决不是说他欺负人。他还是很重情义的。”和菅直人一起参与市川竞选工作的下村建一告诉本报记者。下村说,有一次一个朋友要开咖啡店,店里找不到插销的插头,菅直人就满屋子地帮忙找。

1974年后,菅直人协助市川成功当选参议员。

轮到自己竞选时,却并不顺利。三选三败,第四年才被选为众议员。“后来在民主党内,菅直人也是几上几下,挫折成了常态,这造就了他强大的抗打击能力。”五十岚说。

“靠脚”立了100多部法律

初任众议员,菅直人又选择走自己的路。他的胸前,不见大党的党徽。“无所属”是菅直人的名片。从市民运动中,菅直人总结了一个铁律——不一定倚在大党下才能做大事,众议员是国民选出来的,而不是某个党内的螺丝钉,要为国民多做事。

菅直人的武器是制定法律。“能提出那么多立法议案的,在日本政治史上,除了田中角荣外就数菅直人了。”五十岚说。“不能只停在嘴上反对,一定要提出具体的解决案。”这是菅直人的另一铁律。

五十岚被称为菅直人在都市政策上的智囊。他和菅直人一起,制定了《土地基础法》、《都市计划法》和《河川法》三部法律。“菅直人不是那种呆在办公室闷头整理的人,而是深入生活实地调查的人。他立的法是靠脚走出来的。而且,菅直人在提出法案时,很有主见,绝不人云亦云。”五十岚回忆。

在菅直人的带领下,民主党在野时期,共通过国会制定了100多部法律,这些成为挑战执政党的利器。

10多年后,除了出任民主党内重要职务外,法政大学《国民主权论》客座讲师成了菅直人的第二职业。“很多议员都是退了休后才去大学,而菅直人却在最忙的时候走上讲堂,一下子坚持了三年。一方面,他喜欢和学生现场交流,另一方面他也想借机梳理一下自己的政治思想。”把菅直人介绍到大学的五十岚说。

下课后,菅还将经常和学生们去“喝一杯”,丝毫没有政治家的架子。五十岚说。

和官僚们斗到底

“(2009年9月16日,)站在国会的主会场,看到民主党议席占了480席中的308席,太壮观了!心中无限感慨。我刚做国会议员时,只有三个同事。29年过去了,同志增加了100倍。”菅直人在去年出版的自传《大臣》增订版中写道。

从最初“无所属”的孤单,到随后组建三人在野党“社会民主联合”,再到和自民党等成立联合执政,菅直人一步一步从边缘走到了政治的核心漩涡。而他的梦想始终没有变。“我深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已经缺乏改革的动力,政策制定权被官僚所操纵。只有靠在野党的胜利才能结束这个状态。而我,要亲手培育这样一个强大的在野党。”菅直人曾经说。

菅直人有个三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做国会议员,第二个十年塑造与自民党抗衡的势力,下一个十年夺天下。”菅直人的最终目标实现了。然而,“成为首相不是目的,是手段。”菅直人经常和下村说。

作为国会议员,菅直人曾多次向官僚制度发出挑战。厚生省下面有一个中央药事审议会,专门对治药公司的药物进行检测。1981年,菅直人怀疑审议会成员中可能有药物公司人员,就向厚生省提出公开审议会名单的质询书。但厚生省一直拒绝。菅直人就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公布,我就不提前把议员提问书给你们。”在日本国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国会答辩前,议员都要将问题单提前给各部委看,以便他们充分准备答辩。

这招还真灵,厚生省乖乖公布了名单。而菅直人也证实了他的怀疑。

第一个向市民下跪的大臣

很多人说菅直人是个暴脾气,其实这源于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弱者的立场。一位熟知菅直人的日本同行告诉记者。

1996年,菅直人被桥本内阁任命为厚生大臣。他曾经抗衡过的地方,如今成了他的主战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身处厚生省,他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官僚内部世界。“永田町(国会)成了霞关(各政府部门)的殖民地。”

在日本,很多基础政策都是各个部门的官员制定的。而大臣往往只扮演一个最后签字的角色。因此,在国会答辩等很多事情上,大臣不得不依靠官员。这也助长了一些官员的官僚气息。但菅直人就要改变这个现状。

“众议员都是国民选出来的,众议员又选出了首相。首相组阁选出大臣。虽然是间接的,但是大臣实际上代表的是国民的利益,而不是所在部门官僚的立场。”菅直人的这一理念,伴随他走过了作厚生大臣的300多个战斗的日夜。

任厚生大臣时,他雷厉风行,敢做敢当。1980年,日本出现了400多名血友病病人因接受同一种药剂治疗而感染艾滋病的案例。对药物负有监管责任的厚生省工作是否存在漏洞?官僚把几份资料摆在他面前,“这就是咱们部门对此事件的意见。”言下之意等于要求菅全盘接受。“我要自己调查。马上给我成立专案调查组!”菅直人随手将资料推到一旁,大声吼道。

后来的调查证实了厚生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菅并不满足于此,他还主张除去显示患者隐私的数据外,其他调查资料全部公开。

菅直人对官僚犯下的错深感痛心。他也是第一个向受害者下跪的大臣。“正是因为他和市民站在一起,才掀起了厚生省的行动改革。”当时的受害者花井十伍回忆说。

艾滋病案的铁腕处理,让菅直人一夜成名,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政治家。但是,很多类似的故事还鲜为人知。“菅直人还曾经和患有麻疯病的病人一起泡澡。他想用实际行动改变大家对麻疯病是传染病的偏见。”五十岚告诉本报。

“憎恶决不丢”

五十岚还向记者披露了一个细节。

在日本的高野山内,隐居着一位90多岁的智慧老僧。面对菅直人,老僧曾说,“请丢弃所有欲望吧。”菅直人没有点头附和,“什么能都丢,憎恶决不丢。”菅直人所言的憎恶,包含了和官僚作风斗争到底的决心。

菅直人的反官僚不仅体现在自身行动上,更身体力行,将其制度化。1996年,和鸠山由纪夫共同创建民主党时,菅直人担当了具体执政纲领和政策起草的工作。“由官僚主导变为政治主导”这一信念也被写入了执政纲领。

此后,菅直人还专门去英国考察政治主导的具体做法,回来后提出组建“国家战略局”的设想,要将决策权收归到内阁。

“暴脾气这些年温和了,但骨子里的战斗精神仍未泯灭。”熟悉菅直人的人说。

理性思维、现实主义的菅直人,也有其理想化的一面。高中时,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书对菅直人影响深刻。那本书描述了一个失去爱情、思考和创造力的世界。读罢,菅直人就决心要建立一个把“将不幸降到最小的社会”。这也成了6月8日就职演说的第一句话。“政治的作用不在于创造幸福,在于减少不幸。”

理想和现实并不是一对反义词。菅直人明白,通向理想的道路,叫做现实。“今后他一定会在不迷失梦想的前提下,采取极为现实的政策,迎难而上。”下村说。

(郭一娜/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