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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29,李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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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李克林。

这就是共产党击败蒋介石的杀手锏。蒋介石政权无力摆脱农村地主阶级的沉重包袱,只能坐视共产党亮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农村呼风唤雨,颠倒乾坤,招纳民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底层造反大军,最终掀翻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商业利益的南京政府。

如果刘少奇对“农业社会主义”的狙击成功,中国农民将躲过一场灭顶之灾。然而,这时候,毛泽东发话了。刘少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自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刚刚分田到户的农民又得交出心爱的土地。

有其女必有其母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母亲过世后,在新浪博客写过一篇《我所不知道的妈妈》。她说直到读了母亲同事钱江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才发现自己对母亲生前好多事情都不甚了了。

今天的时尚青年,大多读过李银河捍卫年轻人性爱权利的前卫文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银河的父母林韦、李克林,人民日报前后两任农村部主任,曾经为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利挺身而出,发出过什么样的呐喊?

林韦和李克林在1937年和1938年相继奔赴延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党的文宣工作。在那个举国癫狂的“大跃进”年代,这对农村记者伉俪,一个去了河南,一个去了安徽,在采访中对农村的大好形势产生了某些疑问。李克林带回报社两块炉渣似的“烧结铁”,让报社同事看到了全国“大炼钢铁”的荒诞。快人快语的李克林还说出“许多尖端的话”,例如报上说农村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却唱反调说:

“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

谈起当时盛行的“浮夸风”,李克林断言:

“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

“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

农村部主任林韦1959年春在安徽农村发现开始饿死人,给社长吴冷西写信反映农村悲情。没想到吴冷西从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下来,立即召开人民日报干部大会,以绝决的口吻宣称:

“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

报社另一位领导悄悄地告诉李克林,吴冷西这话指的就是林韦。几天后,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林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林也受到批判。据李克林回忆,蒙冤的日子里,林韦常常半夜起来自言自语:

“我入党是为追求真理,怎么一句话也不让说了?我反映安徽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向党反映真实的情况,怎么就是反党呢?”

李银河家的保姆是安徽人,父母和姐姐都饿死在“大跃进”年代。林韦晚年得了脑血栓,这个朴实的安徽保姆悉心照料,还经常念叨说:

“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而挨整的,是个大好人。”

保姆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去世。

林韦较早离开了人民日报,而李克林在报社工作了半个世纪,直到离休。从“文革”前的合作化、“文革”中的学大寨,一直到“文革”后的包产到户,李克林作为农村记者都是历史的见证人。1946年与李克林同时进入还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同事宋琤,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她带着女儿的情形: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身穿一件旧土布带襟褂子,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一手提着打水或盛饭的小罐罐,说起话来直言快语。”

与其说是一名女记者,不如说更像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李克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农村解放区养成的生活习惯:

“我这个人不爱吃肉,偶尔有碗羊肉汤,我打回来去换老乡的白粥喝。我就爱吃些野菜、杂粮的,吃的上头一辈子不讲究。”

直到晚年,李克林与同事去报社附近商店购物,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说了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

“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

李克林一听乐了:

“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

在营业员看来,这位人民日报离休干部俨然一个文盲老太。中央党报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身在魏阙,与江湖草根阶层外形相似、气质相通,也是一种境界。

营业员哪里知道,李老太在上世纪5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之交,曾经追随党内高层领导,两度为恢复农民家庭自由经济呼风唤雨。上世纪50年代,李克林是人民日报派驻中央农村工作部“联络员”,忠实反映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的主张,顶住毛泽东主席的压力,坚持农村“合作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现实出发、切实尊重农民利益;七八十年代之交,她紧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为几亿农民杀出极左路线重围保驾护航,推动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并促成毛泽东“人民公社”制度的消亡。

李克林、李银河母女,在现代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勇于捅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层薄薄的虚伪,直面人性说出几句大实话,竟然相继扮演了某种历史代言人的角色。只不过,李银河代言的是中国人羞于谈论的“性”权利–婚前性、婚外性、同性爱、多人性爱等等,而李克林代言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肯正视的“私”字–特别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家庭私有经济传统。

今天的年轻人聆听李银河,肯定不会有博主这代大学生读到63岁的恩格斯老人谈论性权利时的惊心动魄之感:

“最后总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必需和非常惬意的事情……”

