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崔卫平:我为什么被喝茶

p091228118
本文作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2009年3月17日下午在捷克查理大学中文系为学生们演讲。(摄影:黄频/中欧社)

我知道不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人。但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做过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是我本人,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每当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我心里就想,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才合适,那就是“你为什么总是妥协”?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我所遭遇的“妥协”及“挫败”的经验,远比“勇敢”多得多。

(解释这个“为什么要妥协”的问题,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先打住。)

我还知道,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勇敢”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鲁莽”。这个是我真正所要考虑的。因为我不喜欢“鲁莽”。我身上“苏北人”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最能够体现得出来,我指的是一种双面性格。一方面,这个地区的人们有着北方人那种“直率”、“痛彻”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南方人那种“思虑”和“谨慎”的一面。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种气质会在我身上轮流展现。

如果不是导向鲁莽,“直率”可能会保留某种“直接性”,保留看待事物所需要的那个“原发性”的立场,或曰“自发性”的立场。许多是非善恶、美丑黑白,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长篇分析,而是一望即知的。但是越来越多地,因为各种原因,人们失去或覆盖了这种“最初”的、“第一性”的判断。今天的情况,我愿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切自发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思虑”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保证。“思虑”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自己的行为,主要是考虑自己这样去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其中是否释放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为恰当的?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由,提供正当性的解释。换句话说,即通过理智进一步开掘你身上“自发性”的土壤,将那些自发性的种子培育成理性的大树。

谓之“思想”,不是从别处产生的,不能从书本上直接得来,也不是来自道听途说,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当中,这些感受看上去是随时随地的,但其实是深藏积淀的。而“思想”的能力,至少在起点上,是能够抓住这些无名感受,抓住那些无声地在我们体内生长起来的东西,那些积压的记忆、梦幻和痛苦,它们更加能够代表我们生命的轨迹,体现我们生命的“迹象”,提供我们曾经存在的证明;在提示着我们过去的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应该去的方向。

“思想”的活动本身,意味着拥有某种洞察力,能够察觉我们身上这些抑制的成分,觉察到我们身上那些被压抑的模糊的话语,从而将它们转换为语言,让它们变得清晰可见。如果是从事创作,便是为它们提取形象;如果是从事别种类型的工作,则是将它们提升为概念、逻辑或其他叙事。

1989年“六·四”这件事情,是我们过去生活中天大的事情,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而改变。即使是当时卷入并不太深的人们如我,也是如此。在那个夜晚之后,我们压抑下去太多的东西。因为这种压抑,也许表面上我们得到了许多,但同时也许丧失得更多。被迫遗忘和故意遗忘,令我们模糊了基本的事实感,模糊了基本的是非界限,令我们非得接受不同程度屈辱的生活,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在继续。有意思的还在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今天的情况是谁造成的?

就像是被套在一个透明的封套当中,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且不说,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今天与明天的影响,即使是对于我们自身的扭曲,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就需要停下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视察我们的某个原点,那个造成扭转、压抑的起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偷换了概念?我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一阵子,但不能回避一辈子。

2004年的五月中旬,即“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我公开了这个文本《痛苦即祈祷——致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它同时也是一份联署文本,我邀请了我的一些女朋友,我们一共七人,在这封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其中还有一位碰巧生于六月四日。

“痛苦即祈祷”,正像这个标题所显示的,一个多么柔弱的表达。区区一封信,不足两千字,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甚至要尽力回避政治立场)。多么微不足道啊,真是如同一朵小花,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受难群体的第一次问候,寄托了对这些痛苦母亲的起码关怀,释放了我们心中的长期积压的某个情结。比起这些母亲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或者拿一个人应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来衡量,我们做得太少了,也太晚了,太不足挂齿了。

然而罚单很快就来了。尽管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对于某种不可容忍的反应,还是感到吃惊。这份东西公布之后不出三天,就有了我第一次“被喝茶”的邀请。有了第一次当然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从此我就成了“名单上的人”,其后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由此开头而遇到其他更多遭受限制的情况,

喝茶中,在被问及“这样做的效果”时,我答道:“我太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对于这个我有完全的考虑。”。这样说话并不是临时发明的。的确对这样去做的理由,我自己有着充分、完备的考虑——既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也是面对历史,这种考虑甚至已经写好了。与这份《痛苦即祈祷》一起完成的,其实是三个文本,另一个就是去年公布的《为什么要谈“六·四”》,以及现在公布在这里的《为了和平的、富于人性的生活》。

