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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六四后上书批判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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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在七千字上书中说:“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

吴敬琏六四后上书批判赵紫阳

“前几年,赵紫阳同志对经济工作的错误指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这些日益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激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一撮阴谋份子又利用群众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挑起了动乱和暴乱。”这是《外参》记者最近获得的一份吴敬琏上书中的内容,文末所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6月14日初稿,7月12日修订。

赵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老本”损耗严重

吴敬琏是中国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这篇由他执笔整理的七千字上书,开门见山指出:“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一部分经济学家深感忧虑,认为需要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最近讨论过几次,现将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综合如下”。

上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紧迫的经济形势”,第二部分是“近年来的主要失误”,第三部分为“需要采取的措施”。

吴敬琏描绘“紧迫的经济形势”说:“1988年夏季爆发的深刻经济危机,经过十三届三中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治理、整顿,到今年初,虽然浅层问题(如群众对物价暴涨的恐慌心理)有所缓解,但深层问题(如机制混乱、结构恶化和效率下降)尚未转机,而且由于要压住必需品价格涨势,财政增支减收因素大量增加,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表现为流通中广义货币量M2,即现金加各项存款)继续膨胀。这意味着可能导致物价暴涨的因素仍在积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学潮、动乱和暴乱,不仅造成了数十亿元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国际收支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六月份财政已出现某些险情。”

他列举了原定的74亿元赤字将成倍突破、银行债台高筑、内外债还本付息高峰将逐步来临等等险情,披露数字说:今年(1989年)财政的内外债还本付息支出150亿元,1990年将一跃为430亿元,1991年490亿元,1992年将超过500亿元。外债还本付息高峰今年就已经到来,全年预计需要支付117亿元美元。他警告:“今年经济发展的短期前景相当严峻”,“从中期观察,这种经济形势很有可能要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吴敬琏认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将矛头集中到赵紫阳身上,:“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

在上书的第二部分“近年来的主要失误”中,吴敬琏系统地批判了赵紫阳的错误。

他说:面对目前严重的经济疾患,首先应当科学地分析十年来先有五年(1979—1983年)顺利发展、然后逐渐陷入困境的全过程,对病因、病程作出正确的诊断。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吴敬琏写道:“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大的失误。这主要是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在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都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损坏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一方面对必要的根本性改革回避敷衍;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推行种种似是而非、有严重负效应的‘新措施’,朝令夕改,花样不断翻新,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

赵紫阳经济方针造成五条危害

吴敬琏认为,赵紫阳推行的方针共有五条造成危害最为明显:

第一条,把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片面等同于“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和“放活”。在破除原有的各种规章制度,打乱指令性计划秩序的同时,不努力建立初步的市场关系和基本的市场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建立指导性的间接调控机制。这种作法,使国民经济管理缺乏一定的章法,中央的调控缺乏必要的手段。赵紫阳同志还以“容许探索”为名,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自行“变通”中央的政策和盲目进行“撞击反射”式的试验。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灯论”广为流行,争相效法“打擦边球”的错误做法,使各种违章违纪行为合法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

第二条,用对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让利”和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分权”,取代对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造。这种做法,使国民收入分配急剧向个人倾斜;由于连年大量“让利”,形成了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困窘,捉襟见肘;同时由于“工资侵蚀利润”现象普遍发生,企业的生产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并没有得到保证。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地方、企业不去认真改进经营管理,而是致力于寻求特殊优惠和挖国家的老底,来代替改善经营管理的艰苦努力。这样国民收入分配倾斜的结果,一方面让少数人发了大财,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效率并无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大量“让利”,近两年已难以为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从国民经济管理看,由于在依靠行政力量协调国民经济的格局并未打破的条件下不适当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职能,过度地向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分权,一方面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急剧下降,维持国民经济有秩序运转所必要的宏观总量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状况趋于恶化;另一方面又使条块分割加剧,在国内市场上,各地方、各部门相互封锁,互挖墙脚,势成割据,各种争夺物资“大战”愈打愈烈,在国际市场上,贱价倾销,“自相残杀”,肥水外流。

第三条,曲解中国经济改革要通过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建立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保证勤于劳动和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以便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普遍富裕这一基本政策。赵紫阳同志不是致力于通过等价交换和多劳多得来奖勤罚懒和奖优汰劣,而是广泛采用“吃偏饭”、“给特殊政策”等非规范的办法,对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社会集团乃至个别人“给好处”。特别严重的是,长期维持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造成了社会核算基准的扭曲;与此同时,我们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事实上都在鼓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行为。这为“官倒”、“私倒”利用价差、利差、汇差等大发横财大开方便之门,打击了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和诚实劳动、勤恳工作的劳动者,使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加剧。而在分配不公受到愈来愈多的评判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却亲自出马鼓吹“腐败不可避免论”,并为官倒行为作辩解。于是,近年来腐败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迅速蔓延。在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严峻,连续两年1/4以上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奢侈之风却在各级官员和高收入社会阶层中愈刮愈烈。分配不公和腐败蔓延,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也是这次动乱中那么多群众能够轻易地被挑动,同情、支持甚至参加反政府活动的重要原因。