这是“文革”过来人闻所未闻的恩格斯。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另一位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伦敦构思共产主义不朽著作的时候,本人也难免“人性的弱点”,与结实的女仆琳衡(海伦·德穆特)有一个非婚生儿子亨利。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爆发了可怕的争吵,于是恩格斯赶来认下了这个儿子,直到去世才卸下为老友代背了几十年的这口“黒锅”。

“文革”过来人同样也不熟悉,或者选择性遗忘了革命导师的另一些名言,例如马克思说: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例如,列宁曾借用黑格尔的话,肯定地说:

“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

在那个“利益”和“利润”基本上属于负面词汇的年代,李克林和人民日报同仁用大半生试图揭示中国人的“私”权利,保护这种“私”权利免受公权力伤害。为了中国人能够像今天这样百无禁忌地打工、经商、炒股、炒房,发家致富,从容地做这些“自然、必需和非常惬意的事情”,李克林和人民日报同辈人付出的努力、承受的打击,比她的女儿沉重得多。

女儿李银河获得美国社会学博士学位回来,以现代学者的通达解读中国人的性和社会学家的工作:

“西方文化注重人的感情和人的欲望;东方文化则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感情这一领域处于整个文化的阴面,被各种教义和规定所忽略……社会学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时代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必要的参考为己任。”

母亲李克林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农村摸爬滚打多年,血液中流淌着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深情:

“中国的农民实在太好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们生活在最底层。解放后,虽是翻了身,却又被’左’的绳索拴了那么多年。他们好像巨石压抑下的小草,探出头来吸点阳光雨露,为祖国默默地作着贡献。”

李克林在接受李小江“中国妇女口述史”访谈时,说起做一名记者最重要的条件–

“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文化知识不高、学历不够,可以去学。而这个良知是人的基本素质!”

共产党人的杀手锏

一般人很难理解,20世纪上半叶那场席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强行分给“贫下中农”,赢得农民兄弟箪食瓢浆以迎王师,为什么在江山易帜后,忽然很快演变为一场剥夺全体农民的风暴?

据林彪将军的秘书季中权回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秀水河战斗前,林彪让他带上几个战士,到秀水河北面一个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搞了一次试验性士改,把地主的粮食和土地给瓜分了。群众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战斗打响后,小村出了二十多副担架救护伤员。林彪听了汇报,兴奋地说:

“能发动群众,这仗就能打,东北就是我们的!”

东北战场上,林彪麾下是10万穿土灰军装、武器落后的前游击队,而国民党有30万全副美械装备的正规军。林彪部队人生地不熟,打仗没人带路,伤员没人抬,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就地招募的新兵经常临阵脱逃。退出四平后,林彪痛下决心,背水一战,祭出井冈山根据地那一套搞土改。

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林彪部队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2/3的党政干部下乡搞土改。到1947年初,东北有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还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

过去地无一陇、房无一间的赤贫阶层,幸福从天而降,都分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个个喜出望外。有人一夜到庄稼地里转上几遍,看看写着自己名字的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自己家土地的界桩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于是,“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去”一类标语、口号迅速传遍东北乡村。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共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高达160万人!林彪部队入关时才10万人,等到1949年出关时扩张到120万人,东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大逆转!

这就是共产党击败蒋介石的杀手锏。当时的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这些地主、富农不是西方式的农场主,土地资源的高度集中没有导致机器化大农业的出现。他们把土地切割成零碎的小块,租赁给广大无地农民耕种,收取地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村很多地方处于赤贫状态,阶级仇恨的火种遇上一粒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北伐军将领大多出身农村富有阶层,定都南京后作为经济后盾的江浙财团也与农村地主经济结盟,或者自身就在农村占有土地。蒋介石政权无力摆脱农村地主阶级的沉重包袱,只能坐视共产党亮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农村呼风唤雨,颠倒乾坤,招纳民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底层造反大军,最终掀翻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商业利益的南京政府。

对于土改,发源于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日报是衷心拥护、热情赞颂。例如,李克林1938年从延安到太行山,一直在农村工作,办过报纸,做过县委宣传部长。据钱江采访考证,李克林是背叛了祖父和舅舅所属的地主家庭,投奔革命队伍的。抗日战争期间,她所生的两个女儿都是由太行山农民的奶水哺育长大,李银河的姐姐还曾寄养在老乡家。李克林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对农民翻身做土地主人的喜悦感同身受。