我听说有人在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那些尽一切可能压制善意言论的人们,扼杀个人与社会基本伦理、捆住基本善行(比如谭作人)的人们,剥夺民族记忆从而剥夺一个民族自身成长空间的人们,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否知道这样做对于我们民族的今天和明天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他们是否有一刻想过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某种责任?结果很可能是,某一天他们即使想要承担,也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到那个时候,谁来为这一切埋单?实际上,二十一年来,我们整个社会为此而蒙受的精神与道德的损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无数个人所蒙受的痛苦已经不能再累积了,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昂贵得不能再昂贵了。

下面是完成于1999年的三个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话语空间,比现在逼仄得多。由此也感到一丝欣慰:这么多年来,那些坚持不懈的人们,那些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最为可尊敬的天安门母亲们,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0年5月30日

附录一:
痛苦即祈祷
――致六·四遇难者的母亲

亲爱的、令人敬仰的姐妹们:

你们遭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人间的笔墨实在无以描绘,十年前那个比黑还黑的夜晚,什么样的灾祸突然降临在你们头上!你们被浓浓的母爱所充溢的心灵和臂弯如何在一瞬间被洗劫得空空荡荡!天空倾斜,大地旋转,母亲的身躯重重地摔倒在地,她的一生的财富都被掏走了。

谁也无法想象,十年了,三千多个痛彻肺腑、梦魂萦绕的日子,你们是怎么一寸一寸熬过来的。遭受丧子的巨大创痛,同时却不能大声喊出,只能深埋心底,如同前心后背时时都在忍受有形无形的千万把利箭。这幅浸透悲伤和泪水的情景,心肠再硬的人恐怕也要转过脸去!

滚烫殷红的鲜血从孩子的身上汩汩流出,母亲的心头没有了期待和希翼,从此记忆只愿朝向过去打开: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第一次深情地注视着亲人;第一次露出半个米粒般大小的细细牙齿;第一次含糊不清地叫出“妈妈、爸爸”;第一次咯咯地疯笑,并且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在作业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她走路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说话的语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那一天,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走向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走向这个民族千百年的希望!多少个夜阑人静的时刻,你们在黑暗中尽力回忆孩子最后离家的每一个细节:身上穿的衣服,有些凌乱的头发,无心下咽的那顿晚饭,除了钥匙和零钱以外,兜里掏出的多余的东西……年轻的生气勃勃的脸庞转过半边,一面留给母亲,一面凝神聆听着外面窗户底下低低的吼声……

时间的钟摆终止在这一刻:充满憧憬的孩子被当胸击倒,这个世界也在母亲面前永远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能够跨过这一刻:当一夜间苍老的母亲和父亲试图用双手捧着凝固的鲜血,把们放回到孩子冰凉的身体中时,人们可能拥有的全部希望、信念、准则都浓缩在这样的举动当中,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后人将永远蹙眉凝视这一刻:难道民族的新生真的需要无辜者的鲜血和母亲的泪水?这些倒下的孩子能不能是最后一批倒下的民族的骄子?无庸置疑的是,你们这些母亲的哀痛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

也是我们的哀痛。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悲伤和呜咽。夺走的是你们的孩子也如同我们的孩子。和你们一样,我们的臂弯也曾被一个柔弱幼小的生命压得沉甸甸的,我们的心思和眼光也被这个小生命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请相信,我们太能够理解你们所遭受的比天还要大的创痛,太能够体会你们十年前和这之后所有悲苦难当的心情。亲爱的姐妹们,把你们所不能承受的交付我们来承受吧,把你们难以继续背负的卸下些许给我们来背负吧!此刻在我们的脸颊上流淌的,是你们无尽的泪水……

假如――假如你们的孩子不曾遇难,你们当中肯定有更多的人做了祖母,牵着自己孩子的孩子的小手,走在人群中、树荫下、公园里。如今,你们却一刻也难以安宁。而且,正是你们这些祖母和本该做祖母的人,十余年来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骨肉讨回公道,也在为这个民族的自由、民主事业倾尽心血,坚韧不拔地作出自己的贡献。你们说:“为了今后的孩子不再受难。”我们当中有一些更为年轻的母亲,她们的孩子正是你们用衰老的身躯想要保护的更为年幼的孩子,请接受她们――也是我们全体――对你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对你们所承受的和所做的一切,我们将永远记取。

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一道,以母亲的名义,以痛苦的母亲的名义,为孩子们和这片苦难的大地祈祷:

那些过于年轻稚嫩、身上的血太热,因而死后也不能冷却下来的孩子们,安息吧!

那些匆匆走在冥路上,象躲避一个伤口一样躲避着这个世界的孩子们,安息吧!

那些仍然在云端之上观望、等候、奔走、呼吁的孩子们,安息吧!

把手上的蜡烛点燃!让死者在记忆中、在歌声中复活!让这片大地摆脱暴力、愚昧和贫穷!

