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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旗帜网:评茅于轼纪念王佩英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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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文革中的批斗大会。

壮气横秋,谎言可笑
—一评茅于轼纪念王佩英的讲话

最近,在网上读到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集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纪念讲话》),令我义愤填膺,盛怒难消。作为一个解放后追随毛泽东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感他的话说得太过头了,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陈述革命理论,以正视听。为此,我特意从网上将其原文下载,反反复复,细细地品读。我认为,《纪念讲话》是茅氏按捺不住几十年积压的、以为时机已到,乘时所作的一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心理发泄。可谓裸心托盘,骨髓之喷,毫不遮掩,煞是情真意切,深怀蛇蝎毒狠,满篇充满着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刻骨仇恨,杀气腾腾。茅一开始就上纲上线地说:纪念王佩英“不但对于我们这些她生前的同事,邻居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对于中华民族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而且伟大的意义”。于是他就信口雌黄,大讲纪念王佩英的“意义”来了。他作的是纪念王佩英的演讲,他怎么评价王佩英其人其事,那是他个人的事,只要他不因此生事而乱天下,我们不必管他。古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茅于轼与王佩英臭味相投,吞吐自然无异,不足为怪,也不足我们动容生气。但是,他作为一个大学者,俨然不顾起码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肆无忌惮地教训起中国人民,用心十分险恶地给中国人民上起政治课来了,并公然向中国人民发出诋毁毛泽东、仇恨毛泽东、清算毛泽东、问罪毛泽东的号召,向中国人民投下了一道宣战书,要挟中国人民必须接受他那一套说教,否则中国就“不能够顺利走上光明之道”,那就不能不加以严正地回敬。正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好一个大师,好一篇“纪念演讲”,它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一连串信号,释放了众多的毒素。它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重视这个信号,认真剖析其毒素的具体成分,敢于效法茅先生,也来个开怀畅言,对于他提出的挑战表个态,别在这场他挑起的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而且伟大意义”的斗争中站错了队。

可以说,茅于轼攒足了恶气,在《纪念讲话》中,把现代汉语中能够找到的,可以用来对文革加以妖魔化的一切词语都派用上了。他恶狠狠地说:“文化革命这场浩劫是对中华民族极大的犯罪。不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像王佩英那样的先进分子,而且由于人和人斗,把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上,生产大幅度下降,百姓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经济几乎崩溃。尤其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物,凡是能够移得动的,拿得到的,像古书,古画,古家具,金银玉器,统统都毁掉。搬不动的古建筑,统统都砸烂。这是一场动员全民族最彻底的文化消灭。在人民的道德方面,鼓励无情杀戮,彻底取消人和人的同情心,把人性善的方面给予绝对的否定。存在的只有斗争,杀戮,暴力。所以这才有对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这样的残暴非人之举。那时候人变成了狼狗,只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去咬人。真理已经泯灭。中国淹没在黑暗之中。”“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贯彻的。顶多再加一个四人帮。他们加起来不足几百人,竟然能够运动七八亿人口,使社会彻底颠倒过来。过去人都说,责任在毛主席和四人帮。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有一半的责任在老百姓。如果四人帮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有人响应他们。所以文革之所以能够搞起来,和中国百姓的无知,恐怕有关。不说人人都像王佩英,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我想文革就搞不起来。所以说,我们要躬身自问,在这场浩劫中自己有什么责任。今天我们纪念王佩英遇难40周年,更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文革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否!这绝不真实,而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完全是一派谎言。无知与良知相对。茅于轼不是说,中国人民参加文革是出于“无知”吗?那么,你如此精明,就应该指出,看文革及其出现的问题,必须做到有“良知”。人所共知,“良知”者,就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心理状态,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一种洞察和理解历史的智慧。习近平最近著文说得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见《新华文摘》2010第10期)这就是说,必须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地把整个文革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辩证地加以考察: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中间发生了哪些事?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样解决的?后来的历史与文革是一种什么联系,给了中国人民什么回味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对文革做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合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有助于中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教益而更好地前进的结论。