至于土改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暴力剥夺,乃至对私有者的人身侵犯,人民日报除了有时提到某地镇压农村中的土豪恶霸,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倒是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对农民斗地主有生动的描述:

“挡也挡不住的暴怒的群众,高举着棒子,纷纷往前挤。乱棒子纷纷落下来。

“’打死他!”打死他!’分不清是谁的呼唤。”

即使是在民风温婉的苏南,据江苏省档案馆收藏的苏南土改检查处的材料,土改中斗争地主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等。奉贤县一个乡每村选出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到诉苦会上担任打手。会场上一动手,老年人叹气,胆小的妇女低头不敢往台上看,甚至流泪。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283 人自杀,轻生的原因一般都是害怕受折磨。

后来的中国人,从毛泽东1927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目瞪口呆地读到农村土改的经典场面: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李克林做县委宣传部长时,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志的牺牲,体验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残酷,因此认同毛泽东的价值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但是,当这种“恐怖现象”从地主富农延烧到普通农民的时候,李克林等人就产生了痛苦的疑虑,并企图有所抵制。

“农业社会主义”狂想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席卷全国,分田到户的农民当初企盼“一亩三分地”的革命冲动得到满足,指望从此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发家致富。然而,针对农村土改后私有经济的发展,1951年共产党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

中共山西省委提交的一份报告警告说:老解放区随着战争的结束、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民“自发力量”正在“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建议扩大农村合作组,对于农村的私有经济“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请示到刘少奇那里。少奇同志严辞批评山西省委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农业集体化只能以城市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为前提。

如果刘少奇对“农业社会主义”的狙击成功,中国农民将躲过一场灭顶之灾。然而,这时候,毛泽东发话了。他力排众议,支持山西省委,并让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刘少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自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刚刚分田到户的农民又得交出心爱的土地。

1953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统一领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点将邓子恢,从中南局调京出任部长。人民日报为了更好地把握合作化运动的进展,由总编辑邓拓与福建老乡邓子恢商量,派遣李克林长驻农村工作部做“联络员”。人民日报派记者长驻中央部委,此前没有先例,这张报纸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工作部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是李克林在太行山工作时期的老领导、老同事,相得甚欢。李克林跟他们一起参加农村工作部的各种会议,看文件、听汇报、参加讨论,俨然成了农村工作部的一员。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经常向李克林透露邓子恢对合作化的最新想法。人民日报由此触摸到农村土地所有制巨变的脉动,对农村政策的焦点和农民的痛点了如指掌、悲欢与共。

在农村中消灭私有制,是毛泽东年轻时就萌生的梦想。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曾与蔡和森等好友踏遍岳麓山乡村,一边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一边高谈阔论如何从乡村开始改造社会。来北京后,毛泽东拜访过留日归来的周作人教授,还加入了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作人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日本人人劳动、精诚合作、发展个性的“新村运动”;王光祈则以日本新村为样板,组织“工读互助团”。毛泽东进而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描绘出一阙从“模范村”入手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狂想曲:

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再把这些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偏爱乡土的毛泽东相信:岳麓山一带是建设新村的最适宜之处。

这是一个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更浪漫的境界。毛泽东1959年在家乡韶山吟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早已下定决心,为了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变成现实,“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农民也就在所难免、在所不惜。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合作化运动和政府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同时展开,从生产和销售两翼,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给千百年来小生产私有经济致命的一击。

对于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的辛酸苦涩,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南方日报》报道,以那个年代罕见的写实笔法,作了一番细致灵动的描述:

在合作化已经大功告成的1957年,趁着毛泽东鼓励全国“大鸣大放”,广东农村一些被剥夺的富裕家庭纷纷诉苦,要求退出农业合作社。顺德县羊额乡东宁农业生产合作社前一年因为生产没有搞好,全社减产,富裕中农的社委陈华批评说:

“依我看,合作社人多手脚乱,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合作化后,只给农民带来’三衰’,第一衰是社员减少了收入;第二衰是限制了社员的自由;第三衰是辛苦还收入的少。”

这位富裕中农心里有本账:

“大家都知道啦,我入社前每年都收入8万多斤甘蔗,仅这一项就有一千多元收入,养鱼、养蚕还不算。可是入社后,收入还不及过去一半。”

陈华的意见,得到不少富裕中农的响应。何和说:

“合作化确实来得太快了,说社好是骗人的,我们社里起码有七成人减少收入。”

他还摊开手向大家说:

“请问在座有那个增加收入的?”

