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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不允许再发生温家宝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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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温家宝总理。(摄影:黄频/中欧社)

为了抗拒民主潮流,抵制政治改革,前几年是说人民素质低,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不具备,现在换了新招,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优越无比,不仅不需要改革,全世界还得向我们学习。

刘少奇因发起个人崇拜被重用,因个人崇拜降温获罪,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

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

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那样的悲剧,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式悲剧。

温家宝是个勤政爱民、具有民主思想的好总理。他受到了“毛左”的疯狂攻击,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个文革余孽张勤德给温总理列了六大罪状,国外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跟着起哄,我们要密切注意,不允许再发生温家宝悲剧。

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
——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为了抗拒民主潮流,抵制政治改革,前几年是说人民素质低,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不具备,现在换了新招,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优越无比,不仅不需要改革,全世界还得向我们学习。2008年10月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陈群的文章,题为《当今中国政体无疑是世界最优越的模式》,说“中国成立59年,已成为影响世界的政体模式之一。”“西方民主制虽然是政体伟大创举之一,但随着全球综合文明的兴起,其多数原则、天赋人权原则、人民利益原则等等,都出现了颠覆性退化。而中国敢于并善于突破西方模式,确实是中国政治智慧的完美体现。”

论述中国“完美”的政体模式,从建国之初算起,强调这个政体是毛泽东创立的,一直“完美”到今天,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真令人目瞪口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这大概是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今天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法理讲起,讲两个历史故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讲刘少奇,一个讲克林顿。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

——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当1959年4月毛泽东决定不当国家主席时,刘少奇成为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因发起个人崇拜被重用,因个人崇拜降温获罪,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

1956年的中共召开“八大”。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已传遍世界、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共识的大背景下,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必须降点温才显得谐调。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上,当彭德怀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表态赞成。因而,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句被删除了。毛泽东表面上赞成,心里记账。对刘少奇、彭德怀的不满由此开始。戏剧性的一幕是他拨动了林彪这颗棋子。当大会选举党的主席时,以毛泽东如日中天的威望,自然会得全票。但检票的结果是少一票。谁敢不投毛主席的票?这是必须查清的。查的结果是毛泽东没投自己的票,他那一票写的是林彪。他把林彪这块石头抛出去,一打刘少奇,二打彭德怀。林彪抗美援朝拒绝挂帅出征,彭总是国际英雄,跟麦克阿瑟打了个平手,历史上就是副总司令,代表们不解毛为何如此重林轻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很快就明白了,一因彭总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二因提了修改党章的那条意见。1958年8月5日,长期养病的林彪被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七常委挂像排在第六位,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这是毛泽东为扳回个人崇拜失势这一局做的战略部署。

为打击刘少奇,散了会他就推翻了“八大”决议。“八大”决议说:消灭阶级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八大”把经济建设提到第一位,毛泽东否定了刘,又把阶级斗争提到第一位。使党的整个路线走偏。

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领导世界革命,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照毛泽东的说法,“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这是他迫不及待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为了迅速把经济搞上去,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又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简称“三面红旗”。空想社会主义加“左”倾狂热,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来临了。

“三面红旗”使毛泽东遭到了几乎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惨败。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1] 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买盐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毛泽东按照列宁的指示,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毛泽东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暴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3年,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2] 毛泽东制造的这场人祸的死亡数字,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人数的总和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高扬马列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苛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弥天大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纠正毛的错误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喊着“三面红旗”万万岁去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保住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的盖世功劳立即变成了弥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当“大救星”死去,否定了“三面红旗”,解散了人民公社,邓小平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粮9000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4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口人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新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3] 农村的巨变使我们看到了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看到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政策威力。

说到这里,我们把毛刘的争论说清楚了,把所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清楚了。毛泽东是错的,是凭话语霸权强词夺理,刘少奇是