首先,必须深刻认识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就是说,文革是毛泽东个人脑袋一热,制造出来的,还是国际国内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内外走过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示天下:苏联党和政府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控制以后,通过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走上了颠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一代一代修正主义者,跟随赫鲁晓夫愈走愈远,致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国际共运因苏共领导人的背叛、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不信马列主义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也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并且蠢蠢欲动,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并及时地且颇具艺术性的工作,拨开迷雾,阐明真相,使这些人未能走得更远,或者说,使一些人巧妙地隐藏起来了。众所共知,作为党内高层领导的刘少奇一伙,怀着对民主革命的浅薄认识,本来热衷于资本主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看成以往剥削制度内部的换朝术:认定建国就是革命成功,应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从此可以做官发财了。所以,在建国前夕,刘力主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富农经济,鼓吹资本主义“大发展”,中国“需要剥削”,“越多越好”,“剥削有功”,与党的共产主义宗旨、中共中央全会确定的对私营资本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大唱反调,是毛泽东的说服教育而使他们“勉从”之。对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主张,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当然觉得其语言“如同己出”。于是,在国内因赫鲁晓夫背叛、撤走专家、逼我还债,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方从旧社会废墟上漫步集体化且立足未稳,一些人又在指挥上出现了急躁、狂热、浮夸风、共产风(在这方面刘少奇功不可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确实问题成堆,农村经济生活因而遭受空前的困难。农村经济欲往何处,党内发生严重分歧。刘少奇一伙鼓吹“三自一包”。如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暂且退一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鼓吹者,则硬要把它们当作党的战略决策转变,并以此作为救农村的根本法宝。这是从农村走出来、深知中国农村苦难根源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大砍合作社的做法。因为它违背党的宗旨和全党确认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针、路线。在经济建设上,究竟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还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伙也是针尖与麦芒相对。对于他们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主张,毛泽东进行了不懈地斗争,而因为刘少奇一伙的“检讨”以退为守地顶着,收效甚微。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不能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人、死人、洋人统治着,而应该由历史的主人——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体;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能让学生读死书,除了读书,特别是文科学生,还要上社会大学,与实践相结合;卫生部不能成为城市老爷部,卫生医疗要下乡,要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科技要与教育、生产实际相结合,不能只是依靠专家,要从实验室走出来,同群众、同工农相结合;出版界要创新,不要出封资修的东西,要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宣传共产党的事业。毛泽东并且依据详尽的事实告诫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很激烈。针对国际国内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向形势状况,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适时地发出警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好复杂性。有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或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语重心长、反反复复地告诫全党: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要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还及时总结了社教运动的历史经验,针对刘少奇一伙曲解社教的本质,把社教说成是解决“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高度,主持中央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创立。从而明确了中国反修、防修的根本任务是警惕和防止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在1967年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文革的历史大背景。讲文革不讲这么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渊远,不讲这样一个浓重的历史背景,必然在根本上颠倒是非,混淆视听,这才是真正的理论“无知”。