让普天下的母亲永远不再遭此难!

让她们微笑,让过去和今后所有的孩子们幸福!

崔卫平 艾晓明 李南央 许医农 张念 筱敏 崔红

附录二:
为了和平的、富于人性的生活

人们看到这样一个文本(《痛苦即祈祷》),很自然地产生的一个反应是:这有什么用?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对那些仍然在痛苦中受煎熬的母亲们有意义,对这些人数有限、但有名有姓的遭受不幸的人们有意义。一个人如果仍然感受得到自己身上人性尚存,他还没有忘记自己也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那么他应当体会得到一夜间痛失骨肉的巨大悲哀,以及十年来他们如何过着一种痛不欲生的生活。这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痛苦,但比起“历史的长河”或任何抽象的精神观念,她们丝毫也不逊色。然而事实上,这些人至今被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不能向她们其中的一位问候,和她们进行正常的交流,哪怕是用词语来安慰她们,张开双臂拥抱她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万一是我们自己碰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心情?会不会渴望周围人们的理解和接受?期待重新回到人们和正常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她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一切中,体现着人类生命和生活中那些最为基本的东西:对于个体生命的深爱、尊重和敬畏,有关生命的不可亵渎的信念。

用我们当中诗人也是母亲筱敏的话来说:“母亲的创造是个体生命的创造,每一个母亲,都能从无边的麦田里,一眼认出自己播下的那颗种子。无论人类怎样世代绵延,这一颗种子,都是不能替换的。即使上帝之手,也无权在一个真实的生命之上漫不经心地掠过。对个体生命的敬畏,是母亲的宗教信仰。”孩子虽然不在了,但母亲的信仰仍然存在,而且愈加弥坚。靠着这种信仰,人类这个种族才能延续下去,人类的生活、文明、创造才成为可能。向这样的母亲送去一些问候,让她们知道仍然有人在惦念着她们,肯定不是一点意义没有。

其次,以这样一封信来表达我们共同的感情,对我们自身有意义,对坚持我们的人性尚存和维护自身的良知有意义。如果我们能记取和承担这些母亲们的遭遇和痛苦,也就意味着分享她们的信仰,同样体验到和树立起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珍视、尊重和敬畏,在我们生命的底部,建立起一道最基本的底线或不可跨越的界线。

我们实在太需要这样一些基本的底线和界线了。但这些东西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某本书上或某个外国引进而来,除非我们能找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本来就蕴含的东西,是我们人性内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紧紧依靠着它们就象紧紧依靠着我们自己,它们不会跑掉就象我们的生命在结束之前不会跑掉一样。正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是一些和我们头顶的存在的秩序相对应、根植于人们“前思辩”领域中与生俱来的爱、恨、尊敬、同情和勇气等等。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我们存在着,并且认可、尊重自身的这种存在,便是我们生命的第一要义。一个人认同和尊重他自己的这种存在,那么,他也应当认同和尊重别人生命的存在,如同自己和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接受过同样的祝福和赞美,都受到同样深情的关怀注视。母亲是不分贵贱的。如果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不是蒙上了过多的灰尘,那么,应当感受得到,我们是不同程度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眼光的。

延伸开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对于生命的认同和珍视,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拥有任何其他的认同和珍视?没有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信念,我们怎么可能建立起其他的尊重和信念?这种立场自然会被看作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那么,不管这个词听上去多么陈旧和无力,我们迄今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只要对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稍稍一瞥就不难看出,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扼杀生命的悲剧,是成千上万的人丢掉性命的悲剧。并且因为可以人头落地,其他形形式式、大大小小的悲剧就不在话下了。

如果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还不足以触动某些人的话,(他们更容易对抽象的东西感兴趣),那么,这么说吧:比如民主是重要的,这当然;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就是不民主。但是,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不等于一定要把这个人杀掉,因为人们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把他们杀掉,这就不是一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和他人生命起码尊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稍后的事情,第一步是刀下留人,是去想想为什么不能轻易把一个人从地球上抹掉。坦率地说,我们思想建设在这方面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能够建立起必要的、足以成为界限的东西。许多杰出辉煌的头脑考虑另外一些事情去了,但这并不能修改这个简单的事实:这样的头脑仍然是有时候无比脆弱的生命的一部分。

这样说,也顺便地回答了关于这个文本另一种疑问:它太“文学”化了,即缺少政治性,缺少科学、民主这样的提法。“十年了,怎么弄出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东西来?”是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立场的话,那么这个文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它至少是和平的、涉及到与人人有关的一个基本的起点,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守住这样一个基本的起点,是我们想做的其他许多事情的起码保证。对于那些不屑于这个起点的人,我们要说,可能你偶尔还是能够将自己放下来,回到一个人基本的那些方面,你所从事的工作固然是卓越的,但你这个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不只是你才能做某些重要的事情,别人同样也可以做这类事情。