对的,许多干部、许多百姓心里都明白,但在高压之下不敢说。

本来说好了,毛死后刘接班。但毛出于私心,主要是怕刘少奇清算他饿死3755万人的错误。因为刘少奇当面跟他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并没有推卸责任,是说你我的错误要写进历史。我们得下罪己诏,得彻底改正错误。毛泽东要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要刘少奇把错误担起来。所以毛决心换掉这个接班人,光换掉还不行,必须把他打倒,把他除掉。这个事情办起来就复杂了。毛先造舆论,说刘少奇不行,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要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林彪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林彪接班,才能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毛这个决心,这套说辞,干部中的多数,人民中的多数,嘴上不敢反对,但心里不服,不赞成。代表人物就是张志新。她就敢说出来,毛泽东、林彪是错的,刘少奇是对的。35年前她被残酷地杀害了。上个月,张志新的亲属、同学纪念她就义35周年,我去讲了话,发表一篇祭文,题目是《张志新是反对个人崇拜第一人》。

打倒刘少奇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先得让他犯个路线错误,按中共的规矩,只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做了个局。1966年5月16日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国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发动起来。往哪冲呢?五一六通知说是“三里”“五界”。“三里”是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走资派”,“五界”是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动权威。这样一来,打击面就非常宽了。从本班老师和本校校长揪起,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可以揪。社会就乱了。后来又鼓动革命小将“破四旧”,红卫兵走上街头。那天我作为观察员在王府井巡视,抬头一看,电线杆子上一个“勒令”,禁止下象棋,说象棋这东西,舎车马,保将帅,反动!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一看,化妆品柜台被砸了,说这是“香风臭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四联理发店,一位女士出来,刚烫的头发,波浪式大花,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去,在头发上就是一剪子,这位女士要抗议,又挨了两皮带,也不敢说理了,拔腿就跑。清华园浴池,一个老头围浴巾,抱着脑袋跑出来,后面的红卫兵提着皮带追着打。理由是他们叫工人搓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对这个局面,刘少奇决定要管,不能让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在首都,向各个大专院校派了工作队。我就是工作队一员,我们是派往文化部所属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辩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在场。刘诗昆上台发言被打,是我们工作队给救下来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券,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最初他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江青则积极串联,发动中央大员向刘邓开炮。

在巨大的压力下,刘少奇只好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作出书面检查。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是一种顶牛状态。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最多,达150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7年4月10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陪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表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春,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中外报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见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闹腾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记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1967年9月13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凭什么能把国家元首玩弄于股掌之上?凭什么能够颠倒是非,把一个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叛徒、内建、工贼”?这就得研究一下毛泽东创立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党国体制,其特点是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传承规则是党的最高领袖指定接班人。他对接班人能立能废,能贵能贱,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党国体制是有一套理论基础的。1954年,也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做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会议上,毛泽东换了一副面孔。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你打开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不论在大陆哪一个城市,都不执行,为什么不执行?因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不把这段话中蕴藏的个人独裁的真相揭穿,中国的宪政无望,民主无望。毛泽东这番“玩宪法”的高论,好像一切是为了党的利益,许多高级领导人觉得信服这些话是党性强的表现,这样他们也被“玩”了,被忽悠了。刘少奇当了多年的委员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主席,他没有把人大的权威建立起来,没有把国家元首的权威建立起来,红卫兵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能揪斗他,让他低头认罪。他举着《宪法》抗议,但《宪法》输给了小红书。所以,毛泽东这一番话,强化的不是党的权威,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是高于《宪法》的皇帝的权威。他不仅践踏了宪法,也践踏了党章,被他玩得不仅差一点亡国,也差一点亡党。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查不到原始出处,但我相信出自毛泽东,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毛泽东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毛泽东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