其次,讲文革必须讲文革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说,必须说明在文革中,刘少奇一伙始终曲解毛泽东领导全党确定的、以反修防修为宗旨进行文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运动必须掌握的重点,千方百计转移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方向,力图保护自己免受冲击。起初,他们通过彭真抛出《二月提纲》,妄图把斗争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而在中央确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只允许揭发批判他们扔出来的所谓黑帮(请注意,层层扔出来一批黑帮,例如我们哈师院党委,扔出了一名副书记和所谓八大怪——历史系八个教授、四个中层干部——这是文革初期的普遍现象),而不允许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走资派,在全国上上下下制造了举世闻名的“舍车马保将帅”的大行动,力图把水搅混。他们暗示黑帮,只要有将帅在,就有回天术。因此,在揭批反动学术权威时,是他们引导群众扩大了打击面,并且扭转了批走资派的根本方向。其后,当群众起来揭发走资派时,他们又祭起镇压文革的路线——后来命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派工作组,作为他们的打手,把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主持制定了带有宪章意义的“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拨正了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众所周知,刘少奇坐镇指挥,派夫人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一伙人保自己,一夜之间她以“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反党分子”、“变色龙”、“小爬虫”等各种帽子,“大抓牛鬼蛇神”。在清华抓出“小鬼”逾千人。北京24所高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有上万名学生、数千名教师。得令“中央文件”和北京示范的地方领导人,闻知北京如此火爆,便效而仿之,而那些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省份,捡起鸡毛就是令,大刮镇压风暴,就更不在话下了。比如,地处边陲、不到3000名学生的我们哈师院(现哈师大),被抓的师生达180余人,其中学生162名,政治系师生占18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14名教师,被抓的竟超过大半以上。在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被划为三类、已经打入另册的“待观察”、“待审查”的“危险人物”。高皋在《“文化大革命”10年史》一书中惊叹“这一比例或许并不亚于反右运动”,确为一句实话。请问:刘少奇一伙,地方各级领导人,离开“五一六通知”确定的方针、离开文革的路线,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他们抓小鬼,情有可原,而教师、学生扯旗造反,就大逆不道,罪不容恕呢?必须严正指出,由于刘邓一伙推行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引出了两大后果:一方面他们把各级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和许多党的积极分子,捆绑在他们的战车上,使之得罪了广大群众,成为文革的对立面,而因此被广泛地受到冲击。其中一部分人,加上平时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这样成了群众对他们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根据刘邓发出的“中央号令”,镇压得凶而狠,就使受压群众反劲也特别大。一边自恃镇压右派有据,有刘少奇一伙撑腰,以党压人;一边不服千古奇冤,状告毛泽东,起来造反。两条战线,时间愈长,相持愈久,后果愈严重。压迫愈大,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公开的殊死决斗。在进驻我们哈师院化学系工作组的记录本上留下了他们掌握“右派学生”动态这样的记录:“××怕了,说话也糊涂了,精神不正常了”,“××非常紧张,……我也完了,有死的心”,“×××就是哭,谈不出具体问题来”如此等等。现在人们读这些记录还感到毛骨悚然,后背冒凉风。后来这些同学效法北京红卫兵,也起来扯旗造反,当他们得知毛泽东支持造反并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时,那种要自由、必须决死斗的巨大反抗力,就成了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对给他们整理黑材料的系领导、班主任、党团员做出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这正是正义的回归!人道的回归!人权的回归!我院某系的一名女辅导员,因为整学生黑材料惹得民愤极大,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因为我们坚持做揭批人的工作,才在大会上免于剃鬼头。这就是五十多天的高校白色恐怖。讲文革不讲这五十多天(这是北京一地的时间)资产阶级专政,不讲以后这条路线的炮制者、推行者、执行者继续捣乱、反扑,就说不清道不明,造反派是如何迅速在全国演成燎原之势,震撼河山;全国大串联又是怎么搞起来的,怒潮难遏;为什么造成对领导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这么大的冲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又为何各地出现了不同的群众组织,打派仗难解难分,直至上升为武斗,变成全面内战?