第四条,在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由于连续的通货膨胀造成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农业生产已经出现问题。但在当时,领导上对整个农业的形势坚持作“乐观”估计,采取了某些不适当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开小口子”等错误的做法。赵紫阳同志在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农业物质技术遭到削弱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急剧下降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然粉饰太平,认为粮棉生产已经“过关”,只是流通环节存在问题。与此同时,采取了向农村加工工业急剧倾斜、拔苗助长的所谓“以工补农”政策。这种政策既打击了城市大工业,又并未真正起到扶助农业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业同非农产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打击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在缺乏平等竞争、不能做到优胜劣汰的条件下对乡村企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加上地方财政包干制度的影响,使大量设备差、效率低的小企业发展起来,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能源,致使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又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的承受能力,影响了社会安定。

第五条,在近五年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由前五年的改革促成的经济繁荣显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越来越多地依靠吃老本、“超分配”和通货膨胀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维持表面的繁荣。1986年以后,他一直对“通货膨胀有益论”和“紧缩(需求)有害论”采取支持的态度,反对对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进行有效控制。直到1988年夏季,在严重通货膨胀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他仍然听不进专家学者的劝谏,继续抵制和阻挠对经济环境进行治理,公然主张“用通货膨胀支持高速度”,终至酿成1988年秋季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党中央作出治理、整顿的正确决策后,赵紫阳同志又极力推卸他多年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失控的责任,硬说通货膨胀是由1988年中央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引发的。

吴敬琏还说:“他(赵紫阳)的‘智囊’班子,则散布流言蜚语,阻挠治理整顿,其后更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把经济危机推向社会政治危机。”

献计献策纠正赵紫阳的恶果

在吴敬琏所执笔上书的第三部分中,深感忧虑的经济学家向中央决策层献计献策。他列出了两大类措施:“可以立刻采取的措施”和“带根本性质的对策”。
前者,当务之急是“近期内做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包括严肃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建立近亲回避制度;取消高级干部的“特供”;坚决禁止小轿车进口和削减高档消费品进口,等等。在双轨制还未取消的情况下,实行物资、资金、外汇计划分配公开化的原则,所有贷款指标、物资调拨、外汇额度的分配情况,都要开列清单,公之于众,禁止领导个人批条子和代人说情。还要对执行治理、整顿计划的情况立即作一次全面检查。对压缩投资和行政开支,压缩计划外企业未“到位”的,发出黄牌警告,限期实现。重申原定的投资、信贷控制指标,要求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加以实现。

第二类对策,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他写道:“现在形势紧迫,时不我待。我们考虑,利用平息暴乱以后有利的政治态势和中央较为集中的权力,推行某些强有力的措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通货膨胀率压到5%以下,尽快把经济关系初步理顺,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他指出,“虽然实施这些带根本性的措施,会有不少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利益上的阻力,而且容易造成某些社会震动,但不实行这些措施带来的风险更大,因而势在必行。”

是哪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措施”呢?吴敬琏列出了四大项,每大项又列出了若干条目。这四大项是:

1、改变导致经济管理混乱、经济结构恶化的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制度,重建能够有效运作的宏观管理体系。

2、在克服行政性分权、地区部门各自为政带来的恶果的条件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双关齐下,调整产业结构。

3、企业承包制要转向规范化的经济核算制,要保证国家原有资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要根据企业规模和经济特点,建成不同类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4、价格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参数,价格体系不合理,商品经济难于正常运转,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也缺乏有效运作的基础。

在论述价格改革时,吴敬琏再次批判赵紫阳说:“其实,当时关于价格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不能绕开也不能长久拖延的判断不错,只是由于赵紫阳同志坚持在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条件下‘闯关’,才导致了重大挫折。”他认为,如果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精心设计,并在收紧货币供应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行价格改革还是具有可行性的。

吴敬琏在文中强调:“为了争取民心,堵塞乱源,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十分注意加强经济工作……必须在短时期内作出显著的成绩”。

成果累累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

从1954年起,吴敬琏在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55-1956年,他跟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79年开始,吴敬琏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3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从1984年开始至今,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他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6-1987年,他还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财经委副主任。2005年,他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吴敬琏出版过很多著作,如《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等,还有《吴敬琏选集》《吴敬琏自选集》多种。

《外参》记者给吴敬琏先生发出电子邮件求证关于这篇上书的情况,截至发稿仍未得到回音,希望下一期能向读者提供吴敬琏先生的答复。

(郑雨祥/《外参》第1期)