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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辉:射杀法官真因遭遇司法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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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湘滚动消息,今日上午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办公楼内,一男子持枪扫射,导致三名法官当场死亡,三人受伤,嫌凶当场自杀。据知情人士透露,嫌凶名叫朱军,是当地邮政储蓄银行的押钞员。至于为何枪杀法官,有人称该法院曾于两年前办理过一宗与之有关的执行案件,该案执行情况早已到位;而今日扫射的六名法官,均与当年的案件无关。

这条爆炸性新闻,再度让我们意识到,这是怎样一个风险社会。真相未明之际,坊间总会有种种传言,官方也因势而不断辟谣。我不无寒心地看到,一些网民的留言充斥着暴虐的气息,对如此滥开杀戒竟然叫好,理由则是推定当事者必有司法不公的遭遇,非如此不足以泄其冤屈。

坊间流传这样的推定,符合鲁迅所言的“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然而,这样的揣测对于死难者形成另一种不公:他们不仅在一场蓄意谋杀中被随机选中,最无辜的牺牲却没得不到最起码的怜悯;还将继续为此承载人们对其代表的职业阶层的普遍怀疑,让“遭遇司法不公”成为根本无法预料、却完全可能重演的下一轮无辜杀戮的理由。

前时,我们尚在震惊一连串屠戮小学生的血案,以为风险系数最大的是那些抵抗力最小的群体。现在,我们从杨佳与朱军他们对警察与法官的大开杀戒中,看到的则是这样一个风险社会,杀机遍布而无从预知,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以承载某个陌生人的积怨已久的暴虐倾泻。

对一个风险社会的治理而言,奢望单纯通过法治手段加以解决,是一种头痛医头的懒汉思想。尤其是当这套规则体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体质无法接榫,鼓吹和欢迎它的人也可能各怀鬼胎并且事实上也各得其利,它发达的外观越是美轮美奂,与人们对它的寄望也越可能格格不入。我们能否在此基础上,将问题的根源看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

基于风险社会的随机性,作为一种事后揣测的“遭遇司法不公”,自然只能算是积重难返的问题库中的问题一种,看上去像是它在昨天造就了杨佳,在今天造就了朱军,在明天可能再造另一个杨佳或者朱军;但其实,它也不过是一截引子。

(法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