甚至有些贫农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富裕中农何星甫抱怨道:

“老实说,我在单干时劲头十足;参加互助组只做八成工夫;入社呢,只做五、六成工夫。”

富裕中农何星甫不服气地表示:

“合作化虽则是对大多数人好,但是生蛤拖死蛤,终归是富裕中农吃亏。”

有人问他:

“怎样吃亏呢?”

他说:

“入社前,富裕中农土地好、资金多、劳动力强,入社后一拉平,还不是贫农揩富裕中农的油水?”

何和更在旁边说:

“提到这个问题,真是伤心到睡都睡不着了!”

他们这么一说,贫农又议论纷纷了。有的认为确是揩了富裕中农的油,如贫农麦娣说:

“我入社前只得两条瘦基,他们入社大都是好基好塘。”

因此不敢驳。有些也只是说:

“合作化嘛!共产党嘛!少不了要揩点油的了。”

这个时候,贫农周辉站起来,用一套资本剥削劳动的正统理论,驳斥富农的委屈,说富裕中农是用资本剥削贫民的劳动,是他们揩贫农的油。在公有制崇拜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对合作化的疑惑很快被封杀。李克林在50年代写过一篇短文《如此“自愿”》,说的是某地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场院里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宣布:

“自愿入社的到东边桌子来报名,不愿入社的就到西边去;东边连着北京,西边通向台湾。”

许多农民本来还犹豫不定,听到干部这样一说,呼啦一下都到东边去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李克林没敢把这篇报道拿出来。可是,两张桌子的场景,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千百年来小农经济自由耕耘、勤劳致富的传统,被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步消解。这就是农民作家浩然在小说《艳阳天》中讴歌的合作化运动。然而,熟悉农村和农民的李克林内心不免疑惑:这样强压出来的合作化,真的就是社会主义“高潮”吗?

“十日并出”的“艳阳天”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怀揣圣洁的理想,试图在市场经济为枢纽的社会,在乡村甚至荒岛上,建设和睦纯净的“乌托邦”,最终免不了理想落空,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破产和绝望。比如法国贵族子弟圣西门企图建立人人劳动、按能力计酬、没有失业的“实业制度”,却经营无方,靠原来的仆人收留才勉强度日。

然而,合作化运动企图实施的青年毛泽东“模范村”设想,最终演变成1959-1961年间一场举世震惊的大饥荒,付出的代价却是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浩然笔下富有诗意激情的合作化,成为十日并出而烧得草木庄稼枯焦的“艳阳天”!

土改中,共产党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农民诉的是地主剥削之苦;合作化后,基层政府再组织农村忆苦思甜,农民悲情诉说的,初听以为是说解放前、土改前,细一听不对头了,一个个说的都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如何吃不饱肚子,死了多少亲人。

凯迪社区网友“偶遇人间”在“猫眼看人”频道,讲述了父亲说起的一件少年往事:

1961年,“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他父亲当时在县城念中学,按照政府规定,中学生每人凭粮食本每月供应15斤大米,对一个身体发育期的少年来说不算多,但毕竟可以保住一条小命了。没有考上县中学的同龄人,无声无息地在田里饿毙的数不胜数。爸爸许多童年玩伴就是在那些岁月里消失的。

有一次,爸爸突然发现粮食本不翼而飞。前一天晚上睡觉时,爸爸还检查过,粮食本还在衣服口袋里。奶奶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姨妈家揭不开锅,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是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的。

奶奶当机立断,带着爸爸飞奔到粮站,向工作人员挂失。工作人员答应,如果有人拿来写着爸爸名字的粮食本领取粮食,立刻将他扣下。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进办公室等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对于奶奶来说,这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她盼天盼地,希望能找回救命的粮食本;但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外面乱了起来,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瘦小的侄儿,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

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

“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两位母亲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不知道究竟是谁酿成了这一切,究竟该怨恨谁、诅咒谁?网友“偶遇人间”悲愤地写道: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找回粮食本的爸爸,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活活饿死了。从此以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