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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富士康“十连跳”让中国模式无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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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工业园南大门,下班从园区走出来的员工一脸劳累。

富士康一直拒绝成立工会,深圳市总工会在富士康多次拒绝成立工会组织之后,以挽回颜面的方式派驻了一个工会代表机构进入富士康,但这个机构在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的过程中,却悄无声息。

富士康上万名的保安不仅是对付媒体采访的利器,更是对付员工的利器。

如果我们延续之前的思维,仍然牺牲员工的基本收入和人格尊严追求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追求GDP的增长,即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也很难得到尊重和认同。

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公众企业,在同一个地方,在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十起跳楼惨剧,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对于这样的重大事件,富士康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就社会责任而言,“十连跳”已经不是富士康的“家事”,而是一个有责任向公众宣布真相的公共事件。在此事上,我们看到富士康对接二连三发生同类惨剧并无起码的愧疚和歉意,看到其在敷衍塞责的同时,请了一些和尚来做法事,而对于富士康管理中的问题却一再回避,甚至反问媒体:如果富士康真的是一个死亡工厂,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年有几十万的人到富士康来做工?

我们理解富士康面对公众质疑的巨大压力,但摆脱压力的正确路径应该是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公开真相,或者主动邀请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参与调查,终止惨剧再继续发生,而不是首先推卸自己的责任。就危机公关的基本原则而言,富士康的这种表态除了让事件继续复杂化和自己的公众形象继续恶化之外,并不会取得预期的公关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十连跳”发生之后,富士康更加戒备森严,媒体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和富士康的员工接触,这无形中让公众的情绪与富士康的对立加剧。

迄今为止,由于富士康的“严防死守”和工会、相关劳动部门的一再沉默,富士康为什么密集发生跳楼事件的原因仍然停留在猜测的层面。目前就富士康自身难辞其咎的原因看,外界猜测不外乎这么几点:一是工作压力过大,媒体披露,富士康的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近乎严苛,加班在富士康属于正常工作状态,否则基本收入会非常低,这种超常的加班事实上意味着员工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沟通和交流情感;二是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富士康一直拒绝成立工会,深圳方面对富士康是既爱又恨,深圳市总工会在富士康多次拒绝成立工会组织之后,以挽回颜面的方式派驻了一个工会代表机构进入富士康,但这个机构在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的过程中,却悄无声息;三是富士康饱受质疑的安保制度,富士康上万名的保安不仅是对付媒体采访的利器,更是对付员工的利器,媒体多次披露出富士康的保安对员工体罚的实例,而今年之前发生的跳楼事件,盛传就是由于对员工搜身所致;四是富士康的自闭和傲慢,其实早在前两年,就有专家针对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提出种种合理化建议,但富士康对这样的建议置若罔闻。资本一旦傲慢,就会闻见血腥,马克思的预言即使在今天,仍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除了富士康的傲慢之外,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今年4月,富士康发生“七连跳”之后,笔者多次在媒体呼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管理部门应该对富士康的员工跳楼自杀及时启动调查程序,弄清事实真相。然而,相关部门却一直沉默,似乎富士康的自杀只是富士康的“内政”,和工会组织及劳动管理部门没有任何关系,在“九连跳”之后,深圳有关部门在媒体的巨大压力下,才表示要调查。但如何调查,什么时候公布调查结果却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媒体披露出来的富士康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超时加班,冷漠的用工方式,该如何按照劳动法进行规范,迄今为止,亦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对公众交代。

富士康的“十连跳”深深伤害的不仅仅是跳楼者的家庭,还有我们处于转型期的全体民众的心理底线和价值认同。“十连跳”对社会群体的割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经济规模即将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却容纳不下创造财富的农民工的心灵空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亵渎,因此,“十连跳”不是富士康的问题,不是深圳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和伤痕,如果这种伤痕最终演化成一种宿命,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就会崩盘。

不可否认,自杀的确是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罗素所言: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有如此多的忧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有如此多的原因导致忧虑。但国际上90%以上的自杀却是由于精神疾病,在中国,有65%的人的精神疾病,是以转型期造成的人际、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为主要原因。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目前由于职场压力导致的自杀在近几年里上升了两倍。面对职场压力,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积极的干预机制。比如,芬兰曾经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芬兰采取了一个国家级的干预行动,建立了一个网络化的体系,财政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降低自杀比例,一年时间就降低了15%,现在芬兰的自杀率在世界上已经不属于比较高的国家了。在亚洲,日本自杀率一直是比较高的。特别在2009年,日本的自杀人数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日本一直在预防自杀方面采取很多措施,包括在立法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通过法律建立一些救助的机构。韩国这几年自杀比例也比较高,韩国采取了死亡体验的办法来舒缓压力。

而在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迄今却没有一个对自杀进行干预的制度和机制,一旦发生员工自杀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企业推卸责任,劳动部门三缄其口的基本生态。富士康的“十连跳”绝非私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我们呼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主管部门紧急启动对富士康的“十连跳”事件的调查程序,邀请新闻媒体介入,对富士康违反劳动法和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进行整改。如果我们延续之前的思维,仍然牺牲员工的基本收入和人格尊严追求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追求GDP的增长,即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也很难得到尊重和认同。富士康的发言人反问,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到富士康做工?对此,我无以回答,只能说,在中国,很多农民知道下煤矿等于把一半生命已经交给了死神,但他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