再次,讲文革,还必须依据历史事实,对于具体问题,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通过调查,做出有依据的历史性的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坚持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积极的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文革初期两个司令部的公开化,特别是各级党委、各级政府领导人因为执行了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而逼得群众起来造反,使自己的指挥失灵,于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乱了。在此之前,那些已经在历次运动中被贴过标签的敌人,学会隐蔽了,而那些伪装得很巧妙的人民敌人,便乘机疯狂活动起来,制造或挑起各种事端。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人们的思想基础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产生个人复仇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被压制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更容易激动、偏激、片面,更容易被人利用。加上党内不少干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同时,由于中国长期缺乏民主,党内“驯服工具”(刘少奇)论。对于来自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造反运动,其中许多说法、做法,例如造反有理、自己教育自己、各种问题见诸大字报、踢开“党委”闹革命,还有开斗争大会戴高帽、大弯腰……,等等,又联系反右斗争,虽然感到正义燃烧,有许多不同于右派的基本提法,但还是感到很不理解,使他们觉得害怕;他们看重的是一些表面现象,感到共产党的威严没有了,自己的地位不保了,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保守派、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那些隐藏在人民中的敌人,则扇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力图把水搅混。而党内走资派,唯恐烈火烧身,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驱动党的积极分子,极力把运动引偏,即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四旧”,立“四新”,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封建迷信和旧文化方面,这就是他们的发明。其中突出的做法就是烧旧书、砸四旧、破旧文化,等等。其主要的方法,就是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中学生上街反四旧。这就使文革运动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须知,反四旧这样的事算不到造反派身上,更不能将其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因为这些事发生在1966年8月中旬以后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当时各地造反派还属于少数派,正忙于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忙于清理黑材料、谋求自身解放,不能分身到社会上“扫四旧”。例如,在我们哈尔滨,指责文革的大逆不道,莫过于捣毁南岗喇嘛台——一座白俄罗斯教堂——这件大事。此事早已真相大白:1966年8月23日,全市官办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头头、全国劳模苏广民领着一些中学生,带着成套设备用大半天时间迅即拆除的。今天,在茅氏问罪捣毁文物、罪不可赦之时,就我们哈尔滨这件事而言,我倒觉得值得探究的有这样三点:一是一向做事谨慎的苏师傅,怎么忽然间有那么大的反劲,能调动那么多现代工具?二是作为省会城市,这件事的推波作用到底有多大?三是这件震动全国的典型案例、令人发指的捣毁之举,为什么原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人,在气势汹汹追查打砸抢的当初或至今,却无人出面要求对这件暴力事件追究元凶,而不了了之呢?

还有,关于烧书的问题,我也讲一件事。最近,我收到哈师大图书馆馆长一封信。他这样写道:“近期有幸拜读了您的回忆录《秋梦追思》,很感谢您在文革那个年代为保护咱们学校的珍贵古籍所做的贡献!在那个历史瞬间,是您挺身而出才保存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这批珍贵古籍,这是师大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在2009年被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如今,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大门口,也赫然挂着“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一个是黑龙江省的图书馆,一个是哈师大的图书馆,颇具典型意义。据说,全国图书馆得此殊荣的,数以百计。所以,明晃晃的事实说明:茅氏的所谓文革“尤其是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物,凡是能够移得动的,拿得到的,像古书,古画,古家具,金银玉器,统统都毁掉。搬不动的古建筑,统统都砸烂。这是一场动员全民族最彻底的文化消灭”,其实是以偏概全的伪命题、无耻谰言。

还有,在我们黑龙江省,1967年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成立,我们就大力抓干部解放,分期分批结合了原省委、省政府、省人委一大批领导干部,全省一派大联合、大团结,呈现一片曙光。潘复生主持工作以后,拒绝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批评建议,将不同意见的造反派,打成“反革命逆流”,在周总理主持下,黑龙江两派实现了大联合,潘复生也做了检讨,可在回省后,又将这些反对过他、批评过他的人,再次打成“反革命”。他大反右倾,搞派性清队,大抓漏网走资派、“三特一叛”。1968年8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一路反右倾,凭着听一两次汇报,就当场发指示,抓斗争,撤干部,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五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他罢免,已经结合的38名局级干部被他拿掉31名;到黑河地区,他撤掉了六个县革委会主任,直接发令撤掉了2160名大小队干部。据统计,以反右倾名义,全省批斗大队以上干部29000名。1969年九大以后,潘复生又将打人的大棒,指向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残酷打击参加支左的军队干部。至此,在黑龙江形成打击军、干、群三个一大片的严重局面。这些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并多次传话、警告潘复生。但是,潘复生置若罔闻,越走越远。1971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中央派陈锡联为首的工作组,通过批陈整风的三级干部会,揭发批判潘复生执行了一条破坏性的路线。经查证核实,潘复生曾被捕投敌(请注意:打倒四人帮后,中国革命中的叛徒案一笔勾销,潘复生的历史也因此予以平反了)。就是这个潘复生,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例如将揭发他的历史问题的欧阳钦之子欧阳相打成“反革命”而被迫害致死;一个不留神的普通百姓把西瓜皮扔到了潘复生住宅的门前,被他打成“反革命事件”,致使该市民惨遭牢狱之灾,受尽了迫害;如此等等,罄竹难书。