我们的领导人至今没有摆脱毛泽东谬论的束缚,当作不与外人言说的“枕中秘”信奉着。其实,毛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党的高级干部,观之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陶铸、彭德怀、贺龙、邓子恢、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诸人的遭遇而益信。只凭最高领袖个人好恶,说你右倾,你就是右倾;说你修正主义,你就是修正主义;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无理可讲,无处可告,只能检讨,低头认罪。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造就了一批阴谋家、野心家、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毛最后定的接班人名单,不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称为“通房大丫头”的人,也可以跻身常委行列。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买官卖官一兴起,朝有悻进,野有遗贤,就成了普遍现象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看看美国是如和对待有过失的国家领导人的。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4]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四川被判死刑的文强,有一段骇人听闻的自述,他说:“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呀!”意思是你要是正人君子,你就成了异类,没人敢相信你。你就会被逆淘汰。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最近又有了“维稳办”,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5]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大法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顺道看一看美国关总统的“笼子”。

自1998年年1月白宫丑闻案曝光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绯闻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斯塔尔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他竟然能够在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顿留下的污渍,这一证物后来成为这一性丑闻的关键证据。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司法部官员,是总统的下属,但在他背后有立法和司法两大系统撑腰,克林顿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给他的调查制造障碍,更不敢对他打击报复。

众议院听取了斯塔尔作证陈情后,1998年9月11日向媒体公布斯塔尔的调查报告。10月8日,众议院批准对克林顿开展正式弹劾调查。12月19日,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为由弹劾克林顿。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5节,“众议院…专享弹劾权”。决定是否适宜在某时候进行弹劾的权力,只属众议院所有。所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要向众议院报告克林顿总统的案情。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第6节,“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力。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前,全体参议员均须宣誓,如受审者为美国总统,则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审 ”。所以,众议院决定启动弹劾后,需提交参议院审理,但不由参议院议长主持,要把大法官请出来。

对总统是罢是留,是行使国家最高最大的权力。在美国,行使这个权力的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权体系之外的某个超级强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议制的国会。这个权分散到参众两院,众议院决定能不能弹劾,参议院决定弹劾能不能成立。最后由100名参议员票决总统的去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把大法官请出来主持,则是为了避免参议院议长的操纵。这套设计是把神圣权力平凡化、把独断权力分散化的政治杰作。

1999年1月7日,克林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理表决程序。克林顿的婚外情是道德问题,民事问题,众议院弹劾的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为此事接受调查时“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率13名众议员来到参议院,向参议员们宣读了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指控。12日中午在大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开始表决。5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5名民主党参议员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及“妨碍司法”两项指控逐一表决,12时40分左右,大法官伦奎斯特宣布,认定克林顿犯有两项指控的人数都没有到达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67人,因此克林顿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克林顿得以继续留任,但丑闻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绩都处在丑闻的阴影之下。

院外公众的呼声对参议员的投票起了舆论导向作用。那几年美国经济状况一直良好。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9%,失业率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工资增长为通货膨胀的2倍,30多年来首次实现政府预算平衡。虽然不少人对克林顿的品德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主要政绩,反对罢免他。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关非常注意倾听和尊重民意,绝不和民众对着干。

公众对党派斗争非常厌烦,特别是对共和党借克林顿绯闻案大做文章极为不满。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1998年,支持共和党和反对共和党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6%和32%,1999年则为38%和55%。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5年美国黑人就有了投票资格,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 [6]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7]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我们是否就从这里入手。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枕中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上面还有个“最最高”,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毛时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如果能够接班,国家会少走多少弯路啊。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8]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那样的悲剧,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式悲剧。温家宝是个勤政爱民、具有民主思想的好总理。他受到了“毛左”的疯狂攻击,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个文革余孽张勤德给温总理列了六大罪状,国外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跟着起哄,我们要密切注意,不允许再发生温家宝悲剧。要支持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在他们最后的任期多为人民做些事情,特别是在民生福利方面,他们想做事情,要给他们创造做事情的条件,领导国家平稳地走出经济危机。

[1]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2] 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

[3] 据2006年2月5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4] 于成玉:《缘何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来源:围城杂文网2008年10月30日﹐参见http://www.zawen.net/html/2008/10/2008-10-30-08-41-19.htm。

[5]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6] 20世纪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被称为“苏区”,建立的县政权叫“苏维埃”,闹出了农民到县政府找“苏大人”告状的笑话。

[7]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8]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