有关这个文本还有一个十分尖锐的批评是:它多么地不合时宜啊。

对此,首先我们要说,关于“时宜”、“时机”这样的说法是政治性的,而我们是非政治性的。所谓“政治性”,那就意味着有一个正面的纲领,为了这个纲领的实现而产生的种种策略,细致并充分考虑到政治斗争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因此在某个阶段上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某个薄弱环节上去击破等等。直截了当地说,所有这些与我们头脑中考虑的对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说得更彻底一些,政治是有输赢的,从事政治的人是想取胜的,是那种“彼可取而代之”,而我们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这份文本中,我们事实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譬如用习惯上说的“为六四平反”),甚至没有涉及有关六四的政治评价(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它是在政治之外,在输赢之外,与任何“机遇”无关。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文本,就好象是用种庄稼的观点看待天上星星的存在一样。种庄稼是要谈收成的,而天上的星星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神秘的宇宙秩序,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目的而存在,但却构成了我们得以生存的另外一种保证。我举这个文本中一个具体的非政治的立场:政治是讲“血债要用血来还”的,为了这一天可以“等待时机”;但当我们说“痛苦即祈祷”时,一个潜在的但却是明确的立场是:血债不要用血来还,还以祈祷的权利,纪念的权利,将仇恨化解的权利。

退一万步讲,如果要谈诸如“机遇”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的大人先生们:你们这么懂“机遇”,但为什么把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我们是指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部“战国策”,每一个孩子从小在学堂里就学“卧薪尝胆”、“胯下之辱”、“晏子使楚”、“草船借箭”这类聪明绝顶的谋略,但为什么至今中国还有那样普遍那样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经济上还十分落后,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较低,也就是说,比起其他民族来,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许多机遇,而那样多的聪明人以及他们深沉或洋溢的智慧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到底是谁抓住了什么样的机遇?

从民族那些古老的脍炙人口的谋略故事中,我们细想看看,最终成全和成就的是什么?不过是某些人(帝王将相)的功名、荣誉、权力、江山罢了,而这些正如歌里唱的,“一时间灰飞烟灭”。这些人在其本身历经千辛万苦并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没有给这个民族给后人带来任何一种新的理念和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机遇”仅仅是某些拥有权力野心的个人进入权力游戏并最终获胜的途径,对他们来说面对机遇的时刻,仅仅是权力更换、江山易主的时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享受平等的机遇和权利的时刻。作为母亲,我们不免经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如果是失去了太多太多过去的机遇,事实上也意味着减少和剥夺了太多太多未来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还谈机遇———我们还有什么样机遇?还有没有机遇?或者说我们是否继续坚持把所面临的处境看做“机遇”(合适和不合适)的那种权力斗争升降的眼光?

如果我们处于政治之外、机遇之外,那么就不存在择时机或不择时机的问题,任何关于这种批评又一次使用了错误的尺度。因为我们不求什么,没有任何权力方面和功利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可能拥有更多一点自由,至少是自由的感受。从我们自身的人性出发,以我们自身的人性作为担保,背靠着或根植于我们自身的人性,我们觉得可以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人性和良知的尺度注入到周围的生活中去。我们不说自己真的迈出了一步,只是说尝试着跨出0、01步。这样的小事情其实谁都可以做,在他/她自身的范围内随时随地可以展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立地成佛。

且不谈这样做客观效果如何,但无疑地,至少是挽回自己的人性和生活,将自己从那种因长久的延误造成的巨大压力中摆脱出来,从那种因基本界线遭到模糊引起的精神上和行为上的半身不遂中恢复过来。我们认为,从多年的无能为力以及冷漠中再度站起来,重返人性的自我教育同样非常重要。理想生活的到来决不仅仅在于更换某种制度,或更换这个制度中的人马,如果没有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整体人性水平的提高,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制度及其种种法规仍然需要具体的人来实行。缘于此,许多事情现在就应该做起,尤其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建设,这不是通过念动譬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咒语所能完成的。

唯一可能的希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附录三:
为什么要谈“六·四”
——给友人

借此机会和您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谈“六·四”?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年来被迫的沉默实际上是有些屈辱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有这种屈辱的印记,不是说我们不能忍辱负重,但时间太长了,这种屈辱应该有个限度,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将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辩,乃至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驱逐至一种十分虚无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不只是提及某些东西?简言之,即整整十年我们对“六·四”这件事不去谈论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继续下去就变得没有理由了。我们得为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背负上的东西承担责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免遭虚无的伤害承担责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

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写于1999年5月

(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