够了!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说明,只要坚持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乃至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各个阶段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能够分清来龙去脉、查明问题、明确责任,引出正确的结论,科学地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的。但是,某人心里有鬼,提出要“宜粗不宜细”,导致别有用心的人,把文革中的各种问题、恶性事件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就把曲折、是非、恩怨完全弄颠倒了。

最后,讲文革,还必须联系现实生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一番深刻地反思,就更能清楚地对其做出有依据的历史性的分析,得出与茅氏精英们根本不同的结论。30年来的历史表明,为了推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几千年来的古训,取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方向,急于全面否定文革,通过改开的总体设计,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渐进地式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地改造,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只剩下一块牌子,骨子里已经变了质,业已成为天下共知的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自己打造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同自己对抗。这个集团正在全面地、公开地向中国共产党宣战,宣扬要毁掉毛泽东,要共产党让位或更换共产党的招牌,公开实行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以改开的名义,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沦为富人们(应读作资产阶级)救济施舍的对象。

最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写文章揭露了这个事实。请看其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文章说: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是“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url]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是“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文章说:“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及其多寡。因此,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什么分配失衡造成的,而是资改开取向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失横的必然结果。那些期望通过调整分配机制来缓解社会危机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历史就是这样铁面无情,它证明邓小平是个不思悔改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革他的命,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曾经帮他设计了一个他可以不当走资派的好方子,他不干;后来的历史又给了他一次良机,可惜他不仁,而未能选择。这是因为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了他广大的心,也决定了他的智,决定了他的魂。他决心要和毛泽东较量较量。结果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了,一切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丑恶现象都回来了,还了一个毛泽东清白,也还了邓小平一伙真相!对此,中国人民的许多外国朋友,看得分明、也说得公道。为众所共知,本文就不再赘述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通过亲身经历和反思,越来越认识到资改开的本质。于是,红歌四起,怀念毛泽东,怀念社会主义,谴责资改开,成为一股热浪,一波高于一波。

这是茅于轼未曾想过、也不敢承认的历史真相,于是他们急不可耐了,跳出来做最后一搏,试图用谎言来遮掩他们的恐慌。他的骨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再述。

由此看来,这样四个问题是无可置疑的:一、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高瞻远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二、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千真万确,双方箭在弦上;三、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一伙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次公开的反复较量,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永不翻案”为标志,被迫处于退守;四、他在毛泽东逝世后,乘时否定文革,放开脚步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和平演变,社会转型。

这就是革命辩证法的神奇:事物发展的历史演变总是同论理的逻辑思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唯物辩证的历史发展、论理的逻辑推理,二者雄辩地证明: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容否定,而且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就使得茅于轼关于文革的谎言不攻自破。正是:
壮气横秋,谎言可笑!

我在《秋梦追思》的自序里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人们掌握的事实、资料以及看待他、评价它的脚位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和结论不同,这原是正常的。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我认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会认定我的这个体会的。学者郭传志说得好:“中国要前进,绕不开‘文革’”。所以,国内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把一切仇恨、一切最恶毒的语言集中在妖魔化文革上,其根源盖出于此。茅先生自己愿意站在仇恨文化大革命一边,有什么法子呢!

(范正美)

评论

  • 雨荷 说:

    人脑竟能从概念、逻辑到推理被洗得如此彻底,不佩服我党宣传工具之强大!

  • 良知 说:

    只有政場,沒有善惡之分
    40年,整個中國在進步,作者在原地踏步
    不奇怪,至今日本人支持二戰者大有人在,等同中國之仍存文革餘孽!
    高度懷疑此等人就是文革裏得權得勢,作威作福,魚肉善良之輩,
    故文革乃毛的時代對他們來説是最值得懷念的
    因他們就是參與者, 得好處者,

    王佩英乃中華民族的脊樑,
    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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